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音樂數據分析公司Chartmetric對2022年和2024年各職業階段的前1000名藝術家的巡演情況進行了分析。

Chartmetric指出：“不僅僅是新晉藝術家選擇退出巡演，中部乃至超級巨星級別的藝人也明顯減少了巡演安排。”

一直以來，巡演被視為連接樂迷、積累聽眾、實現收入的重要路徑，如今為何在高風險與低回報的重壓下變得舉步維艱？除了塔尖上的少數贏家，其他藝人還需要巡演嗎？

演出市場，喜憂參半

經歷疫情后的爆發性反彈之后，現場音樂行業正逐漸步入更具結構性分化的階段。具體來說，就是演出市場不再整體同步增長，而是呈現出不同細分市場、不同主體之間的明顯差異。

表面上，演出門票的熱銷與頭部藝人的轟動效應，似乎預示著行業的全面繁榮。2023年至2024年間，Taylor Swift靠149場“Eras Tour”賺取超過20億美元。平均票價約為204美元，在去年12月溫哥華閉幕場的一張門票在二級市場的最高標價超過14,000美元。

根據演出巨頭Live Nation公布的2025年第一季度財報顯示，截至今年4月中旬，其全球門票銷量同比增長超過兩位數，累計達到9500萬張；其中體育場級別演出的票房增長高達80%。面對外界對消費需求降溫的擔憂，該公司CEO Michael Rapino回應稱：“我們并未感受到任何需求疲軟的跡象。”

但事實卻并非如此光鮮。

極少數個例之外，行業底層增長乏力，中腰部藝人正在式微的趨勢愈發明顯。根據Chartmetric發布的最新數據，中腰部乃至部分頭部藝人的“巡演參與度”正顯著下降，“冰火兩重天”的局面，正在重塑整個演出生態。

該報告以年度演出次數為參照，將1000名藝術家劃分為頭部藝人、中腰部藝人和新興藝人三大類。其中，中腰部藝人群體年演出次數達到10場及以上、被歸為“巡演藝人”的比例，從2022年的19%驟降至2024年的12%；即便是頭部藝人陣營，該比例也從44%跌至36%。

去年5月，美國知名樂隊The Black Keys通過社交媒體發布聲明宣布取消巡演，并表示將重新安排在更小型、更親密的場地進行演出。樂隊在聲明中提到：“在最近于英國和歐洲的演出之后，我們決定對北美巡演部分進行一些調整，以便為樂隊和粉絲提供同樣令人興奮、更加親密的體驗。”

盡管樂隊未明確說明取消的具體原因，但據《舊金山紀事報》報道，低票房銷售可能是主要因素之一。此外，樂隊最新專輯《Ohio Players》的商業表現也不如預期。

去年6月，美國老牌搖滾樂隊311宣布取消部分原定的海外巡演計劃。樂隊表示，不斷上漲的國際巡演成本使得某些場次的執行變得“不可行“，盡管他們一直希望能與全球各地的歌迷見面，但當前復雜且高昂的運營費用，已讓部分行程難以為繼。

種種跡象表明，即使是光環加身的明星藝人，也難以確保每一次巡演都能換來票房的成功。去年，包括Jennifer Lopez、Lauryn Hill & Fugees在內的多位著名藝人都因票房疲軟而取消了巡演。

同一時間軸上，一部分超級巨星的演出項目熱度不減、門票告罄，帶動Live Nation實現了整體業績的上揚；另一部分中腰部乃至頭部藝人的巡演參與度持續走低，兩者看似矛盾卻能同時成立。

對絕大多數藝人而言，當他們的體量尚未達到Taylor Swift的等級時，問題已不再是能否盈利，而是是否值得巡演。在當前背景下，而這個答案，可能越來越趨向于否定。

演出市場為何“冰火兩重天”？

當經濟增長率低于資本回報率時，不平等或許將不可避免。

演出巨頭在超級IP的驅動下持續擴張，但整體演出市場的廣度與深度卻呈現出持續收縮的態勢，資源、資本、注意力正向金字塔頂端集中。

據Chartmetric分析，對于大多數非頭部藝人而言，2025年策劃一次巡演已不再是藝術追求與商業收益的平衡選擇，而是一場高風險的財務豪賭。尤其是在美國經濟面臨高達60%衰退概率的陰影下，消費者信心顯著下滑，大型娛樂消費首先成為支出削減的重災區。曾經有余錢去聽現場音樂的粉絲，如今往往已無力承擔門票。

以大型音樂節為例，曾經幾小時內售罄的科切拉音樂節（Coachella），在2024年花了近一個月才售罄；而在2025年，超過一半的普通票觀眾是通過分期付款方式購票的。

全球化背景下，許多藝人都面臨著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進行巡演時必須支付的高昂簽證和旅行費用。隨著簽證政策的收緊以及演出成本的增加，跨國巡演的可行性愈發受到限制。

另一方面，小型演出場地的困境，也成為藝人巡演頻率減少誘因之一。

去年10月，BBC報道，由于樂隊和歌手在巡演期間的演出場次相比上世紀90年代幾乎減半，英國很多城鎮和城市的現場音樂演出大幅減少。甚至，很多藝人巡演時干脆只演如倫敦、曼徹斯特、伯明翰、格拉斯哥等“關鍵城市”，直接省略中小城市。

今年2月，歐洲演出組織Live DMA發布的《歐洲城市現場音樂的挑戰》指出，歐洲諸如柏林、索菲亞等地的中小型演出空間，正因收入銳減與公共資助減少，陷入生存危機。這一趨勢若持續，將從根基處破壞現場音樂生態的多樣性與可持續性。

對于大部分中腰部藝人而言，巡演的可選擇性和靈活性大幅降低，必須要面對更高的場地租賃費用和更復雜的市場競爭。

經濟大環境的衰退、巡演成本的上升、跨境簽證政策的日趨嚴苛，小型演出場地困境重重，構成了中腰部乃至部分頭部藝術家的四重桎梏。而這種情況下，Live Nation財報反映的并非全行業的運轉情況，而是頂級內容的結構性繁榮，增長集中發生在金字塔頂端，中腰部、底層則在系統性萎縮。

根據Live Nation財報，美國體育場演出的“入場價”（get-in price，即最便宜門票）同比下降8%，至60美元左右。Live Nation首席財務官Joe Berchtold在一次采訪中透露，公司當前并未進行大幅提價，而是通過后排座位降價、前排高價的“價格分層”策略實現利潤最大化，并稱二級市場價格等“需求疲軟指標”并未觸發警報。

而在Live Nation對價格的精準拆分策略背后，實則是一種建立在不同需求上的利潤最優化模型。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指標本身就有傾向性，它們更多反映的是超大規模演出、超級巨星項目的市場表現，并不能覆蓋整個演出生態的健康狀況。對整體演出生態，尤其是中小型場館與非頭部藝人的境況，幾乎不具代表性。

當下，演出市場的增長并未在全行業范圍內普遍鋪開，而是高度向頭部聚攏、向大體量項目傾斜，其根本驅動力不再是行業整體的活躍度，而是極少數超級IP所形成的爆款級的“虹吸效應”。

這一點國內也一樣。今年4月，中國演出行業協會x燈塔專業版聯合發布的《2024大型營業性演出市場趨勢及特點分析》顯示，大型營業性演出在演出票房中占比從2023年的35.4%提升至2024年的51.1%，其中單場票房3000萬以上的演唱會占全部大型演唱會場次的11.8%，同比提升3.4%，觀演人數在4萬以上的演唱會規模達到7.9%，同比提升3.5%，表明頭部藝人演唱會的入場觀眾更多、演出規模擴大、吸金能力持續加強。

因此，如果說Taylor Swift們正在以萬人空巷的演出點燃金字塔尖的狂歡，那么與此同時，底部與中腰部藝人巡演正悄無聲息地退場。而在這個過程中，Live Nation捕捉到的是數據的熱度，而不是整個演出市場生態的溫度。

巡演還有必要嗎？

近幾年，全球政府、機構、文化行動者都在盡力解決演出行業資源再分配的難題。

比如英國政府近期推出的“UK Live Trust”基金，從大型演出門票中每張抽取1英鎊，以資助小型音樂空間的可持續運營。截至今年5月，該基金已籌得逾50萬英鎊，Diana Ross、Pulp、Hans Zimmer等重量級藝人亦參與其中，成為結構重塑中的推動者。

此外，歐洲演出組織Live DMA曾提出可借鑒足球俱樂部的“轉會制度”，當新興藝人從小場地躍升至主流舞臺時，其成長階段所依托的基層平臺應獲得某種形式的回報。并且，這一模式已經在英國開始實施，比如Coldplay近年來開始將巡演部分收入反哺至小型場館。

在法國，國家音樂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Musique，CNM）去年也推出了一項新政策，對門票銷售和表演權費用征收3.5%的稅費。該政策覆蓋兩類演出形式，對于收費演出，稅額按照觀眾實際支付的票價計算；對于免費演出，則依據組織方因表演使用權所獲得的收入進行征收。征收的稅款由CNM用于資助、推動演出場館、音樂節以及文化項目的可持續發展。

另一方面，老牌藝人也正在成為新秀成長的“加速器”。Music Ally首席運營官Patrick Ross就指出，在頭部藝人的大型巡演中擔任暖場嘉賓，對新興音樂人而言意義重大。比如，英國歌手Holly Humberstone去年的巡演邀請了美國歌手Medium Build擔任特別嘉賓，該藝術家此后在流媒體與社交平臺上的活躍度已逼近Holly Humberstone。

未來，全球化的巡演趨勢將愈發顯著。2025年，已確認將有Lady Gaga、Tyler, The Creator、Blackpink、Coldplay、Billie Eilish及重組后的Oasis在亞洲展開巡演。面對居高不下的票價壓力，主辦方也愈加注重提升演出體驗度，從現場設計，到虛擬現實（VR）同步直播，力圖在“不可復制”的現場中，延伸出可持續的影響力。

那么，對于大多藝人來說，巡演還有必要嗎？

從現實出發，答案仍然是肯定的。至少在目前階段，巡演依然是藝人拓展影響力與沉淀聽眾的最有效路徑之一。

去年，兩位同屬DeadAir Records廠牌的00后美國音樂人Jane Remover、quannnic共同展開了為期12天的全美巡演。期間，quannnic在Spotify上的月聽眾數量激增近3萬人，這一漲幅甚至超過他在2023年多次發布新作所帶來的積累。

丹麥弦樂演奏家Jason Dungan更是將現場表演視為音樂不可剝離的組成部分。在他看來，演出并不是“推廣活動”，音樂必須被現場體驗、在空間中展開，這是音樂完整表達的一部分。

當然，巡演也并非對所有創作者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也有藝術家認為巡演并非必要，甚至不值得。

倫敦獨立音樂人Clarence Clarity就更愿意沉浸于錄音室創作；美國的實驗電子音樂組合death's dynamic shroud成員Keith Rankin也明確表態，盡量規避巡演，他將重心放在與團隊共同經營的NUWRLD Mixtape Club，每月輪流推出新作，維系創作的連續性與實驗性。

音樂產業評論人Bob Lefsetz曾提出一個觀點：“舊邏輯是巡演服務于專輯，新邏輯是專輯服務于巡演。”但歸根結底，現場音樂行業應服務于藝術家與觀眾，而非單純追求增長。

音樂人或許可以依據自身的藝術定位、創作節奏及資源，制定更為因地制宜的巡演策略，而非盲目嵌入工業化復制的增長模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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