當今國際比較文學界的發展趨勢之一，即是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的結合。比較文學界對文化理論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而且在文學研究中引進了文化比較的視角，尋求具有跨文化意義的普遍規律。這也是比較文學跨語言、跨文化研究的必然體現。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的演進有其自身的演繹邏輯。長期以來，比較文學明顯地受到“歐洲中心論”的支配，隨著東方比較文學的興起，“歐洲中心論”已成為比較文學發展的障礙。在這種情況下，各種新興的文化理論，如解構主義、文化相對主義、文化多元主義等，為比較文學提供了多元發展的理論依據。不同文化體系的文學一律平等，只有在各種文化相互補充、平等對話的前提下，比較文學才可能獲得新的發展，這已成為人們的共識，“如果比較文學定位于‘跨文化與跨學科的文學研究’，它就居于文化溝通的最前鋒。從這個意義上說，比較文學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進文化溝通，避免災難性的文化沖突以至武裝沖突，改進人類文化生態和人文環境。這種二十一世紀的新人文精神正是未來比較文學的靈魂”。

如何實現有效的真正意義上的對話呢？按照巴赫金的說法，對話不僅是一種言語行為，而且與構成話語的社會文化因素有很大關系。他認為，對話的含義取決于下列三個因素：一是對話者共同的空間；二是對話者的共識和對情景的理解；三是兩者對情景的共同評價。這三個因素不僅指具體的日常交往中所發生的對話現象，而且也可以箋釋跨文化對話的問題。作為對話前提的共見、共識與共同評價等共同語境，基本上就是一種文化語境或者說是構成話語的社會文化因素。真正的對話得以實現的最根本的前提，是承認多元文化與多元話語共存的必要性與必然性；最根本的原則是平等對話，努力建立各種話語之間的平等關系，取消任何一種獨斷的話語霸權主宰一切的優先權。當然，平等對話并不是取消差異性而追求一律，相反，它甚至意味著承認文化選擇、文化傳播中的誤讀與過度闡釋，以及對話中可能存在的其他變形。

應該說，錢鍾書的比較文學研究與比較文化研究是融為一體、須臾不可分割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話語交錯、互動與融合，本身就構成了錢鍾書話語空間的顯著特點。錢鍾書在對具體文本的研究與闡釋中，總是既從文本自身出發而又超越于文本自身的局限，上升到文本所處身其中的文化語境，使文本自身的意義與文本外的文化語境始終處于相互運動又相互制約的動態過程之中。同時，又總是將中國傳統文化話語與西方文化話語捉置一處，展開對話，在對話中互證互識互釋互補，從而尋找能夠解釋同異但又超越于同異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論話語，實現跨文化的創造與建構?？梢哉f，文化視角是錢鍾書學術生涯中一以貫之的突出表征。早在一九三七年《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中，錢鍾書在以西方詩學的移情說理論來闡釋中國傳統文評特色的同時，就明確提出了在中西文化比較中考察中國文評特點的四個條件，這四個條件其實也可以視作是對文化特點的考察，顯示了他對文化問題的獨特思考。錢鍾書認為，對中國文評特點或一種文化特點的考察與概括，必須滿足四個方面：一是普遍性，必須為某一文化中的各宗各派各時代所共同運用過，而又隱伏于人們的意識與著作中，以至于普遍到令人習而相忘；二是獨特性，在另一種文化系統中找不到它的“匹偶”；三是與負載它的語言文字結構無關，在另一種文化系統中也可能微茫倏忽地存在它的影子；四是在應用上“能具普遍性和世界性”，從而可以推廣到另一種文化系統。錢鍾書指出，“中國所固有的東西，不必就是中國所特有或獨有的東西”，“中西對象不同，理論因而差異，我們不該冒失便認為特點；因為兩種不同的理論，可以根據著同一原則”。如果把這四個條件也視作考察文化特點的條件，那么錢鍾書的這種見解對當今中外文化比較依然有著深刻的啟示作用。

一九四一年春，錢鍾書為徐燕謀詩稿作有一序。這篇序言一度以為遺失，后來卻在鄭朝宗的早年筆記本中發現。它使人驚奇地發現，錢鍾書全部著作中所體現出來的中外文化比較視角，早已在這篇序中闡述得清清楚楚?？梢哉f，它已經集中體現了錢鍾書從早年短文到《談藝錄》再到《管錐編》一以貫之的真精神。我們不妨抄錄如下：

余嘗謂海通以還，天涯鄰比亦五十許年，而大邑上庠尚有鯫生曲儒未老先朽，于外域之舟車器物樂用而不厭，獨至行文論學，則西來之要言妙道絕之惟恐不甚，假信而好古之名，以抱殘守闕自安于井蛙裈虱，是何重貨利而輕義理哉！蓋未讀李斯《諫逐客書》也。而其欲推陳言以出新意者，則又魯莽滅裂，才若黃公度，只解鋪比歐故，以炫鄉里，于西方文學之興象意境概乎未聞，此皆眼中之金屑，非水中之鹽味，所謂為者敗之者是也。譬若啖魚肉，正當融為津液，使異物與我同體，生肌補氣，殊功合效，豈可橫梗胸中，哇而出之，藥轉而暴下焉，以夸示己之未嘗蔬食乎哉！故必深造熟思，化書卷見聞作吾性靈，與古今中外為無町畦。及夫因情生文，應物而付，不設范以自規，不劃界以自封，意得手隨，洋洋乎只知寫吾胸中之所有，沛然覺肺肝所流出，曰新曰古，蓋脫然兩忘之矣。姜白石詩集序所謂與古不得不合，不能不異云云，昔嘗以自勖，亦愿標而出之，以為吾黨告。若學究輩墟拘隅守，比于余氣寄生，于茲事之江河萬古本無預也。

文中所論及的李斯《諫逐客書》，錢鍾書在《管錐編》中再加論述，認為“此書歷來傳誦，至其命意為后世張本開宗，則似未有道者。二西之學入華，儒者辟佛與夫守舊者斥新知，訶為異端，亦以其來自異域耳。為二學作護法者，立論每與李斯之諫逐客似響之應而符之契，其為暗合耶？其為陰承耶？”，并且指出“‘衣服食用之具’，皆形而下，所謂‘文明事物’；‘文、學、言、論’，則形而上，所謂‘文化事物’：前者見異易遷，后者積重難革，蓋事之常也”。文化交流不僅僅只是文明事物層面往來，更重要的是所謂文化事物層面的融會。只有達到文化事物層面的融會，才能達到真正的文化的對話。這種真正的文化對話最終所達到的境界，應該是古今中外町畦盡泯，脫然兩忘，彼此皆化為水中之鹽味，而非眼中之金屑。

正是始終秉持著這種比較文化與文化對話的原則，錢鍾書才總是堅持“異域語可參”，旁征博引、匯通中西，在中外文化的對讀中尋求跨文化的共同規律。錢鍾書還更多地用西方文學與文化理論，來闡發中國的文學文本與文化現象，以形成于一種文化系統中的話語來分析處理形成于另一文化系統中的話語，或者結合傳統的理論與現象，展開雙向或者多向的闡發，以便使我們可以對自己的文化話語回過頭來另眼相看。這種另眼相看總是讓人有一種“回家”的感覺，無論錢鍾書征引的西方文化現象多么豐富，西方話語多么玄奧，最后總是為了對中國的文化傳統與文化話語產生一種新的認同。錢鍾書在《說“回家”》中說，“中國古代思想家，尤其是道家和禪宗，每逢思辯得到結論，心靈的追求達到目的，就把‘回家’作為比喻”。西方也有相似的比喻。中西比喻的相同，表示出人類思想和推理時一種實在的境界，“回是歷程，家是對象。歷程是回復以求安息；對象是在一個不陌生的，識舊的，原有的地方從容安息。我想，我們追思而有結果，解疑而生信仰，那些時的心理狀況常是這樣”。同樣，對于西方文化傳統與文化話語來說，中西文化的對話與交流也完全可以使之產生新的認同與“回家”的感覺，這正是文化對話中雙方互為主觀的結果，它體現了文化對話與交流中的理性精神。換言之，文化對話不僅是比較文學的方法論基點，也是一種有益于現代生活與現代社會的新的理性精神的表達。

在一個多元文化時代，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與雜交已成為當今世界文化的基本特色，一種純對本真的文化認同是不可能的，我們只有在不同文化的對話與雜交中，找到對自我文化的“回家”的感覺，才有可能在多元文化時代找到自己合適的文化身份認同，從而更好地參與到空前頻繁的文化對話與文化交流之中。這或許就是錢鍾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的現代意義之所在。

*本文摘自季進《錢鍾書與現代西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新民說2025年版

錢鍾書與現代西學

作者：季進

出版時間：2025年4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內容簡介：

《錢鍾書與現代西學》以錢鍾書學術思想與西方理論的深層對話為核心，通過闡釋學、解構主義、形式批評、比較文學、心理學、新歷史主義六大維度，系統剖析了錢鍾書如何在中西文化交匯處構建獨特的話語空間。全書以《管錐編》《談藝錄》等經典著作為基礎，揭示錢鍾書突破學科藩籬、融通古今的學術路徑：他既以中國傳統詩話的“擘肌分理”為根基，又借鏡西方理論對文本進行現象學式觀照，在“闡釋的循環”中深入剖析中西詩學的共通文心。

書中特別強調錢鍾書對詩史互證、通感、翻譯的化境等命題的創造性闡發，展現其以“東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廣闊視野，將禪宗妙悟與解構思維、形式批評與心理分析熔鑄一爐，形成獨特的學術氣象。全書不僅追溯了錢鍾書文學創作的心路歷程，還通過雙向互動的學術史視角，揭示其如何以現象學范式重構離散的文化碎片，最終形成超越邏輯體系的互文性闡釋場域。

錢鍾書對“和而不同”對話原則的實踐，不僅為當代人文研究提供了跨文化闡釋的典范，更為全球學術界貢獻了獨特的中國視角，其學術思想在中西文化的深度對話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為現代學術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理論資源和方法論啟示。

作者簡介：

季進，江蘇如皋人，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蘇州大學海外漢學（中國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文獻整理與研究（1949-2019）”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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