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喬葉
在當下快節奏、高壓力的時代,我們常常被抽象的概念和宏大的理想所牽引,忽略了身邊那些具體而微的生命體驗。愛,這個自古以來被無數詩人、哲學家歌頌與探討的主題,在現代社會的語境下,似乎也逐漸變得模糊和遙遠。我們談論愛,卻往往止步于宏大的敘事,忘記了愛最本質的模樣——它是關于具體的人,關于那些觸手可及的情感交流與理解。
茅盾文學獎作家喬葉的新作《要愛具體的人》,提醒我們回歸愛的本真,教會我們如何在日常的瑣碎與平凡中,發現并珍視那些構成生活基石的具體之愛。
該散文分為4個章節,不僅是在講述故事,更是在引導讀者進行一次心靈的覺醒之旅,讓我們重新審視自己與周圍世界的關系,學會以更加細膩和包容的心態去愛。
《要愛具體的人》喬葉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Q:張佳璇(《中國出版傳媒商報 》 記者)
A:喬 葉(作家)
Q:為什么取名為《要愛具體的人》?
A:這書名取自于書中一篇文章的題目。和編輯們商量書名時,我們所有人在第一時間都不謀而合地選中了它。我也覺得有點兒奇妙,這書名怎么就那么投我們的心思呢?后來想想,這個題目某種意義上還是能表達出這本書的整體情緒。具體的人本身就鏈接了很多東西,可以說就意味著生活本身。
要愛具體的人,要這個字頗有一種祈使句的口氣,仿佛命令。但用在此處并非命令。這是我的自說自話,是我對自己的提醒。之所以有此提醒,是因為我發現,相比于具體的人,抽象的人總是更容易讓人愛的。比如在舞臺中央的明星偶像,亦或是活在傳說中的歷史人物。他們在抽象中纖塵不染,散發著璀璨的光芒。就人的意義而言,這些抽象的人是我們的“詩與遠方”。但身邊所有具體的人,無論熟悉還是陌生,他們是多么的灰暗駁雜,懦弱易碎,與此同時,柔軟溫暖,剛硬熱烈,堅韌頑強,這也是他們。走在大街上,坐在地鐵里,看著身邊這些陌生面孔,我知道,所有抽象的形容詞都附著在這些具體的人身上。我清楚地知道著他們,如同知道著我自己。因為毋庸置疑,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個,最平平無奇的一個。我提醒自己去愛他們,其實就是提醒自己去愛自己,我自己也是如此平凡。
Q:你覺得愛應該是具象化的嗎?
A:是啊。愛是如此珍貴美好的情感,這種情感的來源和對象肯定是具象化的。現在獲取知識的渠道非常多樣和便捷,紙上談兵時大家都能侃侃而談,很習慣于去抽象起來,去總結,去提煉。但同時,所有的情感、思想、意識最終都要還原到生活本身才有意義,所以具象化很重要。落實到具體生活中,如何從生活本身去學習、體會、感受,怎么跟家人、同事、朋友、陌生人相處,就特別考驗人的能力,尤其是愛的能力。
Q:在你的文學道路上,有哪些人對你產生了重要影響?
A:有各種各樣的人。比如我奶奶,她對我的影響我在年輕時意識不到。隨著年齡增長和閱歷增多,在文學道路上愈走愈遠,在精神世界上的探索更加深廣之后,再回頭去看我奶奶對我的影響會更顯著。很多親人對我們的影響我們有時是不自知的,只有在你成長后再回頭看才能意識到。所以這種影響很難將其界定為直接影響,但卻是一種根本性的影響,反正對我來說是一個精神根脈似的存在。寫作本質上是寫情感的,我覺得奶奶打造了我的情感基底,奶奶的影響是從始到終的,所以我的多部重要作品里,都會有個“奶奶”。
還有一些影響是顯性的。比如文學界的老師們、編輯們,他們對我的影響也很重要。比如李佩甫老師對我的影響就很大,我認識他已經20多年了。我在河南時,李佩甫老師講的很多話我并不懂得,隨著漸漸成熟我才慢慢消化他給我講的一些東西。他曾講“認識照亮生活”,我歷經很多年才深刻理解了這句話,現在我不但理解了它,它還在我這里得到了延伸——認識照亮生活,生活中也可以得到認識,生活與認識是互相作用的關系。這種影響一旦形成,在我的寫作中它會永遠起作用。
Q:你在文中提到“母親總是壓抑著驕傲說‘我那二妞... ...’,”“當她的孩子,就是那么好啊”,母親是個怎樣的人?她給予了你怎樣的女性力量?
A:我母親和無數母親一樣,給予孩子的力量就是愛的力量,我能感覺到自己被她愛著,這特別重要。當然這也有個漫長的過程。我的原生家庭里兄弟姊妹比較多,五個孩子,我排行老四,在女孩里是老二,小時候覺得自己不受待見,被家人輕視,是不被愛的,因此老給自己爭取權益,跟家人吵架。后來我漸漸意識到愛有多種不同的方式,作為長輩怎么可能不愛自己的孩子呢?尤其是作為母親。但她有自己的局限性,她只能那樣表現她的愛。不理解時覺得這不是愛,現在理解了便明白這也是愛。
Q:你覺得對長輩來說,他們對頭胎和二胎表達愛的方式是否有所不同?
A:頭胎畢竟是第一個,父母對于生養沒有經驗,肯定會表現得更在意更緊張。二胎就會松弛很多。內心里的愛應該是一樣的,只是表達方式會有差別。具體情況也要由多種因素的局限性決定。比如我跟我姐姐差七歲,她是家里第一個女孩,大人們就會偏寵,我要撿她的衣服穿。當然男孩也一樣,我弟也要撿我哥的衣服穿,這在我小時候的年代很正常,當時條件所限。再比如我奶奶從舊社會過來,她就覺得男孩高一等,不自覺地就會重男輕女,這是時代的烙印,跟鄉村環境也有關系。
Q:在《姐姐的高定》中,你提到姐姐寄來源源不斷的快遞,都是吃穿,雖看起來日常,但卻是姐姐在生活中對你最細微的關心,開篇這樣寫有何巧思?
A:倒沒有刻意安排,這些篇章我是散落地給編輯的,編輯很喜歡這篇,便放到書中開篇。在這篇文章里,我賦予了“高定”一個情感意義,這是愛的高定。其實姐姐做的衣服本身的料子都很便宜,最貴的才 40 塊錢。姐姐用這個料子給我做了件連衣裙。我穿著這裙子參加了一個外事活動,還上了央視的新聞聯播。衣服本身料子的價格不能決定這件衣服對我的意義,所以我一點也沒有感到羞恥。朋友們問起來我就如實作答,內心還有隱隱的驕傲。這是姐姐的禮物,多好啊。
我姐姐現在依然在老家最基層的地方生活,我們經常視頻聊天。我的親人給予我的情感很樸素,也很溫暖。這本書中還有一篇名叫《不會成為貴族》,與《姐姐的高定》相呼應。這些親人們讓我一直覺得自己就是樸素的勞動人民。如果允許自我表揚一下的話,我有個優點就是還挺樸素的,樸素讓我心里踏實。
Q:讀《要愛具體的人》時,就像跟好朋友對話一樣能即刻讓自己放松下來,在書中你為什么提到了很多對陌生人的愛?
A:這本書里寫了挺多陌生人的愛。比如《你是去跳舞嗎》這篇,是我在國家大劇院散步時,有個老太太叫住我,跟我聊天,使我久久難忘。假使一件事很難忘,雖然我當時很懵懂,但我知道這事一定有意義,意義會沉淀出來。我就一直在想她為什么要跟我聊天,后來想明白了,我知道就是因為她很寂寞,很孤獨。這樣一個陌生人想跟我聊天時,我停下腳步跟她聊幾句,是不是也是一種愛?她對我的莫名的信任感,是不是也是一種愛?
還有一篇叫《認真的人》,是春天我在一個地方看花時,碰見一個老太太也來跟我聊天,她媽媽95歲高齡,她75歲,她倆每年到處去看花,看牡丹、看月季... ...特別美好。她其實沒必要跟一個陌生人講那么多,但她就跟我講了。我覺得很珍貴,便記錄下來。大家都是陌生人,但聊幾句,彼此笑著,這也是一種愛。
Q:《要愛具體的人》是部散文作品,你如何看待散文與小說之間的區別和聯系?
A:散文更松弛,誠如你讀的感覺“像跟好朋友對話”,我書寫時也是在對好朋友講述。我有個比喻——散文像睡衣,小說像旗袍。散文是在很舒適和松弛的狀態下寫的,是直接打開的,鋪陳直述。小說呢,就像做旗袍,要量體裁衣,寫短篇、中篇、長篇是不一樣的。小說里還有虛構,所以會對現實有一種變形處理,我們稱之為發酵,像做酒。寫小說是從糧食到酒,雖然它們之間有密切的關系,但已經不一樣。散文是從糧食到食物,有著更樸素的語態或面貌,更貼近日常生活。
Q:對于生活的態度,你在書中提到會去買名字好聽的花、會去家居市場“淘寶”等都是加法日常。我注意到您在一些篇章如《減法》《刪與不刪》里提到對于一些無效社交會做減法。你覺得好的生活狀態是以加法為主還是減法為主?如何去平衡加法與減法?
A:我覺得加法和減法其實是一條邏輯線上的選擇。在那邊做減法就是為了在這邊做加法。減法是因為有時你沒辦法跟他對等的交流,你只能很無情的做減法。我們的人生如此有限,還是要把空間騰給能讓自己感知到的很美好的東西,騰給那些帶給自己更多愉悅、更多充實感的東西,騰給有價值的東西,騰給能讓自己更愛自己、也更愛人世間的東西。
還有一點,我做減法的對象基本都是抽象的人,比如在生活中沒有見過面或是見面極少的人,匆匆加了微信,我就會對他們做減法。我甚至想,如果我們在生活中有了具體交集,能夠經常在現實生活中面對面,我肯定不會這么決絕。所以我還是更喜歡具體的東西。俗話說“見面三分情”,人見面之后,他的氣息以及他的各種東西都是立體的,是能被感知到的,有溫度的。一旦進入文字世界中,為何容易誤會?因為信息是扁平的,里面的人也是扁平的,并不立體。比如互相發微信時要很謹慎,因為它很扁平。作為一個閱讀者,我不可能去全息的還原出來對方當時的狀態,我只能看文字去理解,所以它有特別大的局限性。
Q:你在《我就是來看看你呀》一篇中和《和婉婉在臺北的一天中》都寫到了珍貴的友誼,提到“相信對于自己的怠慢朋友總會寬容的”,你是如何看待友誼的?什么樣的友誼才算得上是真正好的友誼?
A:對我來說,很純粹的友誼是非常珍貴的。比如《我就是來看看你呀》中,我跟我朋友已經多年未見,但見了依然會感到很親切。雖然兩個人無法一下子暢聊什么,因為兩人很久沒有密集的交往后,彼此之間在這個時間段的信息是空白的,沒什么話好說,但依然很親。我們倆在年輕時有一段很頻繁的交往,她的很多故事我知道,我的故事她也知道,是那種不為他人所知、只有我們所知的秘密。所以我在文章中寫了這句話,很多讀者都很喜歡:“所有的故人那里,都儲存著當年的自己”。我和她在相見的一瞬間,就能夠看到當年的自己,看似她是來看我,其實她是來看她自己的,所以我倆當時就都哭了。
包括《和婉婉在臺北的一天》也是很純粹的友誼。婉婉是我臺北的朋友,見面不多,但心性相投。我去臺北時她陪了我一天,見一次很不容易的,我們很珍惜,玩得很開心,很舒服。平時我們倆會有一搭沒一搭地微信聊天。有一句詩“相見亦無事,不來忽憶君”,就是我們的狀態,我覺得這也是理想友誼的狀態。
Q:你提到幸福分為“看得見的幸福”和“看不見的幸福”,前者是殼,后者為核。請你詳細講講這兩種幸福?
A:“看得見的幸福”是物質層面的,是眼睛可視范圍之內或身體能感知到的,是基礎的、保障性的東西,比如身體健康,平平安安等,都很重要。我在文章里寫得有點兒搞笑——生了病,這病能治很幸福。去醫院,我有錢能看得起病,也很幸福。這都是“看得見的幸福”。“看不見的幸福”是精神和心理層面的。精神、心理、情感,都是“看不見的幸福”,相比來說,我覺得“看不見的幸福”還是更重要一些。
Q:你的代表作,如《最慢的是活著》、《寶水》等,這些作品在你創作生涯中占據怎樣的位置?
A:這幾本書都見證了我的成長,都很重要。《最慢的是活著》是我最有讀者緣的一部中篇小說,寫的是奶奶的故事,《寶水》里奶奶也有很重的份額。在對奶奶的書寫上,這兩本書是小碼和大碼的關系。《最慢的是活著》發表于2008年,距今已經17年了。那時我的寫作經驗和能力有限,只能寫個中篇,雖然我知道它有長篇的含量。當時我釋放不出來的東西一直在內心儲存著。等我在文學經驗上有了更多的積累,在認識上也有了成長后,直到現在才有能力充分的把它釋放出來,《最慢的是活著》里沒有寫完的東西就成了《寶水》。這兩部作品折射出來的我個人的寫作經驗、寫作能力和在文學上的認識,都有著密切的遞進關系。
跟小說作品相比,《要愛具體的人》這樣的散文集是很特別的存在。小說是有虛構的,你的、我的、他的、好多人的故事都可以融進小說里。散文基本都是我的故事,和我親耳聽到、親眼看到、見證到的別人的故事。
Q:你在創作時如何平衡真實與虛構?
A:虛構也是真實,虛構不是胡編亂造。我們寫散文時要寫已有的、正有的東西,但寫小說除了要寫已有的,正有的,也可以寫應有的、想有的,這就是虛構。
比如《最慢的是活著》,素材是我奶奶的故事。我如果寫成散文的話,我奶奶的人生是很悲情的,是一個守寡了50年的含辛茹苦支撐家庭的很老派的鄉下婦女。我曾經特別不理解,她年輕時怎么不再成個家呢?非要守寡 50 年嗎?我奶奶說不能再找,因為我爸爸是獨生子,奶奶要是帶著他改嫁,他就在人前抬不起頭來。我奶奶就是這樣一個特別老實、安分的人。但在寫小說時,我就極度不滿足,我從我現在的女性立場和觀點出發,特別希望她在漫長的50年里還有自己的情感生活。所以在小說里,我真的就給她增加了情感生活。但我也不能瞎寫她的情感生活,要符合那個年代的條件。比如說我設計了一個情節:有個下派的干部到家里吃飯,她跟這個干部交往時間久了,便有了感情。這就是虛構,但絕不是瞎編,要符合她們當時的生活和時代的邏輯。《寶水》里也有類似的虛構,這就是小說的迷人之處,它讓我的文學圖景更加寬闊。所以很多人說小說家像魔法師,小說更復雜,更立體,也更逼近生活最真相的部分。
Q:你接下來有什么創作計劃或目標嗎?是否打算嘗試新的文學體裁或風格?
A:我還是想寫小說。現在在構思長篇,也許會有新的風格,這是由素材所決定的。比如寫《寶水》時我不斷去跑村和泡村,感受到了多樣的鄉村氣息,以我習得的鄉土文學的經驗,再結合我看到的鄉村現實圖景,決定了這個小說必須得這樣寫。并不是我有一個新的想法,有了一個新的結構方式,我再找個素材實驗一下。
形式和內容之間的關系是由內容決定的。內容如何,就得量體裁衣。形式本身也是內容的一部分。比如說《寶水》的四季結構,因為內容是書寫鄉村的一年,我就決定根據四季的輪換寫這個村莊的一年,這是鄉村極強的自然性給予我的一種必然選擇。
Q:讀《最慢的是活著》會發現人和人之間是會慢慢影響、滲透的。你希望通過《最慢的是活著》給讀者傳達什么?
A:我們應該怎么去認識和理解長輩,怎么在認識和理解中獲得真正的成長。《最慢的是活著》總體表達的就是這個感受。比如我跟我奶奶的經歷,看起來天懸地隔。我年少時總覺得她很落伍,有時還覺得我和她是背道而馳的,但實際上真是這樣嗎?奶奶她肯定也不是生下來就是奶奶,她也曾是青春少女,也有充滿活力的那一面,甚至有很先鋒性的選擇,比如她不愿意纏腳等。在那個時代,歷史賦予我奶奶身上一定會有各種局限性的東西,但把她還原到具體情境中時,她一定有特別活潑、特別可愛、特別動人的魅力。我漸漸意識到了我和她的相近,我們的生命經驗有重疊性。人們現在很愛標簽化,還是盡量別去簡單地標簽化。彼此表象上很多的不同,其實本質上可能是很相通的。
作家簡介
喬葉,北京老舍文學院專業作家,北京作協副主席。出版小說《寶水》《最慢的是活著》《認罪書》《藏珠記》,散文集《深夜醒來》《走神》等。獲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人民文學獎、2022中國好書、北京文藝獎、十月文學獎、春風女性獎等,多部作品被翻譯為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
喬葉丨《要愛具體的人》丨人民文學出版社
初審:周 貝
復審:薛子俊
終審:趙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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