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通過理解因果，人類得以把握世界的規律。理解因果是一種認知能力，它能夠幫助我們去思考事物之間如何相互影響及彼此作用。正是諸如“制造”“實踐”“生成”“創造”之類的因果概念，使人得以領悟月球如何引發潮汐、病毒如何致病、關稅為何改變國際貿易、社交失禮將導致何種后果，以及故事中的每個事件如何指向后續發展。因果認知是所有“為何”“如何”“因為”以及“假如”等思考方式的基礎。當你規劃明天的日程，或推演一件事的不同可能，抑或進行天馬行空的想象時，便是你的因果認知在發揮作用了。

在日常生活中，因果認知為人類對世界的觀察注入了某種“生成性”（generativity）與“必然性”（necessity）。當你聽見聲響，便會認為存在聲源；當你看見車身的凹痕，就知道是外物或人為所致。你明白暴雨會淋濕衣衫，于是撐傘遮擋；此時橡子從樹上墜落，你明白它必將在水中激起漣漪。

人類將因果關系視為“客觀現實”（objective reality，此處暫指獨立于意識的外部世界）的一部分，這像呼吸般自然，以至于我們難以想象缺乏這種認知的體驗。正如我們無法將文字和詞語僅僅視為紙面或屏幕上的圖形（不妨試試在不去理解文字意義的前提下觀察這段話），要觀察世界的變化而不將其與因果關系聯系起來也是極其困難的。我們看到的不是鑰匙沒入鎖孔、把手轉動、門扉開啟的動作，而是“有人在開門”的結果；我們看到的不是水洼、漣漪和橡子，而是橡子濺起了水花這一因果邏輯。

?當看到水中激起漣漪，你知道這是因為樹上掉下來了一顆橡子。圖源：創一

絕大多數人并未意識到，這種認知能力本身就是奇跡。沒有其他動物能像人類這樣能夠以高度客觀、高度概括的方式思考因果。唯有成年人類才能感知到世界中充滿的因果關系，并因此擁有改變與掌控世界的力量。因果認知正是獨屬于人類的“超能力”。

有關人類因果思維形成的科學解釋，恰恰揭示了獨屬于我們的另一種天賦：人類的社會性。正因具備對他者特有的感知能力，人類獲得了特殊的因果認知。這也引出了關于“他者心靈”的思考：如果因果認知是人類的特例而非普遍規律，那么世界對其他動物而言如何呈現？如果試著暫時懸置認知中根深蒂固的因果必然性，那我們還剩下什么呢？

我認為，最終剩下的是“行動體驗”（experience of doing），即一種充滿了價值判斷、以第一人稱為主且本質上具有互動性的視角。只有在沉浸式的“行動視角”，而非超然客觀的觀察視角中，高級認知的種子才得以萌芽。認識到我們的原始視角具有行動導向與目標驅動的特性，亦有助于我們發現自身局限，思索改變之道。

干預主義視角下的因果密碼

心理學研究常基于“干預主義”（interventionism）的理論框架分析因果認知。試想如下兩個同步發生的變化：太陽升起，公雞打鳴。是日出導致公雞打鳴，還是公雞打鳴引來日出？這并不難判斷。但正如許多哲學命題一樣，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一旦深究就變得難以解釋。

“你說日出‘導致’公雞打鳴是什么意思？”

“呃，我猜陽光激活了公雞的生物鐘吧。”

“‘激活’又是什么意思？”

“嗯……具體不清楚，可能是對荷爾蒙產生了某種影響。”

“‘產生某種影響’指什么？”

“呃……引發？觸發？催生？”

“可‘引發’‘ 觸發’‘ 催生’本質上又是什么呢？”……

?即使沒有公雞，太陽也正常升起。因此就這兩個因素來說，太陽升起是因，公雞打鳴是果。圖源：Anand Markandu

干預主義（interventionism）為定義因果關系提供了一種簡潔的方法，可分為兩個步驟。首先，在干預主義的框架內，原因和結果被視為具有可變值的變量。太陽可以是“升起”或“下落”狀態；公雞的鳴叫可以是“打鳴”或“未打鳴”狀態。其次，通過“干預”（即有針對性的改變）來判定因果關系。在此處，我們假設其他條件不變，只改變太陽的狀態。如果太陽不升起，公雞是否還會打鳴？反過來，如果公雞保持安靜，太陽是否還會升起？

很顯然，改變太陽的狀態會影響公雞的行為，但改變公雞的行為卻不會影響太陽的運行。因此，太陽是原因，雞鳴是結果。

這種通過干預來定義因果關系的方法，常被稱為“制造差異”（difference-making）。其核心之處在于：“原因”是能引發其他事物變化的存在，擾動原因，結果也隨之擾動。雖然這仍無法完全平復我們的疑問，比如“制造差異”又是什么，但確實為我們討論因果提供了一種更準確的方式。如太陽與公雞的案例所示，這種干預行為本身無需具備實際可操作性。其基本理念很簡單：若改變原因，則結果必隨之變化。

干預式學習本質上是一種“從實踐中學習”的認知方式。這種學習模式不僅能生成因果性知識，更賦予了我們掌控事物的能力。

理解因果還需區分“預測”與“控制”，即統計式學習（statistical learning）與干預式學習（interventional learning）的差別。試看“#@mb!#@mb!#@mb...”與“紅紅綠綠紫紫藍...”這兩組序列，請問每一組里的下一項是什么？

這種被稱作統計性（或稱關聯性）學習的學習路徑能夠幫助我們生成統計知識，即對“相關性”的認知。這一過程是被動且自發的，它賦予我們預測能力。試想，收聽熟悉的廣播歌曲，你不需刻意回憶，就能自然知道下一個旋律。而干預式學習則相反，它是一種主動學習，這種學習幫助我們得到因果認知，并賦予我們掌控能力。

想象你倚在五金店門口等我結賬，你正望著街上穿梭的車流，在你身后排隊的人在閑聊。鈴聲不時響起，每當有人拿著東西匆忙經過時，你就側身讓路。

“嘿，”我終于結完賬走過來，“你干嘛一直按那個鈴？”

“什么鈴？”你一臉茫然，“我就站在這兒沒動啊。”

“那個鈴！”我指著你頭頂。果然，你倚靠的門框上掛著個小鈴鐺。

“我都不知道自己碰到它了！”你邊說邊試著推拉門板——果然如此：門一動鈴就響，而你剛才靠門時，門確實在你的倚靠下產生了輕微的晃動。

這個假想場景源自哲學家G·E·M·安斯康姆（G E M Anscombe）在《意向》（Intention）中的一則案例。在她的分析中，“行動”特指那些適用于追問“為什么”的行為，即我們探究某人目標、意圖或目的時所發出的“為什么”（比如：“你為什么要按鈴？”）。安斯康姆指出，當你無意間弄響門鈴時，那不算行動；只有當你故意推門讓鈴鐺作響，即明確知曉自身行為時，這才算是真正的行動。

因果認知的發展，恰恰依賴于這種對自身行為的“內在視角”，即你對自己行動目標與意圖的覺知。我將之稱為“行動視角”。

嬰兒的因果啟蒙之路：

“自我因果”到“他者因果”

許多動物都有行動視角。它們能輕松習得行為（如按壓杠桿）與預期結果（如獲取食物）之間的因果關系。但它們的因果學習通常僅局限于特定情境和短期時間尺度。假如一只鴿子學會了通過啄杠桿從喂食器獲取食物，它換到新環境后很可能需要重新學習。如果在啄食和投喂之間設置延遲，鴿子便無法理解其中的關聯。

非人類動物所建立的因果認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我為中心的，這稱為“自我因果”（me-causation），即局限于自身行為引發的變化，且傾向于將注意力鎖定在特定變量的目標上。即使是像猿、老鼠和烏鴉這樣聰明的非人類動物，通常也只在主動尋求獎勵（如食物）或避免懲罰（如電擊）時才會學習因果關系。當某事件并不是由任何生命物體、其他動物的行動乃至其自身的偶然動作導致時，它們往往無法建立因果關系1。

?將塊體插入設備左上側的孔中或從該孔下方的凸緣上推下，則塊體會落在平臺上。這會導致平臺旋轉并分配肉類（烏鴉實驗）或大理石（兒童實驗）。將塊插入設備中的其他五個孔中（兩個在后面，三個在前面）不會導致平臺旋轉。實驗中，烏鴉無法通過操控積木獲取食物，而70%的被試嬰兒通過操控積木獲取了大理石玩具。圖源：https://easy-peasy.ai/ai-image-generator/images/abstract-neuroscience-art-brain-neuron-connections-pre-1912-style

需要指出的是，有證據表明類人猿（apes）能通過觀察同類習得某些因果關系。但總體而言，相比于動物，人類的因果認知出于獨特層級。當嬰兒3個月大時，似乎就已同時具備第一人稱的“自我因果”認知和第三人稱的“他者因果”認知2。由于我們往往將他人的動作解讀為目標導向型行為，所以也將他們做該動作的原因以及追求的結果，視為自己可以操控并復現的存在。

出生后的8-12周內，嬰兒的“自我因果”認知已經讓他們學會以針對性的啼哭吸引他人注意，并通過揮舞雙腳讓懸掛玩具擺動3-5。他們還發現，咿呀發聲和做鬼臉能引來照料者的回應。這似乎是其他靈長類動物不具備的能力6。到了9個月大時7，“他者因果”認知開始全面顯現。嬰兒可以模仿他人對玩具的動作，比如按壓按鈕發出聲音。14個月大時8，他們甚至能模仿從未嘗試過的非常規動作，例如用頭開燈。

這意味著，互動、觀察和標記不斷將新的因果變量和關聯引入兒童的意識中。

到了幼兒期9，兒童已經能從他人行為中歸納因果關系。當他們觀察到有人將紅色三角積木放在機器上會觸發音樂，而藍色三角積木不會時，他們就會主動選擇一個新的紅色方形積木來激活音樂。同時，他們還能習得適用于不同情境的因果詞匯。幼兒可能用“全都沒了”（allgone）來指代以下多種行為的結果，例如戳破泡泡、喝完一瓶飲料或尋找一個不見的玩具10。

互動、觀察和命名等社會活動不斷將新的因果變量和關系引入兒童的認知世界，其效果類似于持續突顯注意力焦點，如同特意指出門上的鈴鐺。 “看到那個東西了嗎？注意，你可以控制它！”此外，在某些文化環境中，成年人還會自發提供因果解釋。 “吃西蘭花讓你長得又高又壯。”“我們把蛋糕放進烤箱，它就會變蓬松！”“還記得我們為什么不從滑梯上跑下去嗎？”“上次發生了什么？”

即使是2歲兒童所掌握因果關系的多樣性、普遍性及其絕對數量，在適用領域和時間跨度上也遠超非人類動物。從撥浪鼓到電燈開關再到iPad，與各種人造物的互動或許還培養了兒童“萬事皆有因果”的認知，外部世界仿佛充滿了可操控性。這種社會環境會不斷引導我們思考：我能做什么？我還能做什么？我到底能做什么？

不過，兒童思維中存在著一項有趣的認知局限。大約4歲之前，兒童的因果認知仍然與自身和他人的目標導向行為緊密相關。在一項實驗中11，數名2歲至4歲的兒童觀看一輛玩具汽車向墻壁駛去。當玩具車抵達墻壁時，遠處的風車便開始轉動。過了一會兒，當玩具車再次靠近墻壁時，他們便會主動看向風車。不同年齡的兒童至此都表現出了統計學習能力（即預測）。

當研究者調整兩項變量時，實驗有了關鍵發現。變量之一是玩具車的移動方式，其二則是兒童被要求主動轉動風車時的行為反應。部分兒童能看到有人將玩具車推向墻壁。在這種情況下，當研究者讓他們轉動風車，不同年齡的兒童都會模仿推車的動作。如果兒童看到玩具車自行移動，情況就大有不同了。只有4歲的兒童能夠選擇抓住玩具車，通過觸碰墻壁來轉動風車。

目前尚未明確究竟是什么機制推動兒童發展出客觀的“他者因果”認知，即從基于自身行動的因果認知轉向將因果關系視為世界本身組成部分的固有屬性。按照這種理解，當你發現車上有一道凹痕，你會抬頭檢查車上方的樹，看看“肇事者”是不是墜落的橡子。

然而，大約四歲的兒童會同步發展出“心智理論”（ theory of mind，理解他人的觀念可能與現實不符）、視覺觀點采擇（visual perspective-taking，明白我看到的藍色物體在你戴著黃色眼鏡時會呈現為綠色），并且能夠容忍“雙重命名”（dual naming，對于同一物體，你說那是樹，而我說那是灌木，此刻兩種說法都成立）。這些能力的共同之處在于對同一事物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或許，即使無人干預也仍然存在的“潛在因果”，同樣需要這種“雙重表征”。

動物視角中的世界圖景：

當控制讓位于合作

無論這種人類特有且普遍存在的因果認知源于何種成因，其他動物的行動顯然始終停留在“自我因果”，它們從未獲得客觀視角，即因果性蘊含于萬物之中的世界觀。

在它們的感知中，世界是如何呈現的呢？我是這樣理解的：當你觀看立體電影時，戴上3D眼鏡會讓物體會“躍然眼前”。透過“自我因果”的認知透鏡，我設想其他動物眼中有一個原始的控制面板，類似荒野中的杠桿、開關和儀表盤。樹枝可能作為摘取高處果實的工具凸顯出來。一片纖長的草葉或許因為能從白蟻丘中獲取食物而變得醒目。

但這些“可干預的”行動道具十分少見，且主要出現在與你過往行高度相似的場景中，其他一切不過是變化的背景，就像筆記本電腦屏保上變換的圖案。有些變化無關緊要，比如風中起伏的草叢。有些變化則與情感密切關聯，比如灌木叢中突然傳來的沙沙聲預示著危險，遠處同類的叫聲意味著“有伙伴！”，或者潛在伴侶的氣息會帶來期待。但這些感知、模式和節奏終歸只是休謨式的背景音樂（Humean music），熟悉、可預測、穩定，卻并非由因果關系驅動，無法掌控也難以解釋。

不妨這樣理解。當你還是尚未被語言和社會學習改造的新生兒時，你就已置身于充滿特定意義的情境之中，每個情境都有其獨特的意義。躺在嬰兒床上，你頭頂的懸掛玩具總是款款擺動；在浴缸里洗澡時，水龍頭會嘩啦作響。周圍是厚重的濕氣，身下是光滑的平面。在你尚未發育完全的眼中，父母的身影模糊不清。他們走來走去，低聲細語，將美味的食物放入口中，把你抱在懷里左右輕搖。

相比之下，非人類動物的行為與其說是受控制，不如說更類似“合作”。

與此同時，這些意義非凡的事件讓你發現了自身的能動性12。當你微笑時，他人會報以更多的笑容；你裹緊毯子后把手臂拿出來會感到寒冷；揉捏豌豆會改變它們的形狀……通過種種互動，世界向你敞開大門，成為施展行動的舞臺。

需要注意的是，人類環境本身就是為操控與控制而構建的。你生活在一個由平面、門把手和其他“用具”（借用海德格爾的說法）組成的世界里，但其他動物則不是。猩猩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密林中，必須與樹枝周旋。有些樹枝可以撥開，有些會回彈，還有些無法撼動，只能繞行。北極海豹需要用牙齒和爪子在堅冰上鑿洞，信天翁能根據風向調整身姿從而加速滑翔，卻無法控制風向。

非人類動物的行為相較于掌控，更近乎于合作。在這種存在狀態中，行動意味著與環境協作，而不是主宰。正如《寧靜禱文》（Serenity Prayer）所昭示的那樣：賜予我寧靜，接受不可改變之事；賜予我勇氣，改變可改變之事；賜予我智慧，分辨可變與不可變。比如你在海中面對巨浪襲來，只能選擇破浪或潛越，卻無法阻止浪潮產生。你必須學會順應自然。

這種世界觀也曾屬于人類。在我們將世界視為可操控、可征服的對象之前，它曾以動態變化的形式存在著。世界于人類而言如同一股推力，時而扶持，時而對抗。這股力量不容忽視，并要求我們經過深思熟慮再行動。而人類的“超能力”最終讓我們征服了這種力量，并遺忘了它的存在。

重寫未來：

在希望與反思之間尋找行動支點

每當思考人類的因果認知時，我常常會想到迪士尼音樂動畫《幻想曲》（Fantasia）中的《巫師的學徒》（The Sorcerer’s Apprentice）。在這部改編自歌德同名詩歌的短片里。米老鼠是個調皮的見習巫師，戴著藍色巫師帽，身穿紅色長袍。他偷走老師的魔法書，對一把掃帚施法，讓掃帚替他打水注滿大鍋。掃帚長出雙臂，開始提著米奇的水桶四處奔走。它取水，倒水，循環往復，不知疲倦。大鍋滿溢，米奇驚慌失措，用斧頭把掃帚劈碎，誰知每塊碎片都幻化成了新的掃帚！轉眼間，事情就演變為一支掃帚大軍往鍋里瘋狂倒水。最后被巫師解救時，米奇正緊緊抱著魔法書在洪水中漂流。

?《巫師的學徒》。圖源：迪斯尼

因果認知是科學與工程的基石，它為我們帶來了管道、電力和衛生系統，創造了自行車、隧道和火箭，催生了疫苗和化療技術。它同時也是道德責任、貿易協定和交通法規等社會技術的根基，讓我們得以規劃未來、講述故事、想象其他可能。但它更是一種黑暗魔法。我們對物質和社會環境強大的掌控力，催生了改變氣候的工業污染物，微塑料滲入大腦、睪丸與母乳；工廠化養殖與劇毒農藥泛濫，成癮性加工食品肆虐，藥物濫用屢禁不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世，專門操縱人類決策與注意力的算法橫行。

我們如何運用這股力量做出新的抉擇的集體能力，將決定全人類的命運。令人感到恐懼、沮喪又無奈的是，這種力量似乎超出了我們的掌控。它比任何人都龐大，遠遠超出人類進化過程中形成的目標導向型行動的認知維度。

我持樂觀態度的原因在于，人類完全可以利用因果認知來干預自身行為。首先，這種認知可塑性很強，就連小學生也能了解涉及生態系統、食物鏈乃至社會結構性不平等背后的復雜因果關系13-15，這為開展教育、制作童書及打造兒童媒體提供了指引。其次，社會性也有助于人類在對諸多關鍵變量的處理上團結一致。朋友和家人能顯著影響個人健康習慣，如是否鍛煉、健康飲食、微塑料防護等16-18，和地球生態，如肉類消費、堆制肥料、可持續消費等相關習慣的養成19-22。我們越是探討這些差異，這些行為就越能引發共鳴，在全人類當中產生深遠影響。

歸根結底，因果認知最初植根于我們的價值取向，即那些我們渴望的事物。最初的因果學習，正始于對理想目標的追求。這意味著，樂觀的行動倡議往往比悲觀的論調更有效。近期我最欣賞的人類因果想象范例，是海洋生物學家、氣候行動者阿亞娜·伊麗莎白·約翰遜（Ayana Elizabeth Johnson）2024年出版的著作《做對的事會怎樣？》（What If We Get It Right?）。在書中，約翰遜邀請我們共同暢想理想中的未來，并以各自的方式在所屬社區中為之努力。她說，我們已經制定了許多解決方案，接下來只需推廣、傳播并加以落實。

想到這里，我認為希望仍然存在。從“做對的事”到“能做什么”，只有一步之遙。

讓我們行動起來吧！

原文鏈接：https://aeon.co/essays/causal-understanding-is-not-a-point-of-view-its-a-point-of-do

1.Taylor AH, Cheke LG, Waismeyer A, et al. Of babies and birds: complex tool behaviours are not sufficient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ability to create a novel causal intervention. Proc Biol Sci. 2014;281(1787):20140837. doi:10.1098/rspb.2014.0837

2.Amy Needham, Tracy Barrett, Karen Peterman,A pick-me-up for infants’ exploratory skills: Early simulated experiences reaching for objects using ‘sticky mittens’ enhances young infants’ object exploration skills,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Volume 25, Issue 3,2002,Pages 279-295,ISSN 0163-6383,https://doi.org/10.1016/S0163-6383(02)00097-8.

3.Geraldine J. Jordan, Kelly Arbeau, Denise McFarland, Kelly Ireland, Alescia Richardson,Elimination communication contributes to a reduction in unexplained infant crying,Medical Hypotheses,Volume 142,2020,109811,ISSN 0306-9877,https://doi.org/10.1016/j.mehy.2020.109811.

4.Hiroko Nakayama,Emergence of amae crying in early infancy as a possible social communication tool between infants and mothers,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Volume 40,2015,Pages 122-130,ISSN 0163-6383,https://doi.org/10.1016/j.infbeh.2015.06.010.

5.Carolyn K. Rovee-Collier et al. ,Reactivation of Infant Memory.Science208,1159-1161(1980).DOI:10.1126/science.7375924

6.Oller D. Kimbrough , Griebel Ulrike , Iyer Suneeti Nathani , Jhang Yuna , Warlaumont Anne S. , Dale Rick , Call Josep, Language Origins Viewed in Spontaneous and Interactive Vocal Rates of Human and Bonobo Infan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Volume 10 - 2019, 2019, https://www.frontiersin.org/journals/psychology/articles/10.3389/fpsyg.2019.00729, 10.3389/fpsyg.2019.00729, 1664-1078

7.Meltzoff AN. Infant imitation and memory: nine-month-olds in immediate and deferred tests. Child Dev. 1988 Feb;59(1):217-25. doi: 10.1111/j.1467-8624.1988.tb03210.x. PMID: 3342714; PMCID: PMC3652622.

8.Meltzoff AN. Infant Imitation After a 1-Week Delay: Long-Term Memory for Novel Acts and Multiple Stimuli. Dev Psychol. 1988;24(4):470-476. doi:10.1037/0012-1649.24.4.470

9.Gopnik, A. and Sobel, D.M. (2000), Detecting Blickets: How Young Children Use Information about Novel Causal Powers in Categorization and Induction. Child Development, 71: 1205-1222. https://doi.org/10.1111/1467-8624.00224

10.Gopnik A. Words and plans: early langua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action.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1982;9(2):303-318. doi:10.1017/S0305000900004736

11.Elizabeth Baraff Bonawitz, Darlene Ferranti, Rebecca Saxe, Alison Gopnik, Andrew N. Meltzoff, James Woodward, Laura E. Schulz, Just do it? Investigating the gap between prediction and action in toddlers’ causal inferences, Cognition, Volume 115, Issue 1, 2010, Pages 104-117, ISSN 0010-0277, https://doi.org/10.1016/j.cognition.2009.12.001.

12.Zettersten, M., Foushee, R., & Goddu, M. K. (2025, January 26). "Helpless" infants are active, goal-directed agents: Reply to Cusack et al. https://doi.org/10.31234/osf.io/zw8x2_v1

13.Gluckman, M., Vlach, H., & Sandhofer, C. (2014). Spacing Simultaneously Promotes Multiple Forms of Learning in Children's Science Curriculum.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8(2), 266-273. http://dx.doi.org/10.1002/acp.2997 Retrieved from 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3js5421r

14.Nyhout A, Sweatman H, Ganea PA. Children's hypothetical reasoning about complex and dynamic systems. Child Dev. 2023;94(5):1340-1355. doi:10.1111/cdev.13931

15.Ny Vasil, Mahesh Srinivasan, Monica E. Ellwood-Lowe, Sierra Delaney, Alison Gopnik, Tania Lombrozo, Structural explanations lead young children and adults to rectify resource inequalit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Volume 242, 2024, 105896, ISSN 0022-0965, https://doi.org/10.1016/j.jecp.2024.105896.

16.Maturo CC, Cunningham SA. Influence of friends on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y: a review. Am J Public Health. 2013 Jul;103(7):e23-38. doi: 10.2105/AJPH.2013.301366. Epub 2013 May 16. PMID: 23678914; PMCID: PMC3682627.

17.Sophia Jihey Chung, The Influence of Peers on Diet and Exercise Among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Pediatric Nursing, Volume 36, p44-56, September-October, 2017, DOI: 10.1016/j.pedn.2017.04.010

18.DongWhoi Moon, H. Holly Wang, Na Hao, Consumer behavior in choosing microplastic contaminated seafood across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role of cultural and attitudinal factors,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Volume 78, 2023, Pages 290-306, ISSN 0313-5926, https://doi.org/10.1016/j.eap.2023.03.009.

19.Ge J, Scalco A, Craig T. Social Influence and Meat-Eating Behaviour. Sustainability. 2022; 14(13):7935. https://doi.org/10.3390/su14137935

20.Bagagiolo G, Vigoroso L, Pampuro N, Cavallo E. The Role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in Affecting the Adoption of Compost from Organic Fraction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 Italy. Agronomy. 2022; 12(2):445. https://doi.org/10.3390/agronomy12020445

21.Essiz, O., & Mandrik, C. (2022).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 on sustainable consumer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Roles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and peer influence in environmental consumer socialization. Psychol Mark, 39, 5–26. https://doi.org/10.1002/mar.21540

22.Salazar, H.A., Oerlemans, L. and van Stroe-Biezen, S. (2013), Social influence o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a behavioural experi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37: 172-180. https://doi.org/10.1111/j.1470-6431.2012.0111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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