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抓間諜的人》出版后的兩三年里，由這本書引發的圍繞英國情報體系的爭論幾乎成了英國議會上下兩院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不少政客借此攻擊執政黨，或要求加大對情報部門的監督，圍繞情報機構改革問題的一系列討論此時在英國政壇活躍起來。

我想請教政府，我們的情報機構能否從約翰·巴肯的時代進入約翰·勒卡雷的時代？讀過約翰·巴肯的人都會記得，他筆下的特務頭子是一位神秘的貴族，只有少數統治國家的核心圈子成員才知曉他的名字。他被稱為“C”。他在所有文件上都用綠色墨水筆簽字。不過，這個秘密情報局局長的原型在今天早已不復存在。正如勒卡雷先生告訴我們的那樣，克格勃和中情局都知道我們安全和情報部門負責人的名字；現在這個國家的很多知情者也知道他們的名字，甚至都在報刊上公開提及。因此我建議，不如主動公開這些部門負責人的姓名。這或許才是有益的。

這段充滿英國式諷刺的高論來自1988年2月10日英國上議院議員諾埃爾·安南（Noel Annan）爵士在議會的發言。他的發言無疑是在呼應《抓間諜的人》所引發的圍繞英國情報機構的批評和討論。安南雖是上議院議員且長久以來以大學校長、學者、作家的身份為人所知，但他對情報工作確實有發言的資格。二戰期間，在英國陸軍情報部門工作的安南曾是丘吉爾內閣的情報官，他甚至還寫過間諜小說。而上述他那番言論的另一個背景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英國政府從沒有正式承認有秘密情報局即軍情六處這樣一個機構存在，盡管這在英國乃至全世界早已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抓間諜的人》（1987年版）

安南口中的約翰·巴肯（John Buchan）的經歷與其類似，同樣既是作家，也是政治人物。在出任加拿大總督前，巴肯是英國家喻戶曉的間諜和冒險小說家，他的代表作是曾被著名導演希區柯克改編成經典電影的《三十九級臺階》（The 39 Steps）。在巴肯筆下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間諜故事中，被稱為“C”的情報頭子與其他主角一樣，無疑都是讓讀者印象深刻的人物。

約翰·巴肯

從歷史的維度來觀察，英國情報部門的興衰與英國間諜小說的發展之間呈現出一種微妙的互動關系。用著名間諜小說家約翰·勒卡雷的話來說，“一百多年來，我們的英國間諜與任性妄為的小說家之間，始終有著令人發狂，有時又頗為滑稽可笑的愛恨糾纏”。

《三十九級臺階》

起初，伴隨著日不落帝國在全球的擴張，以間諜為主角的浪漫冒險小說成為最熱門的類型小說。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博物學家和探險家可算是最受人關注的兩個職業。二者以各自的方式探尋帝國尚未染指過的地區，抑或考察各殖民地的風土人情。他們往往跟隨帝國的軍事力量一同行動，甚至有意識地擔任帝國的開路先鋒。作為疆域廣大、殖民地狀況天差地別的殖民帝國，英國必然需要有這樣的人才才能維系統治和抵御其他列強的挑戰。因此這些冒險家、博物學家也就自然而然地發揮著類似間諜的作用。

英國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帝國詩人”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在帶有奇幻主義的少年冒險小說《吉姆》（Kim）中就把主角設定在英俄“大博弈”（The Great Game）陰影下的南亞次大陸。小說中，原本在街頭流浪的吉姆被英國情報部門吸收，被迫接受訓練，成了一名為英國當局探察俄國染指印度陰謀的間諜。而吉姆的上司是一名兼職博物學家的殖民地官員，同時也是英國陸軍的上校。小說的結尾，吉姆協助破壞了俄國人的“陰謀”，同時也完成了少年時期的歷練與成長。值得一提的是，金·菲爾比的名字正是來自吉卜林的這本小說。1912年元旦，菲爾比出生在印度旁遮普的安巴拉，他的父親約翰·菲爾比是英印當局的高級官僚，還曾在中東地區探險。毫無疑問，約翰·菲爾比在吉卜林的《吉姆》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他給兒子取的全名是哈羅德·阿德里安·拉塞爾·金·菲爾比（Harold Adrian Russell Kim Philby）。

20世紀初，英國正處于其全球殖民擴張的頂點，但這似乎也是其由盛而衰的開始。第二次布爾戰爭的慘勝既讓英國在南部非洲的殖民地連成一片，也讓其把持了通往非洲腹地大湖區的地理走廊。然而，這場戰爭卻為英國的殖民擴張進程畫上了休止符。就像一個得了痛風癥的巨人，手指和腳趾伸向全世界，但想要收攏就必然疼得喊出聲來。擴張的代價如此之高昂，以至英國不得不放棄“光榮孤立”的政策，轉而與法國、日本進行國際協調，緩解其在地中海、遠東地區的戰略負擔，以便能騰出手來應對德意志帝國咄咄逼人的挑戰。

與此同時，同時代英國間諜冒險小說中設定的反派也迅速從衰敗的沙俄變成了迅速崛起的德意志。流傳于英國各階層的間諜小說成為當時反德宣傳的一部分，與日漸尖銳的英德沖突相呼應，甚至彼此激化。連推理小說家柯南·道爾都會在他的福爾摩斯偵探故事里添加“提防德國間諜陰謀破壞”這樣的反特元素，例如他的名篇《布魯斯-帕廷頓計劃》。而到了約翰·巴肯在類型小說領域大放異彩的時代，間諜冒險故事都以英國情報機構在“C”們的領導下與德國間諜對抗作為小說背景。1901—1914年，英國境內就出版了三百多本以“德國威脅”為主題的小說。“德國艦隊計劃秘密登陸英國”“成千上萬名德國間諜和破壞分子潛伏在英國社會”一類的故事流傳于當時英國的大街小巷，隨之引發的蔓延至全社會的間諜狂熱，在相當程度上促成了時任首相阿斯奎思批準成立秘密勤務局。

一戰爆發后，英國情報機構迎來了飛速膨脹的“好時光”。軍情五處從戰前僅僅15人的編制擴大至戰爭結束時的近5000人，其中大部分都在通信審查辦公室里負責各類監視活動。而軍情六處則依靠皇家海軍的密碼破譯機構——“40號房間”，成功破譯了德國、法國以及美國的密碼，獲取了大量重要信息。其間，最著名的自然是“齊默爾曼電報”，而這一傳統還會延續到二戰。一戰結束后，慘勝的殖民帝國余暉僅存，而它的情報機構所能發揮的作用也不再是開疆拓土。

如果說一戰前英國人對間諜小說的狂熱是催生軍情五處、軍情六處誕生的社會背景之一，那么之后數十年間英國間諜小說題材、敘述方式的變化，亦能反映出英國情報機構性質的變化及其背后的日不落帝國難以挽回的漫長衰落。而這些情報機構本身也不得不迎來一連串的失敗與挫折。

而在二戰正式爆發前，盡管當時軍情六處曾經通過各種方式對德國軍事工業潛力、再武裝能力進行一系列調查，但從未系統分析過納粹德國的政治和戰略意圖。事實上，張伯倫政府對納粹德國的綏靖政策與情報失誤之間的關系密不可分且互為因果，在情報與決策之間形成一種糟糕的惡性循環。用丘吉爾的話來說，便是：

在我看來，大臣們授權情報部門收集情報，然后讓他們遞交上來以便按先后順序及重要程度依次篩選、分類、刪減，這種做法風險太大，因為他們很可能只著重強調那些與他們的愿望相一致的情報。他們的愿望高貴且迫切：愿維護世界和平！

張伯倫固執的繼任者丘吉爾對情報工作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熱情。在擔任海軍大臣時，丘吉爾就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軍情六處提供的各類軍事情報的價值。而在擔任殖民地大臣和內政大臣期間，他在應對愛爾蘭獨立運動和鎮壓國內罷工的時候，也曾仰賴過軍情五處提供的協助。面對戰爭初期的困境，丘吉爾通過聯合情報委員會這個組織來協調、整合來自各處的情報信息，并要求這些情報必須以原始面貌呈交首相本人。其中最重要的情報無疑是被破譯的各類外國電報，既有來自軸心國的恩尼格瑪密碼機的內容，也有中立國的大使館與母國之間的外交通信。

2014年的電影《模仿游戲》（The Imitation Game）從著名數學家艾倫·圖靈（Alan Turing）的視角，揭示政府密碼學校（即政府通訊總部的前身）、軍情六處開設在布萊切利莊園（Bletchley Park）的密碼破譯組如何進行密碼破譯工作。盡管英國政府事后曾宣稱布萊切利莊園密碼破譯工作對反法西斯戰爭貢獻巨大，甚至可能讓戰爭提前結束，但恩尼格瑪密碼機的最初破譯技術來自波蘭密碼局，而在美國參戰后，大量美國科學家、技術，以及資金也都投入了布萊切利莊園的破譯項目，因此很難將其完全視為英國情報部門的功勞。

至于二戰后，曾經的日不落帝國既要應付原殖民地風起云涌的獨立浪潮，還要面對鐵幕落下的冷戰格局。此時英國的各個情報機構已從帝國版圖擴張的助推者，變成了帝國瓦解過程中的緩沖器。這種變化在以間諜小說為代表的流行文化領域亦有體現。出生在一戰前的伊恩·弗萊明（Ian Fleming）自然免不了受吉卜林、約翰·巴肯的影響，他在青少年時期也見證過維多利亞時代的余暉。而他筆下那位無所不能、風流倜儻的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與其說是一個冷戰時代的特工，不如說是一個穿越到冷戰時代的“19世紀英國冒險家”，完全是一種對逝去時代的臆想與懷念，一個試圖為帝國余暉挽回尊嚴的文學產物。

與之相對，安南爵士在講話中提到的另一位間諜小說作家約翰·勒卡雷則似乎更像這場“瓦解”的見證人與記錄者。與前輩們不同，1931年出生的勒卡雷在青少年時期目睹的是帝國無可挽回的衰敗。在1989年的一次訪談中，勒卡雷曾不無戲謔地說：“弗萊明創造了一個浪漫主義的孤膽英雄，同時也創造了不喜歡這類角色的‘讀者市場’。在這個意義上，我是弗萊明小說的受益者。”

在勒卡雷的一系列描繪冷戰時代東西方暗戰的小說里，完全見不到豪情萬丈的帝國熱情。他小說中的人物角色，比如史邁利，很難讓人有心潮澎湃之感，即便有驚濤駭浪，也都藏于不動聲色的日常工作之中。這種變化不僅映襯出英國百年來間諜文學的蛻變，也映射出英國情報機構自我定位的變遷。在勒卡雷的小說中，軍情五處、軍情六處似乎都是內訌不斷、苦苦支撐的部門。宿命論般的悲劇感、無力感幾乎充斥在勒卡雷的每部作品里。他想要呈現的就是一個時代的復雜性，而不是某位英雄的傳奇冒險。

約翰·勒卡雷的《倫敦諜影》

如果說巴肯及其之前時代的英國間諜們都是為日不落帝國的全球事業效力、心懷帝國主義雄心壯志的冒險家，那么勒卡雷時代的英國間諜們則越來越像一群等著領退休金的平凡官僚，抑或如勒卡雷所說的那樣：一群疲憊的上班族。此外，勒卡雷也不會區分鐵幕兩側人物的正反立場。無論是作為對手出現的卡拉，還是“圓場”（情報總部）里的史邁利，他都給予近乎平等的關照，不會區分誰是正面人物，誰是反面人物。在他的小說中，他們在非常緊張的冷戰環境之下，彼此廝殺，彼此對決，彼此加害，但在本質上，他們是同一種人。

既沒有分明的陣營，也難以分清敵友，敵友的界限甚至被打破了。在勒卡雷的故事中，主角被多方勢力環繞，有莫斯科方面的挑戰，還有辦公室政治的糾纏，混雜著人際關系的亂麻，早已不是約翰·巴肯時代敵我對抗的間諜故事，而更多是人情世故及對當時當地英國社會情態的另類記錄，映射的是面對帝國瓦解時英國人的所思所想。

有趣的是，據說彼得·賴特之所以不惜得罪英國政府也要堅持寫自己的回憶錄，正是因為他對自己的退休金遭到克扣而心生不滿。根據事后統計，《抓間諜的人》的全球銷量超過200萬本，豐厚的版稅收入足夠讓彼得·賴特安度晚年了。

本文摘選自《敵友難辨：冷戰諜海逸史》（沙青青 著，中信出版社 | 火與風，2025年3月）。原文標題為“小說照進現實”。

來源：沙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