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年會在瑞士達沃斯舉行。論壇發布了旗艦報告《2025年全球風險報告》，深入剖析了全球經濟面臨的諸多挑戰與不確定性。其中，極端天氣事件被認為是2025年全球第二大風險因素，這主要歸因于長期大量使用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致使溫室氣體排放過量，進而造成極端天氣事件愈發頻繁且強度不斷增大。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中國堅定不移地推進實現“雙碳”目標，彰顯了大國擔當。

在此形勢下，加快構建綠色供應鏈成為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路徑，尤其是鏈主企業憑借其在產業鏈中的核心地位，肩負著引領整條供應鏈節能減排、推動綠色發展的核心責任。

安徽無為清潔能源賦能綠色低碳發展。圖/中經視覺 肖本祥 攝

綠色供應鏈生態協同困局

在全球綠色發展浪潮下，構建以鏈主企業為核心的綠色供應鏈生態圈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然而，在推進過程中，由于供應鏈自身的多主體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供應鏈在縱向、橫向與國際協同方面均面臨諸多困境，亟待解決。

從縱向協同看，供應鏈上下游聯動難。首先，在綠色供應鏈縱向體系中，由于整體供應鏈上主體企業眾多，鏈主企業與上下游企業目標存在顯著差異。鏈主企業著眼長期綠色戰略，期望通過優化全鏈條實現碳減排與可持續發展，提升企業品牌形象與市場競爭力。然而，上游供應商多關注短期成本控制與訂單交付，采用綠色材料和技術會導致成本增加，利潤空間壓縮，積極性不高；下游經銷商更看重產品銷售速度與利潤，對綠色營銷投入意愿低，難以將綠色理念有效傳遞給終端消費者。例如，汽車制造鏈主企業要求供應商采用新型環保材料，供應商卻因材料成本上升、工藝調整難度大而抵觸，影響供應鏈協同推進。其次，由于供應鏈的多主體性和復雜性，上下游企業間信息共享還存在嚴重障礙。一方面，鏈主企業難以及時獲取上游原材料和零部件供應商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資源消耗等數據；另一方面，供應鏈的復雜性導致各個主體之間缺乏高效溝通機制，信息傳遞層級多、速度慢，容易造成信息失真或者扭曲。

從橫向協同看，同行業企業合作受阻。同行業鏈主企業往往是競爭對手，長期處于以競爭為主導的思維模式，難以在短期內轉變為協同合作。而且，鏈主企業擔心共享自身擁有的核心綠色技術、核心供應鏈資源會削弱自身競爭優勢，即便意識到協同可提升行業整體綠色水平，也不愿率先邁出合作步伐。比如，在智能手機行業，各鏈主企業在快充技術綠色化、電池回收利用、廢舊手機回收等方面各自為政，阻礙行業綠色技術快速推廣和迭代。此外，由于不同鏈主企業綠色供應鏈標準缺乏統一規范，在環保認證、綠色工藝評定、產品碳足跡計算等方面差異顯著，企業間橫向協同缺乏共同基礎。

從跨境協同看，跨國合作面臨復雜困境。不同國家和地區綠色政策法規差異巨大，發達國家環保標準高、監管嚴，而發展中國家相對寬松。在跨國綠色供應鏈中，鏈主企業需滿足不同節能減排政策要求，增加綠色供應鏈的合規難度與運營成本。例如，歐美對電子產品中的有害物質限制嚴格，中國企業出口產品需額外投入大量資金進行技術改造與檢測認證，倘若供應鏈上下游企業分布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協同困難重重。此外，近期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部分國家設置綠色貿易壁壘，以環保為名限制進口，阻礙了綠色供應鏈的國際協同。

綠色供應鏈生態協同路徑

綠色供應鏈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產業鏈各環節協同發力，構建互利共贏的生態圈。鏈主企業作為供應鏈的核心，不僅要推動自身綠色轉型，更要帶動上下游企業、橫向同行業企業和國際合作企業共同邁向綠色發展，形成全供應鏈和產業鏈的綠色生態圈。

第一，打造減排矩陣，推動上下游聯動，實現縱向協同。鏈主企業應積極通過縱向協同，將綠色發展的理念和實踐貫穿到供應鏈的每一個環節。比如，早在2018年，蘋果公司宣布，計劃與10家供應商在中國投資近3億美元，用于開發總計1千兆瓦的可再生能源項目，顯著降低了供應鏈的整體碳排放。這種“鏈主投資+供應商實施”的模式，不僅提升了供應鏈的減排效率，還增強了供應鏈的韌性和競爭力。類似的案例還有寧德時代。作為全球動力電池領域的領軍企業，寧德時代通過建設“燈塔工廠”，將先進的能源管理系統推廣至供應鏈上下游，帶動供應商實現單位產品能耗下降10%以上。又比如，2024年，上海電氣積極落實《上海市加快建立產品碳足跡管理體系打造綠色低碳供應鏈的行動方案》，將集團1.3萬多家供應商納入綠色供應鏈體系，對所有供應商進行綠色評級，并將評級作為選擇供應商的一項重要依據。這種縱向協同的模式，使技術創新和綠色實踐在供應鏈中快速擴散，形成了“以點帶面”的減排效應。

第二，共建產業聯盟，推動行業整體轉型，實現橫向聯動。綠色供應鏈建設不僅需要上下游企業的協同，還需要同行業企業的橫向聯動。例如，2024年10月18日，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組織編制的“低碳排放鋼評價方法”中鋼協團體標準在2024綠色發展數智供應鏈大會上正式發布。該標準由中國寶武鋼鐵集團牽頭，產業鏈44家單位共同參與、百余位行業專家合力完成。通過“產業聯盟+標準共建”的模式，聯盟成員企業在技術研發、生產工藝、碳排放管理等方面實現了深度合作，顯著提升了行業整體的綠色化水平。這種橫向聯動的模式，不僅有助于行業標準的統一和推廣，還能避免重復投資和資源浪費。聯盟成員企業共享低碳技術研發成果，共同開發綠色材料，顯著降低了單個企業的研發成本。同時，聯盟還通過集體采購綠色能源和原材料，進一步降低了企業的運營成本，形成了“1+1>2”的協同效應。

第三，構建全球網絡，打破國際碳壁壘，實現跨境協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綠色供應鏈建設還需要加強跨境協作，構建覆蓋全球的綠色網絡。比如，河鋼集團與全球礦業公司必和必拓（BHP）宣布達成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共同開展全產業鏈、全價值鏈協同降碳系統布局，探索原料端的深度降碳，通過數字化技術追蹤鐵礦石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確保從資源開采到產品制造的每一個環節都符合綠色標準。這種“資源端+制造端”的跨境協同，不僅提升了供應鏈的透明度，還為打破國際碳壁壘提供了中國方案。此外，中國的鏈主企業還積極參與全球綠色供應鏈標準的制定。比如，華為在參與國際電信聯盟（ITU）的標準制定過程中，率先定義了綠色5G網絡的技術趨勢——四化八大方向，推動了全球通信行業的綠色轉型。這種跨境協作的模式，不僅提升了中國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話語權，還為全球氣候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

綠色供應鏈生態協同方案

在全球加速綠色轉型的當下，以鏈主企業為核心構建綠色供應鏈生態圈，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之舉。

首先，以政策引導利益共享、搭建信息共享平臺為抓手，積極推進以鏈主企業為核心的縱向綠色生態協同。供應鏈自身的多主體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往往導致供應鏈上下游之間存在利益沖突、信息不對稱等問題。因此，激勵鏈主企業主動作為，牽頭與上下游企業構建緊密的利益共享機制，成為縱向綠色生態協同的關鍵所在。一方面，建議政府出臺稅收優惠和補貼政策，對鏈主企業主導的綠色技術研發合作項目給予稅收減免，對在綠色采購方面表現突出的供應鏈體系提供專項財政補貼。另一方面，建議設立綠色供應鏈專項發展基金，優先為鏈主企業及其上下游合作伙伴提供低息貸款或戰略投資，鼓勵鏈主企業憑借其強大的資源整合能力和市場影響力，科學合理地分配利潤，保障上下游中小企業的切身利益，充分調動其參與綠色供應鏈建設的積極性。通過以上的平臺建設和政策優惠，積極推動鏈主企業發揮中樞作用，及時將綠色生產標準精準傳達至下游企業，同時向上游企業反饋市場動態和需求變化，全面提升供應鏈縱向協同效率。

其次，以推動行業標準統一、組建行業聯盟為抓手，積極推進以鏈主企業為核心的橫向綠色生態協同。橫向供應鏈自身的競爭性和同質性，往往導致橫向供應鏈存在激烈競爭、相互防范等問題。因此，激勵同行業多個核心鏈主企業主動構建緊密的合作機制，成為橫向綠色生態協同的關鍵所在。一方面，政府應該積極創造條件，推動行業內的鏈主企業牽頭組建聯盟，整合行業內分散的資源，匯聚創新力量，降低研發成本，共同攻克綠色技術難題，提升行業整體綠色創新能力；另一方面，政府應該聯合行業協會制定綠色供應鏈行業統一標準，對綠色技術應用、產品環保指標、碳足跡核算等關鍵領域進行相關綠色標準制定，推動行業內綠色標準的落實，并鼓勵鏈主企業率先垂范，積極采用統一標準，帶動同行業企業跟進。

最后，以加強國際規則協調、促進跨境合作為抓手，積極推進以鏈主企業為核心的跨境綠色生態協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綠色政策法規差異巨大，往往導致跨境供應鏈存在貿易性壁壘、非貿易性壁壘等問題。因此，激勵跨境核心鏈主企業主動作為，構建以跨境鏈主企業為核心的緊密合作機制，成為跨境綠色生態協同的關鍵所在。首先，由于不同國家的法律法規存在差異性，涉及跨境供應鏈的相關政府部門應該積極參與國際綠色政策對話與協調，推動各國綠色政策法規互認。通過簽訂雙邊或多邊綠色貿易協定，消除綠色貿易壁壘，簡化環保認證程序，降低企業跨國合規成本。其次，跨境鏈主企業應該充分利用自身品牌影響力，在國際合作中積極傳播綠色發展理念，提升綠色供應鏈在全球的競爭力和影響力。最后，跨境鏈主企業應密切關注國際投資、貿易、金融等政策的變化，充分發揮自身在全球供應鏈布局中的優勢，及時調整供應鏈運作策略，加強與國外合作伙伴的溝通協作，確保跨國綠色供應鏈的穩定運行。

總之，構建綠色供應鏈生態圈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鏈主企業、上下游企業、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通過以鏈主企業為核心，形成縱向協同、橫向聯動和跨境協作機制，中國的供應鏈和產業鏈將走出一條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之路，為順利實現“雙碳”目標和全球氣候治理提供中國解決方案，貢獻更多中國力量。（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黨委書記、講席教授 魏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