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昌明 李柳鏡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

2022年9月，區域國別學被正式納入交叉學科門類的一級學科目錄，標志著完成了從研究領域到學科建制化的升級轉型，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區域國別學自主知識體系也就上升為學科發展的核心命題。筆者認為，要實現學科知識的自主生產，其著力點在于發掘知識生產的本土特色，以及深度融入全球互構的知識生產環境。由此，在解構西方知識霸權的同時，推動不同文明之間區域國別學知識的相融相通，以“和而不同”理念構建區域國別學的全球性知識共生網絡，從而在中國區域國別學擺脫西方中心主義而實現知識獨立的基礎上，也能避免陷入“中國—世界”的二元對立困境，進而實現從構建知識體系的自信與自覺，再到構建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基底的跨文明知識共同體的飛躍。

那么該如何構建中國區域國別學自主知識生產體系的本土性與全球性呢？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

一、以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實踐為知識生產基點

構建中國區域國別學自主知識體系應立足于中國對外工作的歷史經驗與當代實踐。新時代中國全球治理實踐及深化，更是當代區域國別學知識體系構建的重要現實田野與原初動力，這要求研究者應注意以下三點：

第一，問題意識本土化。既要從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實踐痛點中提煉真問題，也要從中國國內卓有成效的治理實踐中提煉可供他國借鑒的經驗，在總結國內外相關治理經驗、回應實踐問題的基礎上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國區域國別學知識。尤其是中國國內成功的治理經驗，譬如精準扶貧等工作經驗亦可作為發展型治理模板推廣至國際社會，融入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為中國區域國別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創造更加豐富的理論生成素材。

第二，知識生產場景化。其核心在于將中國與特定區域或國家的互動實踐轉化為理論提煉與創新的田野，譬如以中非產能合作機制等具體場域為觀察樣本，通過“實踐經驗—理論提煉—實踐驗證（政策應用）—理論更新”的循環機制，實現知識生產從經驗層面向學理層面的發展。

第三，批判西方中心主義。中國區域國別學知識體系的自主性構建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中西方文明對話語境下的范式革命。首先在于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認知定式，其次在于擺脫“概念移植”的知識生產低階模式，譬如避免將具有中國特色的“全過程民主”閹割為西方選舉民主的補充性闡釋，最終建立中西方文明平等對話的學理性話語體系。值得關注的是，西方知識霸權的危害之一就是阻礙實現中西方之間有效的學術對話，以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治理理念為例，其中蘊含“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講信修睦，協和萬邦”的中國哲學智慧，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理念貢獻，但是在西方語境中難以理解，甚至被誤解為中國爭霸的話語表達。我們需要在西方語境中加以解釋，讓西方世界真正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應有之意，同時理論界也應對這一中國理念、中國實踐形成相對完整的理論解析。這也正是當前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意義。

總之，基于“取之于本土實踐，用之于本土實踐”的知識生產邏輯，中國區域國別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應遵循兩大路徑。一是基于中國業已廣泛開展的外交實踐，從中選取能代表中國治理智慧與外交理念的典型案例，通過典型個案研究分別從基礎概念、知識邏輯和知識框架等層面提供中國區域國別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本土素材，進而探索其“為什么能”與“何以能”的本質問題，生成獨具中國智慧的探索性或者解釋性的區域國別學理論。二是同樣基于中國對外工作實踐，然而強調實踐過程中田野調查與實務工作經驗的積累，以及新經驗對舊經驗的揚棄，在多個案例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對比異同而總結規律，生成描述性的中國區域國別學理論。經由上述兩條路徑生成的區域國別學理論知識最終反哺實踐，服務于國家對外政策。

二、以互構共生為知識生產的演進動向

區域國別學知識自主性構建的深層動力源自中國與世界關系的遞進與演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日益緊密，隨著中國對全球治理事務參與度的不斷提升，全球化進程中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跨文明對話屬性也在不斷增強，這要求研究者應注意推動知識生產范式的全球化轉型，既需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認知桎梏，又需構建基于跨文明知識互構的新型方法體系，從而構建兼具本土特色與全球普遍性規律的知識體系。

所謂“互構”即指文明體系內外要素以及各類文明主體之間通過交互形塑而實現一種知識生產的共生演進機制。該過程并非否認或消解矛盾對立，而是通過主體間協商共建，在差異化訴求中探尋共識最大化的實現路徑。因此，深入闡釋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區域國別學知識體系，不僅對于解構“文明優劣論”“文明沖突論”，形成學科知識生產自主意識，以及對于破解全球治理失序難題、加強和改善中國對外關系等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具體而言，首先，應構建全球層面的跨文明知識整合機制，解構單一文明的知識霸權，在文明對話中實現認知重構，通過跨文明交流而實現知識體系迭代，改變既有知識結構，以激發創造性知識增量，從而在完成中華文明基因的現代性與全球性轉化的基礎上，實現知識體系的自主性發掘。通過文明間知識互構實現理論創新，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批判性繼承以避免陷入“文化中心主義”的誤區，借助馬克思主義實現對傳統理念的創新性改造，以融入全球知識話語體系。其次，將這些知識同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實踐智慧相結合，形成兼具文化主體性與全球互構性的知識生產模式，最終為區域國別學領域的“中國特色學派”提供話語工具。在此過程中，跨文明互動被視為一種動態的關系場域，不同文明主體通過知識對話而不斷重塑彼此的認知邊界，以跨主體性的互動關系調和文明沖突，進而在應對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危機等全球性挑戰時，形成基于共生演化邏輯的區域國別學跨文明知識生產路徑。

總而言之，我們需要明確，強調中國區域國別學知識體系的中國特色要兼顧全球性視野，應在跨文明主體的學術交流中，在推動中華文明基因現代化與全球化轉型進程中自然而然地生成其內生性特質。因此，擺脫依附絕非封閉排外的理論獨白，強調知識體系自主性亦并非與社會科學知識生產與發展的一般性規律相悖，而是應在中西方學科理論對話，以及本土特色和人類社會發展與治理的統一性、一致性知識構建中找到平衡。

綜上所述，中國區域國別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需要實現三重突破，一是在認知上，需要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知識生產結構，并超越“西方傳統理論與中國案例補充”的套用模式。二是在方法上，也即在知識生產路徑上，要兼顧中國的本土特色與當前區域國別學的全球理論知識背景，以典型個案為切入點，基于實務工作經驗與田野調查研究提煉中國本土理論，并且突出研究方法的本土適切性。三是在價值理念上，要彰顯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特質，從“文明沖突”到“知識共同體”，形成全球區域國別學知識共生網絡構建者的主體自覺，服務于國家的治理需求，以解決實際問題為知識生產目標，進而在理論層面與實踐層面形成具有全球解釋力的新型知識范式。最終構建出具有文明互鑒特質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并以此為基礎塑造出多元共生的全球知識生態，通過知識體系的去中心化消解文明沖突的認知根源，在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構建中，以及在中國社會科學知識體系新范式的構建中，做出中國區域國別學的獨特貢獻。（作者劉昌明系山東大學山東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柳鏡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