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以電動化和智能化為牽引，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憑借電池技術、電驅動系統及自動駕駛等核心領域的顛覆性突破，成為新質生產力的典型代表。在“人工智能+”的時代背景下，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將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不僅是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和培育未來產業的重要抓手，更是提升我國全球汽車市場的競爭力的關鍵路徑。本研究以顛覆性技術創新理論為基礎，結合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概念特征和發展現狀，剖析其顛覆性技術創新的驅動因素，并探究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顛覆性技術創新的演化路徑。同時，本研究發現其演化過程本質上遵循顛覆性技術與主流技術競爭迭代的客觀規律，為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驅動顛覆性技術創新提供理論依據。

| 關鍵詞 |

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新質生產力；顛覆性技術創新；演化路徑

| Abstract |

Driven by electrification and intelligence， intelligent connected new energy vehicles have become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with disruptive breakthroughs in core areas such as battery technology， electric drive systems， and autonomous driving.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era， intelligent connected new energy vehicles deeply integra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ey are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future industries but also a crucial path to enhance China’s competitiveness in the global automotive market.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sruptive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combining the concep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intelligent connected new energy vehicles， it analyzes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ir disruptiv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xplores the evolutionary path of their disruptiv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essentially follows the objective law of the competitive iteration between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and mainstream technologie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intelligent connected new energy vehicles to drive disruptive technology innovation.

| Keywords |

Intelligent connected new energy vehicles；New productive forces；Disruptive technology innovation；Evolutionary path

1.引言

人工智能作為驅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引擎，以顛覆性技術創新重構新一輪全球產業競爭格局。隨著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作為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通過智能座艙、智能駕駛、智能制造等領域的系統性和顛覆性突破，加速推動汽車行業從“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動空間”轉變。在政策引領上，我國不斷加大對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產業的支持力度，已連續兩年列入我國《政府工作報告》中。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鞏固擴大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等產業領先優勢”[1]。而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則再次明確提出“大力發展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的新一代智能終端”[2]。這標志著我國對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從“鞏固擴大”到“大力發展”的戰略轉變和重視，逐步將智能網聯顛覆性技術創新突破和產業化發展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

目前，我國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勢頭強勁、智能化程度優勢明顯，使我國在全球新能源汽車上半場的電動化發展中實現了“彎道超車”。隨著汽車產業的持續變革，智能網聯技術在新能源汽車領域應用不斷深化。二者的融合呈現出相互促進和相互作用的關系。具體表現為，新能源汽車具備智能網聯功能，強化駕駛的便捷性和安全性；而智能網聯技術則通過數據交互，推動著新能源汽車的迭代升級。這兩者的深度融合，既是技術進步的結果，也是市場需求和政策導向協同驅動的表現。相較于國外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高端顛覆性技術創新路徑，國內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多為低端顛覆性技術創新。兩類顛覆性技術創新路徑同時存在與發展，并相互競爭，通過不斷演化，構成混合顛覆技術創新（張樞盛、陳勁，2023），極大推動顛覆性技術創新在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的發展。

當前學術界從協同創新、產業創新生態系統、技術創新等視角對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展開研究，探究了關鍵零部件和核心技術突破，智能網聯架構融合與雙碳政策驅動的關系。但現有研究仍然是以單一智能網聯技術或新能源汽車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從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雙重驅動視角，系統分析其顛覆性技術創新演化路徑的文獻較少。因此，本文在智能網聯技術與新能源汽車兩者融合的基礎上，系統解構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的原創性和顛覆性技術創新的演化路徑，為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產業在實踐中如何有效驅動顛覆性技術創新提供借鑒和參考。

2.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的概念、特點及發展現狀

2.1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的概念

智能網聯汽車（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ICV）是車聯網與智能駕駛技術的有機聯合。車聯網概念起源于Nijkamp等（1996）提出的遠程信息處理（Telematics）技術。在Turner（2000）道路遠程信息處理技術和Sastry（2002）車輛遠程信息技術研究基礎上，Matthias（2005）系統整合提出車聯網概念，將車內、車際通信整合為可持續網絡架構。2009年G-Book和Onstar正式引入我國，標志著我國Telematics技術進入商用化。在此基礎上，我國學者提出車聯網是通過車載電子標簽與無線射頻技術，實現車輛全維度數據采集、分析及綜合服務平臺構建（王建強等，2011）。隨著2016年我國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發布的《智能制造發展規劃（2016—2020年）》，正式將智能網聯汽車定義為集成先進傳感器、控制器及通信模塊，具備“車與X（人、車、路、云）”多維交互、環境感知及協同決策能力的新一代汽車。

新能源汽車（New Energy Vehicles，NEVs）作為全球環境保護意識提升下的產物，在技術演進與產業發展中展現出獨特路徑。其最早可追溯至19世紀中期，匈牙利工程師Jedlik與美國工程師Anderson研發出首臺鉛酸電池電動汽車，雖受限于電池無法充電，但開啟了新能源汽車的初步探索。20世紀初，內燃機技術革新促使燃油車憑借燃料便攜性、續航優勢及低成本占據市場主導地位，而電動汽車因充電設施不足退出市場。盡管在20世紀中后期電動汽車技術有所突破，但未形成全球汽車產業的發展共識。直至21世紀，鋰離子電池能量密度的突破，真正推動純電動汽車實現技術復興。從定義來看，新能源汽車是指采用非常規的車用燃料作為動力來源，或使用常規燃料結合新型車載動力裝置，并集成先進動力控制和驅動方面的新型車輛，是最合適的智能載體。

進一步，融合新能源動力系統與網聯技術的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應運而生，與單一的智能網聯汽車，或新能源汽車存在本質區別，新能源汽車聚焦汽車的動力來源，而智能網聯汽車側重智能化和網絡化。基于此，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在兩者的基礎上，融合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先進制造等多元化創新技術，構建起“人—車—環境”之間的智能信息交互和共融，推動汽車行業向智能化、高效化、綠色化的方向發展。具體而言，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依托先進車載傳感—控制—執行系統，結合人工智能算法，實現車輛對多維環境信息的實時感知能力與智能決策（孫琳，2024）。通過路徑優化與自適應控制策略，能夠實現在復雜道路條件下的安全駕駛，提供舒適且節能的駕駛體驗（張隴平等，2023）。這種智能化升級不僅重塑汽車產品形態，更催生出產業鏈的顛覆性變革，尤其在固態電池、智能座艙、車路云協同等核心領域形成新的技術增長點。基于車與車（V2V）、車與基礎設施（V2I）、車與人（V2P）之間的通信能力，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在實現交通優化的同時，結合新能源汽車零排放或低排放，能夠有效減少尾氣污染，符合綠色出行的環保理念。

2.2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的特點

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作為融合現代通信與網絡技術的新型汽車，與傳統汽車相比呈現出顯著的技術革新特征，其核心特點體現在高度智能化、強大網聯性和電驅動特性強三個方面。

2.2.1高度智能化：控制響應迅速

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集成自動駕駛、自動泊車、自動避障等核心功能，顯著提升交通系統安全性與運行效率。具體而言，自動駕駛技術融合高精度地圖、多類型傳感器及智能算法，通過實時感知環境信息，實現車輛在復雜場景下的自主決策與自主行駛，一定程度上提升駕駛安全性和減輕駕駛負擔。智能自動避障系統則基于環境監測技術，實時自動識別行人、車輛等動態和靜態障礙物，并據此自動調整行駛軌跡，增強行車安全性。自動泊車功能借助車載傳感器與控制系統，實現停車位自主搜尋與精準泊車操作，優化停車資源利用效率，以及提高停車的效率和安全性。此外，車輛之間可以相互通信，實現車輛協同控制，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為構建高效智能交通系統提供技術支撐。

2.2.2強大網聯性：信息交互豐富

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憑借其強大網聯特性，構建起多維度信息交互體系，成為推動智能交通的核心載體。車聯網技術，實現車與車（V2V）、車與基礎設施（V2I）、車與人（V2P）之間的信息實時交互和共享。其中，車與車通信通過實時共享行駛數據和路況數據，實現車輛間協同行駛，一定程度上能夠提升交通效率，并降低交通事故的發生。車與基礎設施則是通過監測在道路上行駛的車輛，從而能夠實時獲取交通信號狀態和路況信息，提升通行效率。同時，道路基礎設施可以通過收集車輛運行數據，以此優化交通規劃和管理，實現交通資源的高效配置。簡言之，基于互聯網連接的遠程監控、遠程診斷、遠程升級等功能，不僅能實時監測車輛狀態，還可以通過車聯網優化交通效率。

2.2.3電驅動特性強：低碳零排放

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采用新能源電池驅動，從源頭上減少污染排放，對改善環境質量具有重要作用。純電動汽車以動力電池為單一動力來源，實現全過程零尾氣排放，契合低碳發展目標。伴隨電池技術的不斷進步，其續航里程和充電速度顯著提升，有效緩解用戶里程焦慮，滿足多樣化出行需求。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則融合傳統燃油動力與電驅系統優勢，確保動力供給穩定可靠。此外，新能源汽車中的制動能量回收技術，可以將車輛減速過程中的動能轉化為電能存儲利用，進一步提升車輛的能源利用率。同時，通過集成高效能量管理系統，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實現動力輸出與能量回收的動態平衡，實現能量的優化利用。

2.3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的發展現狀

在新一輪技術革命浪潮與能源環境的時代背景下，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已成為全球汽車產業轉型發展的核心方向（舒文俊，2025）。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在產業戰略、法規建設和技術創新上占據領先地位（黎宇科、劉宇，2016；丁純等，2024）。我國雖然在電動化階段實現“彎道超車”，但在智能化下半場仍面臨諸多挑戰。首先，技術研發層面，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研發難度大、周期長，需要長期高額投入（郭元源，2025），而現有自動駕駛控制算法存在能耗優化不足、軌跡規劃能力弱、決策受限等問題（崔明陽等，2022；杜德慧，2025），距離成熟應用仍有差距。市場競爭中，消費者對智駕技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要求高，相關車企需要平衡技術創新與產品質量安全。其次，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我國雖已開展“車路云一體化”部署，但各地建設仍處于初級階段，系統架構還不完備（岳超等，2024），制約新能源汽車的車路協同效果。而在數據安全與法規領域，數據權屬、管理和價值分配機制缺失（黃丹鳳、朱潔美，2025），導致數據流通共享困難。同時，自動駕駛責任認定、數據安全等法規滯后（劉法旺等，2021；），阻礙其商業化進程。最后，產業生態方面，我國汽車芯片和操作系統依賴進口（周天成等，2025），供應鏈存在安全隱患。同時，產業鏈上下游協同不足，跨行業融合因標準和利益訴求差異面臨阻礙（方海洲、包莉麗，2020）。

基于此，多數學者從協同創新、產業創新生態系統、技術創新等視角對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展開研究，研究關鍵零部件和核心技術突破（趙福全等，2016；馮春林，2018）、智能網聯架構融合（鄭雪芹，2019）與雙碳政策驅動的關系（趙文博，2022），發現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呈現技術集成復雜性和生態多主體依賴性的特點（姜慧敏等，2019；李克強等，2017）。作為人工智能技術與可持續綠色能源融合的新一代汽車，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對碳中和目標實現、提升現代交通系統效率具有顯著正向作用（殷媛媛、杜漸，2019）。現有研究主要聚焦產業技術鏈協同（李曉冬等，2019；Tang等，2023；Na，2024）、國家政策適配性（馮春林，2018；Zhang；2020）兩大維度，圍繞跨界融合協同創新（邊明遠、李克強，2018；董揚等，2018）、“車云協同生態系統”（晏欣煒等，2018）等領域，提出“新能源+智能網聯”雙驅動戰略模型（鄭雪芹，2019）和“車路云一體化”（左志強等，2023）等發展路徑，強調電動化、智能化與基礎設施形成協同創新發展網絡。

然而，現有研究仍存在局限性。一方面，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與傳統新能源汽車在技術創新上存在本質區別，后者以“單一能源替代”為邏輯，前者則以“能源—數據—服務融合”為核心（吳征等，2022），從而引發技術標準滯后于場景適配不足等問題（馮春林，2021）。另一方面，主體協同路徑不夠清晰，傳統車企和新能源車企在技術創新能力上存在顯著差異（吳君民、錢佳麗，2024），產業協同研發效率低（王勇等，2024）。此外，國外研究多聚焦技術商業化與法規兼容性（Bagloee，2016），而國內雖強調政策引導與國產化替代（周德群等，2025；周時瑩等，2023），卻缺乏對充電網絡互聯互通的深入探討，缺少能源系統與智能網絡的耦合機制、用戶需求與產業供給的動態匹配等跨學科研究。

3.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顛覆性技術創新的演化路徑

3.1顛覆性技術創新的內涵及構成要素

顛覆性技術創新理論最早可追溯到熊彼特（1934）“創造性破壞”理論，強調新興企業以突破性技術顛覆市場格局。20世紀中葉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將其引入軍事研發（Dosi，1982），推動技術范式躍遷。基于此，Bower & Christensen（1995）提出顛覆性技術概念，構建低端顛覆與新市場顛覆雙路徑模型，揭示后發企業通過技術迭代取代主流技術的特性。Christensen（1997）進一步擴展為顛覆性創新理論，涵蓋技術、服務和商業模式創新，形成新入企業通過低端替代或新市場創造顛覆在位企業的核心邏輯。在顛覆性創新理論演進中，早期理論聚焦低端市場替代路徑（Gilbert，2003），強調技術簡潔性和漸進改進（Christensen，1997）。現有研究則突破低端限制，Nagy等（2016）將其定義為通過新功能、技術標準或所有權形式改變市場預期的創新，涵蓋高端顛覆場景。最終形成低端顛覆、新市場顛覆（Christensen & Raynor，2003）和高端顛覆（Govindarajan & Kopalle，2006）、跨界整合顛覆四種基本顛覆性技術創新類型，但其本質都在于引發市場結構、技術軌道或產業生態的根本性變革。

隨著理論不斷深化，研究視角從單一技術視角延伸至商業模式、戰略等系統創新（Si & Chen，2020），形成涵蓋內涵特征（Christensen，1997）、演化路徑（劉海兵等，2023）、影響因素（楊瑾，解若琳，2020）的研究主題。市場視角強調技術初期在主流性能指標上表現不足，但具備簡單、經濟和非競爭性特征（Christensen，1997），通過培育低端或新市場用戶逐步滲透主流市場。技術視角下突出融合性（方曦等，2025）、突變性（Christian & David，2018）和新穎性（Hargadon & Sutton，1997），依托多學科融合突破傳統S曲線，強調功能屬性躍遷與技術軌道重構（黃魯成等，2015；Kostoff et al.， 2004）。部分學者提出顛覆性技術涵蓋技術新穎性、優越性和外部性三個核心維度（曲冠楠等，2023）。因此，學界對技術新穎性是顛覆性技術的關鍵特征達成共識。國家戰略層面則關注技術的基礎性、前瞻性（王康等，2022）和正外部性（Scott，2005）特征，強調通過科學突破提升國家競爭力（曲冠楠等，2023），并聚焦國家戰略引導與創新生態系統的協同演化（張立國等，2020；郭燕青等，2018），從而揭示顛覆性創新的非線性躍遷與生態依賴性（Adner，2002；周洋，2017）。綜上所述，已有研究從微觀層面探索顛覆性技術知識重組機制（黃海洋、陳繼祥，2022），中觀層面構建“技術—市場”雙向匹配模型（楊曉雯、侯松，2021），宏觀層面剖析國家創新體系與顛覆性技術擴散的耦合規律（張立國等，2020）。

3.2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顛覆性技術創新的驅動因素

在顛覆性技術創新理論發展脈絡中，Schumpeter（1934）提出企業家精神是技術躍遷的核心驅動力，Christensen（1997）進一步拓展市場需求驅動理論，指出主流技術性能過剩催生顛覆性技術創新機會。作為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代表，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深度融合新能源、智能網聯和智能制造等核心前沿技術。本研究從技術演進、市場需求演變和政策制度支持三個方面，探討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顛覆性技術創新的驅動因素。

3.2.1技術驅動因素

技術作為驅動科技創新的核心力量，對經濟和社會的繁榮發展發揮重要作用（陳勁、劉海兵，2024）。自20世紀中期，Schumpeter提出技術創新線性發展理論以來，學界普遍認同技術演進對產業變革的驅動作用。Maddison進一步提出，科學技術進步的加快顯著提升了創新效率。在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領域，顛覆性技術創新表現為后發企業通過突破性技術引入，從低端或邊緣市場切入并顛覆重構產業格局的創新范式，其核心特征具有突變性、不確定性、時效性、超越性等多種特征。基于現有文獻梳理，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的技術驅動體現為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跨領域技術的融合以及自動駕駛領域三個方面。

首先，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性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汽車產業的技術架構。自動駕駛算法通過深度學習模型環境感知與決策控制的智能化躍遷（李東紅等，2021），而車聯網V2X通信技術通過車路協同提升安全性（Montanaro et al.， 2019），使單車智能向協同智能轉變。其次，跨領域技術融合促進多維度創新勢能。多源傳感與車路協同系統等技術突破重構汽車動力與控制系統（張君蘭，2022；趙文博，2022），5G通信與深度信念網絡等AI技術驅動自動駕駛從漸進式創新向系統級躍遷（張隴平等，2023），進一步推動鋰電池與自動駕駛算法對傳統動力系統及安全標準的顛覆（李東紅等，2021）。最后，在自動駕駛領域，高階自動駕駛面臨可靠性不足、長尾場景處理難題，需依賴邊緣計算、可見光通信等新興技術突破（蔣瑜潔等，2021），倒逼企業不斷進行技術創新，具備更強大的AI算法。

3.2.2市場驅動因素

市場需求通過影響顛覆性技術的創新偏好與差異化特征，驅動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產業的技術創新演化進程。在技術創新方面，精準把握目標市場消費者需求是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企業實現顛覆性技術突破的必要條件。隨著市場不斷發展，消費者對顛覆性技術衍生新產品的性能表現、功能多樣性與動態迭代需求日益顯著。因此，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的市場驅動力主要表現為消費者需求洞察、產業鏈結構重構以及商業模式創新三個方面。

首先，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終端市場的需求演變是核心驅動力。Christensen（1995）提出的顛覆性創新理論指出，新興技術往往通過滿足邊緣市場需求實現突破。在智能網聯汽車領域，消費者對環保性、智能化及服務化的功能需求，形成強大市場拉力（邢路遙，2025）。但消費者的需求體現為較強的地域性差異（熊勇清等，2019），這種需求分層特性使車企加大在感知算法、車路協同等領域的研發投入。其次，市場跨界競爭是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傳統車企面臨ICT企業的技術替代威脅，而互聯網企業通過V2X通信、高精地圖等優勢切入汽車供應鏈（武建龍，2021），促使主機廠加快技術布局（曹陽春等，2023）。最后，商業模式創新驅動技術商業化路徑轉型。比亞迪與特斯拉分別通過低端跨界和高端生態模式實現“換道超車”（張樞盛、陳勁，2023），吉利汽車則借助模塊化架構完成從傳統燃油車向“智能健康生態”的技術范式躍遷（張樞盛等，2021），闡釋“技術—市場”雙元協同理論對技術邊界的突破（劉蘭劍，2016；王媛等，2020），并借助技術賦能與產業集聚重構產業格局（武建龍、劉家洋，2016；蘇屹、付寧寧，2023）。

3.2.3政策驅動因素

科技創新政策通過構建外部環境，驅動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顛覆性技術創新。在供給側，政策依托科技計劃，以財政補貼、金融投資和研發平臺建設，推動技術創新與升級；在需求側則借助消費稅降低、基礎設施建設等方式，促進顛覆性技術逐漸滲透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產業。此外，在環境方面通過完善行業標準和市場規則，引導顛覆性技術與主流技術之間的良性競爭。三類政策協同進行，為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及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等奠定基礎，實現從技術研發到市場應用的全鏈條驅動。

首先，產業政策通過戰略規劃鎖定技術軌道。我國《智能汽車創新發展戰略》規劃自動駕駛、車路協同等關鍵技術突破路徑（孫玉濤等，2022），形成“技術攻關-場景驗證-商業化落地”的全鏈條政策引導。同時，長三角測試示范區及地方政府出臺專項政策，促進技術擴散網絡形成（蘇屹等，2023），形成差異化技術突破路徑。在此基礎上，“扶持性”政策降低企業投入風險，而“門檻性”政策倒逼技術商業化（劉和旺等，2023），這些創新性政策工具一定程度上激發企業技術升級動力（賀正楚，2018）。其次，通過統一通信協議推動車路協同技術規模化應用，開放專利戰略構建技術生態（Jin et al.， 2024；張路蓬等，2018）。而政府通過專利強制許可、縮短審查周期等制度設計，降低后發企業技術獲取成本。最后，監管沙盒制度通過限定場景、豁免部分法規允許技術試錯（王家寶，2010），平衡創新激勵與風險管控（侯郭壘，2018）。此外，各國通過專項計劃與產學研合作攻克“卡脖子”技術，實現技術從研發到商業化的轉變（邵云飛等，2024；侯冠宇等，2025）。

3.3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顛覆性技術的演化路徑

顛覆性技術創新呈現非線性演化特征，初期性能劣勢（Christensen， 1995）、中期技術-市場適配（Adner， 2002）、后期生態位擴張（Ozalp et al.， 2022）。動態能力理論與創新生態系統理論為解構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顛覆性技術創新的演化路徑提供了關鍵支撐。前者強調企業通過技術機會識別、跨領域資源整合與生態平臺重構的三階段躍遷實現顛覆性創新（唐方成等，2022）。后者揭示其演化路徑既受政策驅動，也依賴企業從漸進創新向生態拓展的戰略躍遷（王宏起等，2016；趙天一等，2023）。基于顛覆性技術的特征，將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顛覆性技術創新演化過程劃分為顛覆性探索、開拓和爆發三個階段（張樞盛、陳勁，2023）。

3.3.1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顛覆性探索階段

智能網聯技術作為顛覆性創新的核心引擎，驅動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從根本上對傳統技術和產業進行“創造性破壞”。相較于特斯拉“高位引領—高位跨越”的高端顛覆性躍遷范式，國內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多為低端顛覆性技術創新（何琪等，2025）。在顛覆性探索階段，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技術創新呈現非連續性與邊緣性特征，技術突破遵循“低端破壞”路徑。企業基于“性能取舍”策略（Nagy，2016），選擇非主流技術路線，有效捕捉技術溢出機會。在自動駕駛領域，其高度依賴感知、決策和控制等多技術融合，從而重構了傳統汽車的技術結構（Schwarting et al.， 2018）。基于此，現階段以漸進式、突破式和混合式追趕路徑，強調技術積累與市場定位（邢文鳳，2016）。

此外，該階段的市場拓展高度依賴外部政策干預。例如，政府補貼和碳排放政策，不斷加速技術擴散（賀正楚，2018），有效降低用戶對成本的敏感度；提出“政策-生態-競爭優勢”演進模型，強調政府引導下的產業鏈協同（胡登峰等，2021），以及臧樹偉（2017）強調政策導向與產業生態的協同作用，與劉和旺（2023）提出的“扶持性政策”理論相契合。該階段技術采納呈現離散化特征，企業協作以技術許可為主。電池廠商與整車企業維持傳統供應關系，ICT企業單向輸出通信模塊（張利飛，2013；王靜宇，2015），然而，各國通過補貼、科技專項加速了電動化與智能化融合。

3.3.2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顛覆性開拓階段

在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的顛覆性開拓階段，其核心以利基市場為關鍵突破口，將顛覆性技術轉化為產品實現價值創造。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市場顛覆的本質，實際上是顛覆性技術與主流技術所創造產品間的競爭，通過重構自身價值體系，形成新體系以取代主流技術的價值體系。在該階段，技術突破從組件創新向系統級重構的跨越，以局部量變引起系統質變。具體表現為，一方面，鋰電池技術顛覆傳統動力系統，國內汽車比亞迪通過電池技術垂直整合實現彎道超車。另一方面，國外汽車特斯拉通過“視覺算法+AI芯片”技術融合實現架構級創新（李東紅，2021）。以軟件定義汽車成為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的發展趨勢，OTA遠程迭代技術，與“硬件預埋與軟件付費”模式相互促進和發展（束超慧，2022），重塑產品生命周期價值。

此外，市場拓展呈現出“技術創新”與“商業模式變革”雙輪驅動的協同效應。在高端市場領域，Chen（2019）指出，特斯拉Model S以智能化差異替代傳統豪華品牌，并通過從Roadster到Model 3的產品迭代，逐步優化性能集成性。相比之下，傳統車企的分散供應鏈難以實現深度整合。而在新興市場領域，蔚來汽車以“硬件+軟件+服務”一體化模式，但尚未構建起成熟的盈利體系（楊桂菊，2020）。這種價值創造邏輯的轉變，推動產業生態系統從鏈式結構向價值網絡轉變。學界普遍認為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亟須強關聯性的跨界合作融合，互聯網企業以ICT技術賦能車企，并以跨界知識融合，促使車企與5G、AI共建自動駕駛算法平臺（曹陽春，2023）。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技術標準協同專利許可機制通過交叉許可，有利于降低技術壁壘（張利飛、張嘉文，2024；徐常塑等，2025），而標準聯盟的構建對于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的發展，發揮著重要的戰略價值。

3.3.3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顛覆性爆發階段

隨著智能網聯技術、固態電池技術等關鍵核心技術的快速發展，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產業進入一個激烈競爭的顛覆性爆發階段。政策驅動、技術創新與市場演化三者形成的協同效應不斷重塑其價值網絡體系，產業呈現出無邊界化（張樞盛、陳勁，2023），從單純的硬件制造變成一個涵蓋“硬件+軟件+服務”的集成度更高的產業。在制度機會窗口的推動下，政府通過產業政策顯著降低企業創新成本與市場風險。這種政策紅利不僅為企業帶來經濟價值與長期優勢（陳字理等，2022），還加速了“技術-市場”的正反饋循環，為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提供制度保障。例如，5G+邊緣計算支撐的車路云一體化具有顛覆性潛力（Jin等，2024），一定程度可以實現全域感知數據實時交互。對現有電池產業來說，固液混合電池并非顛覆性技術，而全固態電池具有顛覆性的潛在風險（歐陽明高，2024）。

技術范式變革推動產業競爭呈現“百花齊放”的發展態勢。一方面，Transformer模型的引入顯著提升自動駕駛在長尾場景的處理決策能力（唐小林等，2024），推動汽車產品從“傳統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動第三空間”轉變升級。另一方面，汽車企業針對網約車等細分市場開發專用車型（宋利、鄭榮榮，2025），實現市場主導邏輯從需求響應向需求創造的轉變。此外，在價值創造方面，產業生態系統不斷演化為多邊和多元價值共創平臺。例如，比亞迪e平臺開放核心專利（胡登峰，2021），通過產學研協同創新賦能汽車產業轉型（黃開勝等，2024），共同構建起技術擴散與政策創新的聯動機制。目前，我國產業發展呈現雙重特征。一方面，市場加速培育促使技術迭代進入快車道，大算力平臺與數據模型的深度融合，推動高級別自動駕駛技術的重大突破。另一方面，產業競爭焦點正從整車制造向關鍵核心零部件轉變。盡管我國具備傳統整車制造優勢，但增強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的新質生產力，需要突破固態電池、智能座艙、車路云協同等關鍵核心技術。

因此，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顛覆性技術的演化路徑見下圖：

圖1 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顛覆性技術創新的演化路徑

4.研究貢獻與未來展望

4.1研究貢獻

本研究基于顛覆性技術創新理論，在智能網聯技術與新能源汽車兩者融合的基礎上，通過梳理現有文獻對智能網聯技術與新能源汽車的研究，明確了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區別于傳統汽車的概念內涵和基本特征，為系統解構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原創性和顛覆性技術創新的演化路徑，奠定了堅實的理論支撐。

具體而言，本研究對現有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和顛覆性技術創新等相關研究的理論貢獻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首先，明確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的基本內涵、主要特征，以及剖析我國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的發展現狀和研究現狀，即融合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先進制造等多元化創新技術，構建起“人—車—環境”之間的智能信息交互和共融的新一代汽車，顯著區別于傳統燃油汽車。其次，通過引入顛覆性技術創新理論，系統梳理其核心概念與構成要素。從技術演進、市場需求演變和政策制度支持三個方面，深入解析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顛覆性技術創新的關鍵驅動因素，最后，依據顛覆性技術的特征，將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顛覆性技術創新演化過程劃分為顛覆性探索、顛覆性開拓和顛覆性爆發三個階段，分析每個階段的發展特點，發現其演化過程始終遵循著顛覆性技術與主流技術競爭迭代的本質邏輯。

4.2未來展望

目前，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作為融合多領域前沿技術的新興概念，尚未在學術界引起廣泛關注。這一研究空白與我國汽車產業智能化、電動化轉型的戰略需求形成鮮明反差。在產業實踐層面，我國亟須通過攻克關鍵核心零部件技術壁壘，構建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的全球產業競爭優勢。在理論層面，現有文獻對于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的概念內涵、特征及發展現狀的研究仍顯不足，缺乏對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顛覆性技術創新發展機制的系統性研究。對此，為深入解析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顛覆性技術創新的演化路徑，應進一步采取案例研究和扎根理論研究方法，解構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如何通過顛覆性技術創新，驅動整個汽車產業生態重構。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拓展研究領域，基于地域差異、企業戰略等差異化視角，以橫向對比視角，剖析國內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顛覆性技術創新的差異化發展機制，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突破“卡位競爭”困境提供“中國方案”。

本文受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共益型科技領軍企業促進產業創新生態系統能級躍遷的創新引領機制研究”（編號：24BGL048）資助。

作者簡介

陳博楨 北師香港浸會大學生命科學系、碩士研究生

黃天蔚 武漢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湖北產業政策與管理研究中心、武漢科技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研究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注釋

[1] 新華社.政府工作報告——2024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EB/OL]，https：//www.gov.cn/，2025年4月19日訪問中國政府網.

[2] 新華社.政府工作報告——2025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EB/OL]，https：//www.gov.cn/，2025年04月19日訪問中國政府網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