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外灘教育（ID：TBEducation）

又一年升學季，身邊大部分家長都在忙著選學校，但也有些早早變換賽道，直接將小孩送出國，期待異國教育能給孩子帶來更多元的可能。

前幾天聽播客，正好聽到作家劉墉的兒子劉軒，在講自己一家紐約陪讀的故事。

去年，劉軒一家帶小孩到紐約游玩，玩著玩著，小孩萌生出在紐約讀書的想法，一家子于是從中國臺北搬到紐約陪讀。

小孩倒是適應能力強，愿望得到滿足，在紐約讀書也很開心。但放棄臺北工作，去紐約陪讀的妻子Cardin卻不快樂了，陌生環境，文化不適應，她時刻感到自己“被卡住在紐約”，日漸低迷找不到方向，低落時還會抑郁大哭。

這個場景很像在看美劇《初來乍到》：Jessica剛到奧蘭多也頻頻崩潰，時常想念她在華盛頓的華人朋友。現實里劉軒的妻子Cardin，也無時無刻不在懷念著臺北的一切。

跨國陪讀可能會遇到的難題

01

文化適應問題

劉軒本身是哈佛大學心理學博士，他的妻子Cardin曾是公關領域的職場精英。但就是在這種有很強自我察覺的家庭，跨國陪讀依然不可避免帶來抑郁和崩潰。對于大部分普通家庭來說，低齡留學和跨國陪讀帶來的挑戰可能還更大。

哈佛大學心理學系的辛西亞曾在研究中提出“行為抑制”，指一個人在面對不熟悉的人、物體和事件時，總會表現出退縮和回避的反應。許多陪讀家長剛到異地，都會有一段“行為抑制”時期。

去年新加坡電影《小孩不笨3》就刻畫了這么一個跨國陪讀，陪到懷疑人生的媽媽形象。

《小孩不笨3》里去新加坡留學的母子

電影里胡靜飾演的上海媽媽，不惜辭掉本身的財務工作，陪孩子梓豪到新加坡讀小學，迎戰小升初。但受限于陪讀身份，無法在新加坡工作的她，很快又遭遇國內丈夫不滿斷供，孩子在學校被惡意陷害的危機。加上文化上的差異也時常讓她摸不著頭腦，本想借著帶小孩出國留學，讓家庭關系更上一層樓，到后面變成一把辛酸淚。

文化不適應對于Cardin，也是個大問題。

剛到紐約陪讀一年，Cardin就遭遇了很多思想和價值觀上的沖突。比如她不理解為什么自己在旁邊等了很久的車位，被別人搶了，對方還能理所當然；

不理解明明自己第一批下飛機，卻要因為入境窗口警官換班，在肯尼迪機場白白等兩個小時才被允許入境。

“我們在臺灣都會考慮不要造成別人的麻煩，但是在美國就是很個人主義，每個人都是以自己個人的利益為上。”

02

異地家長跟小孩的溝通障礙

陪小孩留學，不止是Cardin遇見問題，劉軒在談到跟孩子的溝通時，也表示異地之后談的話就少了很多。

“如果我人在這邊，他們會跟我講很多細節。如果我不在，小孩子也就是晃過鏡頭前面Hi Dad，問他們How is everything？-Good. How is School? -Normal.”

但是當劉軒跟小孩在一個空間，他們就會分享更多細節，“因為想到什么都會跟你講。”

圖片來自《小孩不笨3》

跟父母的充分溝通是培養孩子共情能力的關鍵，這里指的不僅是語言上的溝通，還有軀體上的互動。當小孩遇到問題，如果父母不在身邊，透過手機電腦這樣一個小屏幕做交流，終歸少了點“活人感”。孩子不一定會愿意做充分的表達，從父母的角度，這樣的溝通方式也容易誤解小孩的情緒。

03

身份焦慮

不過，相比文化不適應，陪讀家長的身份焦慮問題，更是頭大。如果說文化差異和價值觀沖突，還能隨著時間慢慢習慣，身份焦慮則會更大程度威脅家長的自我認同，甚至孩子的身心健康。

在劉軒一家的故事里，劉軒大部分時間在臺灣工作，妻子Cardin作為陪伴小孩的主力，必須一個人處理很多事情。因為身份限制，她又沒辦法在紐約當地找工作。對職業身份的憂慮，以及被困在小孩的繁雜瑣碎的日常，都讓她心力交瘁，“這一年來我都覺得自己適應力很差，常常找不到快樂的意義是什么。”

她開始自我懷疑：“為什么我在這里，我到底在這里的意義是什么？”“我是誰？”“臺北的Cardin帶不來紐約。”“我覺得就是歸零。”

她試圖通過食物擺盤的儀式感，在紐約找到家的感覺，她也懷念臺北的過年的氛圍，因為感覺“過年”這件事，即使是在紐約法拉盛或唐人街等華人聚居地，都很寡淡。

“回顧2024年在紐約的一年感覺什么都沒有做，有花更多的時間陪孩子，但在自我成長方面就不夠看重。”

越來越多的高凈值家庭家長選擇讓孩子在K12（5-18歲）階段出國留學。

胡潤的調研顯示，2023 年高凈值人群里85%有子女留學規劃，其中本科留學占比43%，初中占比較上年提升3～8%。

2023年新東方的《中國留學白皮書（中學版）》中，有明確提到意向留學生家長群體的學歷，其中41%為本科學歷，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占比15%，海歸背景家長占比增至16.5%。

《中國留學白皮書（中學版）》顯示18歲以下留學生占總數的3.83%

不難理解，需要家長陪讀的低齡留學家庭，通常有相對可觀的收入，父母的學歷和職場位置也比較高。那么，當做出留學選擇時，家庭里至少有一方（通常是女性）需要犧牲部分的自我發展，選擇自由職業或者退出職場，以輔助整個家庭達到最佳成就。這種取舍通常很艱難。

受過高等教育或者曾經工作過的陪讀家長，他們對自己的狀態轉變——從志得意滿的職場人身份，轉化為無法為家庭“做出經濟上的貢獻”的全職家長——懷有相當復雜的情緒。

如何說服自己這種“選擇”的正確性？成了陪讀家長最主要的焦慮來源。

周軼君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第二季里采訪了多個低齡留學泰國的家庭，有曾經是銀行行長的媽媽吳云，在談到放棄自己職業，到泰國陪讀當全職主婦時，紅了眼眶。

《他鄉的教育第二季》采訪社會科學院博士牛亞凡

也有從遼寧來的陪讀爸爸，最終選擇在泰國清邁出家，成為圓滿師傅，他在采訪中感慨“要找的東西在里面，不在外面。不要指望換個環境就能實現什么特別大的轉變。”

《他鄉的教育第二季》采訪圓滿師傅

04

對低齡留學回報率的焦慮

焦慮的另一個來源，是對教育投資回報率的不確定。AI日新月異，未來瞬息萬變，身為父母也很難確定，快樂的童年和有保障的未來是否還可能共存。或者說，應該用什么標準，去調整自身對教育回報的期待。

根據英國教育社會學家菲利浦·布朗的說法，如今精英主義（Meritocracy）正慢慢變為家長主義（Parentocracy）。在拼家長的社會里，“家庭的財富和父母的期待”將極大地影響孩子的未來和人生。

如今的監護人更關心學校教育水平的高低，擇校上也更慎重。教育機會、教育成果不僅受家庭的社會階層、經濟實力影響，也被家庭的文化環境和監護人對教育的積極支持度所左右，教育差距擴大的傾向愈發明顯。

圖片源自《小舍得》

那么，人到中年，是不是雞自己比雞娃更有用？

之前有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

“資深差生”思思在國內已經完全喪失學習動力。思思媽媽帶著“主打一個奉獻”的決心，把女兒帶到加拿大繼續努力了兩年，還是不見女兒對學習的熱情有所高漲，母女倆經歷了從拔網線斷網，到老師上門勸說，到請心理醫生診斷各種劍拔弩張，思思媽媽一怒之下怒了一下，決定卷自己。當著女兒面立下豪言壯語：

“以后我去讀書，卷進市中心大公司穿金戴銀。你就去社區的壽司店端盤子，我到時就穿著MaxMara到你端盤子的壽司店里來吃壽司，你不要哭。”

從此思思媽一路開掛，斗志昂揚地把自己卷進公立College，卷進市中心大公司。像偶像劇結局，在她想開卷自己之后，思思這位資深差生也終于受到啟發，各科都脫離了C，保B爭A，得到了學校“進步最快”的獎學金。

但這就能說明雞自己比雞娃管用嗎，也不一定。每個家庭狀態不盡相同，也并非所有家庭都愿意且能夠付出時間成本放下生計，說讀書就讀書，陪娃一起卷。這其中唯一共同的，只有不斷試錯的育兒焦慮。

表達自己的需求：

陪讀家長很需要尋求同伴支持

人為什么會焦慮？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的“存在性焦慮”理念認為，這是因為近代社會成熟帶來的價值觀多元化，讓人們感覺自己的生存基礎受到了威脅。

我們很難擁有全然安心的狀態，因為再也沒有“只要這樣做就行”的明確方法，而上一代人是擁有這些的。

面對龐雜的信息和形態各異的價值標尺，人們不得不時常自省：

我到底是誰？我究竟該如何度過自己的一生？這樣的環境里，還有什么是作為父母可以控制的？將生活重心轉向家庭和孩子，并放棄部分自我發展的陪讀家長，又該如何找到自己的價值所在？

劉軒和妻子Cardin分享了自己的經驗：家人之間要相互支持，還有學會“活在當下”。

回憶自己陷入抑郁狀態的時候，Cardin認為，當時的她是需要一個出口，作為丈夫的劉軒能理解她的感受，成為她最好的聽眾，這個舉動真的有幫助到她：“你在自己很弱的時候，真的自己站不起來，真的要別人扶你。”

孩子也會用自己的方式在“照顧”媽媽，“因為從小我們教育他們，我們就是一個團隊，那這個團隊一定會有人好有人不好，有人不好的時候，好的人就要幫不好的人”

在他們的對話里，外灘君也聽到了“輪班制”這樣的字眼，在Cardin表達郁悶之后，丈夫有安排好自己的工作，過來幫忙照顧小孩，并讓妻子有時間自己回去臺灣一個月。遇到狀況的時候，不是靠自己一個人在苦苦支撐，而是全家一起努力地共同解決困難。

美國社會學家瑞秋·謝爾曼在《不安之街：財富的焦慮》里，采訪過45個年收入在25萬美元-1000萬美元的家庭。她發現很多全職太太，即使出于經濟原因，無需再出門打拼，依然會有一種想要獨立應對一切的愿望，想要證明自己擁有“獨當一面”的能力，以此證明自我價值，同時向孩子們展現努力工作的道德品質。

很多放棄工作跨國陪讀的家長，心理上其實很相似，但這種偏向鉆牛角尖的自證，容易在不知覺間壓垮人的心理防線。

生態學中，紅樹林的根系彼此纏繞，才能在潮汐的沖擊下屹立不倒。

如果選擇低齡留學是整個家庭共同做出的決定，那么，家庭成員之間互相支持的氛圍就很重要。夫妻之間能夠互相理解對方在家庭里的貢獻，尤其無酬家庭勞動的價值能被“看見”，才可能力往一處使，最終實現家庭利益的最大化。

良好的家庭溝通環境，相互的理解支持，無疑是劉軒一家的“紅樹林哲學”。菲利普·布朗的“家長主義”，也并不是需要父母一昧成為遮風擋雨的巨人，更需要成為彼此扎根的泥土。

中國父母既要磨練“布置的技藝”

也更尊重孩子的意見

學者關宜馨在《不確定的愛》里，將中國父母在養育上的投入與治理國家類比，認為二者都是仰賴一種“布置的技藝”（the art of disposition）。

孩子所處的社會競爭規則或許不合理，家長們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周遭的一切都在明里暗里告訴他們，無視競爭規則，最后背負這個代價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他們沒有選擇，只能投入其中。

圖片源自《小舍得》

中國的家長們，于是像戰場上的軍師一樣，施展“布置的技藝”。磨練敏銳的眼光，巧妙地部署，掌握出動的時機，提前為孩子創造條件，力求用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功效。

這里的創造條件，不僅包含為孩子提供優秀的教育機會、資源，營造積極的成長環境，也包含對突發事件的及時處理，對潛在危機的提前應對——

別的不說，就看最近升學季各大教育博主的直播間里，就擠滿了為幼升小、小升初傷透腦筋的家長：有在民辦和公辦之間躊躇不決的，有在離家近和口碑好的選項前舉棋難定的。

另一位朋友佳佳，也是未雨綢繆的典型。早在小孩幼兒園的三年，就前前后后給娃報了十幾二十門藝術和體育的興趣班，用她的話說：“是為了能及早發現小孩的興趣點和天賦在哪里，后續能更專注地側重培養。”

即使孩子如愿以償上到了好學校，選好了專攻的興趣特長，家長也會想方設法給老師留下好印象，以避免孩子在教室里被忽視、排擠。每個父母都在盡自己最大的能量為小孩謀劃最有利的發展路徑。

關宜馨還認為，如今這種理念又發展出了一種新的歷史趨勢——從“福特主義”到“豐田主義”的過渡。福特制生產模式圍繞生產展開，然后再進行銷售，而豐田主義生產模式則保持零庫存狀態，只有在溝通好市場需求之后再生產商品。

家長對孩子的期望也與此類似，先是保持“零庫存”狀態，只有在孩子表達意愿之后才開始創造條件，以開放的姿態應對兒童的興趣。佳佳是這個典型，上述的劉軒和妻子Cardin也是。他們舉家搬到紐約，起初也是尊重小孩的意見，因為小孩本身喜歡紐約學校的教育。

但以上這些高度機動應變的教育方式，對家長的精力和資本投入要求也更高。

最后，再回到劉軒分享的一個故事：他們一家去滑雪，水土不服的抑郁意外被一個滑雪教練治愈。教練在動作指導里說出了通俗的哲理：“有時候，你需要往你不想去的方向走，才能到你必須到的地方。”而且，“如果你在這個地方都可以滑得很好，那你到哪里也都可以了。”

教育本身也沒有標準答案。與其過多憂慮一個決定的好壞，不如大膽往前。

學孩子，用心體會每一個“當下”。

-每日教育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