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為自由而私奔

魯迅離開北京，一定程度上是一次逃離或者說“私奔”。他與許廣平的師生戀，今天當然是一段佳話，但是在當時，卻遭受著重重非議。因此直到中山大學時期，魯迅和許廣平已經同居一樓，還是沒敢公開住在一起。

計劃前往上海之時，許廣平心中充滿開辟新生活的興奮。因為上海是一個風氣自由的地方，到了那里她終于可以和魯迅正式公開同居。

對魯迅來說，上海更是一個海闊天空之地。他可以擺脫一切體制束縛，龍歸大海，下筆不必有任何顧忌。

但是與此同時，魯迅和許廣平的心頭也籠罩著一層淡淡的隱憂。自由總是有代價的，逃離體制的束縛，也意味著放棄了體制的保護。時局如同大海一樣動蕩，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上海又是特大都市，生活費用很高。

因此魯迅和許廣平來到上海后，分工明確：魯迅專門“爬格子”，賺錢養家，而許廣平則成為“職業主婦”，在家悉心照顧魯迅的生活，全力支持魯迅的創作。

自感攜婦將雛壓力巨大的魯迅，創作非常辛苦。蕭紅在《回憶魯迅先生》中說：

魯迅先生的休息，不聽留聲機，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覺，魯迅先生自己說：“坐在椅子上翻一翻書就是休息了。”

……客人一走，已經是下半夜了，本來已經是睡覺的時候了，可是魯迅先生正要開始工作。

……許先生說雞鳴的時候，魯迅先生還是坐著，街上的汽車嘟嘟地叫起來了，魯迅先生還是坐著。

……人家都起來了，魯迅先生才睡下。

而許廣平也恪盡自己的職責。她親自下廚，烹制可口的菜肴。“一般是三樣菜，葷素湯兼具，保證了魯迅膳食的合理營養。” 魯迅有通宵工作的習慣，許廣平總是清晨六點起床，為魯迅泡茶。

蕭紅回憶說：

許先生從早晨忙到晚上，在樓下陪客人，一邊還手里打著毛線。不然就是一邊談著話一邊站起來用手摘掉花盆里花上已干枯了的葉子。……

來了客人還到街上去買魚或買雞，買回來還要到廚房里去工作。

許先生是忙的，許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頭發有一些是白了的。

在許廣平的精心照顧下，魯迅在上海九年期間非常高產。

1935年底，魯迅在總結自己18年的創作情況時說:“后九年中的所寫，比前九年多兩倍；而這九年中，近三年所寫的字數，等于前六年。”

02

轉型：從小說到雜文

王朔曾經說過：“魯迅沒有長篇，怎么說都是個遺憾，也許不是他個人的損失，而是中華民族的損失。”

也有人說，魯迅之所以沒能獲諾貝爾獎，就是因為他沒有長篇。

是魯迅缺乏寫作長篇的能力和才華嗎？也許不是。因為魯迅根本沒有嘗試過寫長篇。

魯迅不寫長篇，與時代環境有關。在魯迅的時代，文學期刊遠比今天的《收獲》《當代》等刊物薄，能容納的字數有限，因此大都以刊登短篇為主。比如，1920年沈雁冰準備改革《小說月報》時，就刊出廣告：“惟以短篇為限，長篇不收。”“惟小說只收短篇，過一萬字之長篇，請勿見惠。”請注意，那時超過一萬字，就算“長篇”了。事實上，當時除了以在報紙上連載的以通俗小說為主的所謂“鴛鴦蝴蝶派”作家，大部分嚴肅文學作家的創作都以短篇為主。

在魯迅的創作生涯中，有過一次明顯的文體轉型，那就是從早年的小說創作轉向晚年的雜文寫作。對于這次文體轉型，有人的解讀是魯迅晚年創造力衰竭，已經無法再寫出一流的小說和散文。其實如果放寬視野，我們就會發現，這種轉型不僅與魯迅的年齡有關，也與環境有關。

一是當時的中國處于劇烈變動當中，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政治氛圍高漲，知識分子積極爭奪話語權，發言講求時效，在沒有微博微信自媒體的時代，他們只能參與以報刊短文為主要形式的文字斗爭。

二是在魯迅晚年，也就是20世紀30年代初，世界經濟疲軟不振，上海經濟也連年蕭條，一般書店出版社都爭相出版銷量大、周轉周期短的刊物雜志，而不愿意出版單行本。1934年和1935年更被稱作“雜志年”，翻譯和創作的小說都難以出版。

在這種情形下，魯迅為了生存，便調整了自己的創作方向，由原來的小說創作轉為雜文創作。

03

收入與生活

魯迅雜文創作的最高峰，出現在1933年1月到1934年9月。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魯迅一共用了40多個筆名，在《自由談》上發表了130多篇雜文。“最多時魯迅一個月在《自由談》上發表雜文15篇，平均兩天一篇。”

為什么魯迅這段時間如此高產，而且集中在一本雜志上發表呢？

一個重要原因是《自由談》雜志的稿酬高，給魯迅的稿酬標準是每千字10元（他的作品字數包括標點符號、洋文、空行。他為標點、空格爭取稿費的事情已成佳話）。這遠遠高于其他雜志。

當時一般雜志的稿費標準是千字幾角到5元。沈從文在致金介甫的信中說，1924年他作品每千字7角，《現代評論》時期才升至3元。魯迅在1934年底寫的《病后雜談》中也提到：

“近來的文稿又不值錢，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為是學陶淵明的雅人的稿子，現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罷。”

當時，《動向》雜志給魯迅的稿酬是每千字4元左右；《讀書生活》3元5角；《現代》每千字4元至5元；《文學》每千字4元左右。《自由談》將魯迅的稿酬標準一下子提高了差不多三倍，也充分激發起魯迅的寫作潛能，形成一段時間內的“超高產”。

因此，魯迅晚年雜文的產生有“為革命謀”的因素，但也有實實在在的“賣文為生”的經濟算盤。

因此魯迅的這支筆，不只是投槍和匕首，也是一棵搖錢樹。據陳明遠統計，1927年秋至1936年，魯迅在上海期間的總收入為70142.45元，月平均674元。減去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津貼14700元，月均賣文收入510元。

因為收入很高，所以魯迅在上海時期的生活條件是相當好的。

在上海期間，魯迅經常帶一家人去看電影。為安全和方便起見，魯迅看電影一般坐汽車來回，而且除非人滿了，他總是坐最貴的座位：“花樓”第一排。魯迅說，看電影就是要高高興興，不是去尋不痛快的，如果坐到看不清楚的角落里，倒不如不去。當時一些書店的老板常常議論說：“魯迅真闊氣，出入汽車，時常看電影。”許廣平也說：“如果作為揮霍或浪費的話，魯迅先生一生最奢華的生活怕是坐汽車、看電影。”

（注：本文摘自張宏杰《歷史的局外人:在文學與歷史之間游蕩》，有刪改。來源：中國南方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