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的存在，對于延緩明朝滅亡到底有沒有作用？那就得先看一看魏忠賢在的時候，執政有什么特點。

集權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特點，通過東廠和錦衣衛魏忠賢把權力牢牢攥在了自己的手中，一個人就代表了中央，所以這一時期盡管宦官專權但政令相對統一。

有了權就得有錢，魏忠賢打破了之前明朝的策略，不再向農民征收過重的稅負，轉而對工商業實施重稅。

商稅下來之后，比往常提高了至少10%，趕上某個年頭可以增20％。

1625年，僅江南一個地區征上來的額外賦稅就有200萬兩。

除了征稅，還要補款。以前欠的錢要補交上來，1626年，蘇州府一個地方就被宦官追繳到手50萬兩白銀。

明朝末期，關于遼東士兵的工資問題，朝廷也有明確的規定，那就是各地要分攤東北的軍費。

浙江一個地兒分到了90萬兩，但他們足足欠了60萬兩不交，經魏忠賢的宦官之手立刻追上了40萬兩個虧空。

還有的東林黨家屬竟敢不交稅轉移財產，那肯定得遭到宦官集團的打擊，要不被殺，要不被流放。

江浙集團成了稅收的主要來源，江浙集團在中央的文官代表也受到了魏忠賢的著重打擊，文人文黨受到了壓制，既減輕了財政消耗，也降低了內耗，節約了資源。

經過魏公公的一番雜治，帝國的稅源比重明顯發生了轉變。

原本農民承擔這個國家60%的稅，但到1625年下降到了40％。

工商業原來只有14%的稅，但到此時，賦稅的比重已經上升到了22%。

有權有錢之后，魏忠賢便可以支持邊軍。袁崇煥，孫承宗等人的作用在魏忠賢時期得到了最大的發揮。

同時，遼軍的軍餉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雖然有宦官克扣，但遼軍比任何時候拿到的軍校都要多一些，這足以穩定軍心。

東林黨的內耗受到了魏忠賢強權的壓制，非傳統手段的征稅方式又保證了國庫的充盈，寧遠大捷、寧錦大捷又保證了軍事上的短暫優勢。

這些對于延緩明朝的滅亡的確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魏忠賢雖然是奸宦，但的確有一定的功勞。

他的財權、強權對于延緩明朝末期危機的發生有著推遲作用，保證了1620年代明朝朝堂的穩定以及邊軍對后金的優勢。

像袁崇煥這種抗擊清朝的主力將領，在魏忠賢時期能夠得到重用甚至信任，對比袁崇煥后期所遭到的懷疑簡直有天差地別的懸殊。

有這么多好處，是不是就沒有壞處，顯然任何事都具有兩面性，魏忠賢的強權統治也不例外。

魏忠賢搞集權、強權、霸權這一套顯然得罪的是文人士大夫集團，特別是嫉惡如仇的東林黨。

雖然暫時被摁住了內耗的苗頭，但東林黨無時無刻不在積蓄力量鏟除魏忠賢，這無疑又是另一種形式的黨政。

魏忠賢轉移征稅的對象，這對于明朝末期的農民的確有好處。

但他采取一刀切的措施，加大對商業、手工業者的征稅力度，無疑又等于殺雞取卵，提前扼殺了經濟發展的勢頭。

特別是他著重打擊東林黨的老家老巢，讓東林黨人對他的恨達到了頂峰，更是對農民的不喜達到了極點。

軍事上雖然穩住了防線，但由于宦官過度涉軍導致腐敗行為被帶進了軍隊，腐蝕了軍隊長遠的戰斗力，這對于明朝持續發展是不利的。

魏忠賢死了才3年，袁崇煥已經在邊疆難以支撐了。除了東林黨人在后面使喚以外，也是由于魏忠賢措施的反噬造成的。

用回光返照來形容魏忠賢時期似乎是一個比較恰當的比喻。短暫的輝煌透支的是明朝的未來。

魏忠賢死了。如果崇禎繼續重復他的政策，可能死亡會來得更快一些。

明朝的滅亡應該歸咎到體制性的困惑上，并不在于一點一滴的改變個人是難以扭轉這種。困局的，魏忠賢不行。崇禎也不行，東林黨導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