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機制可以塑造國際預期，促進國際合作，推動全球治理，并最終增進全人類整體福利。這是20世紀國際關系實踐的寶貴經驗，也是冷戰結束以來各國普遍接受的共同觀念。然而，近年來，國際政治中出現了一波“毀約退群”浪潮，一些國家出于國內政治原因，頻繁退出國際條約和多邊機構，對國際公共事業造成極大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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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機制、規則約束與遵約責任

在國際政治領域，國家間通過發起國際倡議，訂立國際條約，建立國際機構來解決面臨的普遍性問題。國際機制是各國協調立場、凝聚共識并推動合作的產物。國際機制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對國際公共事業有積極的推動作用，是維系國際秩序穩定的重要支柱，是推動國際關系不斷進步的積極力量。可以說，國際機制創造了美好的未來愿景，讓參與者愿意為“共同的善”承受約束、調整行為甚至讓渡權力，國際政治因此走向進步。

國際機制作為規則的集合，對行為體構成外在的行為約束。國際機制對國際事務的積極作用，源于參與者對國際機制確立的規則、規范、原則、程序的遵守。行為體之間的關系，受到它們共同接受的規則的調整。遵守規則符合所有參與者的利益，可以讓個體利益和社會利益得到同步擴大。進一步而言，國際機制產生多大的效力，取決于行為體同意承受約束的程度。一方面，國際機制不是超國家機構，不具有類似國內政府的權威，不能對成員國發號施令。另一方面，參與者經常面臨自我利益和公共利益不一致的情形。行為體對這種約束的接受度，可能會因為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國際機制的效力取決于規則本身的正當性、合法性與有效性，取決于成員自覺參與和自愿遵守的程度。考慮到這些現實情況，也為了兼顧各方利益，國際機制在設計過程中會做出必要的靈活安排。國際機制大多包含“彈性條款”，允許成員作出聲明、提具保留意見、附加特別條款等。另外，國際機制也都包含“退出條款”，允許成員依程序退出。在具體實踐中，各國運用“彈性條款”的情況較為常見，但對于“退出條款”的運用則極為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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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規避國際義務的行為特征

國際機制的規則體系得到遵守，是其促進國際善治的前提條件。然而，美國向來以國內法至上原則對待國際義務，經常虛化其對國際機制的遵約義務。一直以來，美國致力于“構筑不附加任何外國條款的憲法體系”。為此，保證國內法律體系對國際束縛的“免疫性”就成了美國最根本的治國方針之一。在實踐中，美國追求國內法免受外部侵襲的行動，逐漸變成國內法至上的傳統，其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簽署而不批準條約，二是以行政協定對接國際協議。據統計，美國在1776年至1976年間簽署而未批準的條約多達400余項。目前仍擱置在參議院日程上的未批準條約共計20余項。另外，美國推動達成協議而自身不予批準的不在少數。例如，美國一直積極推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談判和生效，但自身并未批準該條約。

在締約實踐中，美國參議院還發展出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即總統不得簽署那些不允許提具保留的條約。若美國總統簽署這種條約，就意味著違反了同參議院的“君子協定”，因此，不可能獲得立法支持。例如，大多數國際人權條約明確規定不得提具保留，因此，美國從未加入這類條約。而對于允許附加條件的國際協議，美國參議院在批準過程中會附加各種解釋性條款，以便提高履約的條件。

由于美國憲法對締約權歸屬并未作明確規定，這使得在簽署和履行條約過程中的權力斗爭不可避免。美國憲法規定的模糊性，逐漸成為其對外談判時用來漁利的手段。一方面，美國以獲得國會支持為由，在談判過程中不斷提高要價。另一方面，美國行政部門經常繞開國會，以行政協定的方式與外國政府達成協議。行政協定本質上是政府間協議，它雖然具有條約效力，但“保鮮期”更短。理論上，前任政府達成的行政協定，只要不被廢止就依然有效。但實際上，每一任美國政府上臺后，都會推出新的行政命令，其中有些不免會與既有的國際協議相抵觸。在“后法高于先法”的規則之下，行政部門對前任政府達成的國際協議有采取任何行動的決定性權力。

美國在涉外條約活動中遵循“嚴進寬出”的國內程序。一方面，美國加入國際組織、公約和條約時受到嚴格的國內程序限制。另一方面，在退出相關機制方面卻沒有什么限制。這是既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慣例，得到美國最高法院判例的支持。這種國內立法程序賦予了美國總統極大的權限，使其可以幾乎不受限制地廢止國際協議，也是美國總統可以任性“退群”的制度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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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機制退出程序不容濫用

2025年2月，新一屆美國政府發布了有關“退出聯合國相關機構及變更對國際組織支持方式”的行政令。這就引出一個法律道德問題。既然國際機制允許“退出”，而美國國內立法允許總統自主決定是否“退出”，那么，美國的“退出行為”是不是無可指責呢？事實上，美國近期的一些“退出”行為，如退出巴黎協定、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主要是為了迎合國內政治情緒。美國把私欲不能全逞、私利不得盡張，說成國際機制的嚴重缺陷，并以此為由退出國際合作進程，是對國際機制“退出程序”的濫用。這種行為即便在程序上符合要求，也嚴重違背了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

近年來，隨著自由國際主義話語權在美國國內日益衰弱，“國際機制有害論”廣為流傳，讓美國退出國際機制的行為獲得大眾接受。民眾的這種回響反過來又會“激勵”美國退出更多國際組織與協議。

總的來說，美國的“退群”行為并不是“和平分手”。美國向來把國際機制視為利己工具，合則用，不合則棄。客觀來講，美國的“退群”行為不僅影響相關國際機制的運轉，而且還將產生不良示范，鼓動其他國家追隨美國步伐，從而加劇相關領域的治理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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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公共事業仍需推進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關系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國際制度體系是維系國際秩序、促進國際合作、推動全球穩定的關鍵力量。一旦國際制度被虛化、癱瘓或拋棄，“強者為所欲為，弱者盡受其苦”的叢林法則就會橫行天下。當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雖凝聚著國際社會共識，塑造著各國面向未來的共同預期，但同時也面臨著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挑戰與威脅。

今天，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正受到沖擊。面對全人類的共同挑戰，單方行動和孤立主義都不是好的出路。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單一國家治下的和平是難以建立并維持的。實踐表明，多邊國際機制雖有諸多“病癥”，但始終是推進國際公共事業的關鍵力量。聯合國相關機構也曾遇到個別國家“退出”的情況，但從未因此停止運轉。

過去數十年間，正因為有國際社會成員的共同努力，國際公共事業才能一直推進下去。在長期實踐中，國際制度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信任。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國際制度愈發彰顯出它的規范價值。盡管有個別國家指責“國際制度的虛假承諾”，但更多國家仍堅信一個拋棄國際制度的世界將會更加混亂不堪。一旦國際制度成為霸權國家兌現私利的工具，國際政治必然會倒退至小國受損而大國獲益的舊時代。

為了防止這種情況出現，國際社會需要加強團結而不是走向分裂。只有這樣，國際社會作為一個大家庭才會維持存在，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才不會成為唯一的國際規則。為此，在國際多邊主義場合，國際社會成員要維護全人類共同價值和國際社會共有觀念，避免受簡單粗暴的陣營對抗思維所蠱惑。各國不僅需要抵抗這個時代大量存在的庸俗化的“我們vs他們”的思維方式，還需要在這個相互聯系越來越緊密的世界學會相互寬容，這對于人類發展來說至關重要。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