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一嫻】

當地時間5月29日，美國馬薩諸塞州聯邦地區法官艾莉森·伯勞斯在聽證會上表示，將發布初步禁令，阻止特朗普政府撤銷哈佛大學的國際學生招生資格。

此前，特朗普政府已經通知哈佛，其“學生與交流訪問者項目”（SEVP）認證將被撤銷，國際學生必須在72小時內離開校園。理由是哈佛未能提供有關國際學生的信息，并指控其校園存在反猶主義和支持恐怖主義的行為。

盡管在聽證會前，政府改變立場，表示給予哈佛30天時間以通過行政程序對撤銷認證決定提出異議，但伯勞斯法官認為，為了保護哈佛及其國際學生的權益，有必要維持現狀，直到行政程序完成。

可以說，哈佛勝了第一步。接下來，法院將進入對政府行為動機的審查階段，哈佛大學必須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政府的行為是出于對其自由派立場的不滿。

通常，政府在移民和教育政策擁有相當的裁量權，但是如果哈佛能夠提供證據，證明政府是因為立場不同而“選擇性懲罰”，法庭可能判決政府的行為違反憲法，包括違反第一修正案（言論與學術自由）；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護）；以及正當程序條款（Due Process）等。

馬薩諸塞州聯邦地區法官艾莉森·伯勞斯，2014年由奧巴馬總統提名，她以處理涉及哈佛的多起影響力廣泛的案件聞名。

比較著名的是2019年“學生公平錄取組織”訴哈佛大學和北卡大學案，伯勞斯法官裁定哈佛大學的招生政策并未對亞裔美國申請者構成非法歧視。這一裁決雖然在上訴中獲得第一巡回上訴法院的支持，但在2023年被最高法院推翻，裁決違憲，因而該案被視為平權時代的法律轉折點。

在這次哈佛訴政府案中，伯勞斯法官的裁決不僅對哈佛大學具有重要意義，也可能對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在面對政府政策變化時的法律地位產生深遠影響。

哈佛大學舉行支持國際學生的集會。紐約時報

自由派大學與保守派政府的正面對撞

自1636年建校以來，哈佛就是美式精英教育的原點。美國大學不僅培養人才、產出知識，也建立和輸出一整套圍繞大學自治、學術自由和人才培養建立起來的制度體系。作為自由派價值觀的象征，哈佛長期代表著精英主義、多元文化與“政治正確”的理念，也因此頻繁出現在保守派輿論對“自由派大本營”的批評之中。

而特朗普的政治崛起甫始，就對建立在自由主義、多元文化與大學自治基礎上的高教秩序發起了正面沖擊，最終將這場沖突推向了這起廣受關注的訴訟。他“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政治風格，與哈佛所象征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學術規范和精英信仰形成了尖銳對立。在特朗普的語言體系中，哈佛不再是高等教育的標桿，而是所謂的“覺醒工廠”（woke factory）——這是一個在保守派話語中用來形容高校灌輸自由派理念、推崇政治正確的貶義詞。

近年來，以哈佛為代表的自由派高校，逐漸成為“覺醒文化”（woke culture）的主陣地。所謂“覺醒”，原本源于對種族歧視與社會不公的反思，但這一理念被擴展為涵蓋種族、性別、性取向、環境正義與殖民批判等議題的政治正確規范。哈佛等校紛紛設立“多元與包容辦公室”、取消有爭議的歷史人物雕像、審查教材與課程敘事，并在招生、招聘與校園治理中強化“身份認同”的優先性，尤其在錄取中強調“平權考量”，將族裔背景納入重要標準。

哈佛還推動“種族正義”與“結構性平權”，如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M）運動、引入反種族主義課程，引發了對學術自由與言論空間受限的擔憂。部分保守派學者與異見學生因觀點不合主流而被邊緣化，甚至被迫離開，使得“覺醒”從倡導公正滑向話語規范的政治化。

對特朗普陣營而言，這類高校代表的已不是自由與進步，而是一種脫離現實、背離傳統的“精英泡沫”，也因此成為其政治反擊的集中目標。

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指責哈佛大學

特朗普政府推出這幾項項針對高等教育領域的行政措施：包括限制外國學生簽證、切斷部分聯邦研究資金、重新定義高校在宗教與言論自由方面的責任等。這些政策表面上以國家安全、學術中立為名，實際上卻集中指向一個目標——削弱自由派高校在美國輿論與知識系統中的結構性優勢地位。

自由派高校，尤其是以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為代表的常春藤盟校，在美國長期占據輿論與知識系統的結構性高地。這種優勢體現在多個層面：

首先是精英人才的培養路徑。從總統、最高法院大法官，到媒體主編、跨國公司高管，其校友網絡與國家治理、資本力量之間高度耦合。

其次它們在話語生產上具有決定性影響力。無論是政策研究、社會議題還是文化標準，這些高校的學者與研究機構通過期刊、智庫、主流媒體專欄等形式構建著“可被討論”的議題邊界，并賦予某些觀點以正當性。

再者，作為全球留學生最集中的學術機構之一，它們也承擔著“美國價值觀”的對外傳播角色，間接塑造著國際社會對美國制度與文化的認知框架。

這種結構性優勢并非一日之功，而是與冷戰時期美國對全球意識形態輸出的需要、戰后科學研究體制的集中化、大型慈善基金會的持續資助等因素密切相關。在長達數十年的制度性累積中，自由派高校逐漸成為美國“軟實力”的核心節點，也是美國精英階層與公共理性之間最重要的橋梁。因此，當特朗普政府試圖對其施加制裁或削弱時，所引發的抵抗與反彈，并非只是學界與政府之間的政策分歧，而是對美國自身知識體制權力結構的深度觸動。

權利和權力的邊界在哪里？

哈佛大學起訴特朗普政府的另一項訴訟，挑戰特朗普政府之前宣布凍結其約30億美元聯邦研究資金的決定，該案的聽證會定于2025年7月舉行。

哈佛是一所私立大學，其資金來源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聯邦政府的科研資助、學生貸款計劃與政策性教育項目。從生物醫藥到人工智能，許多哈佛實驗室依賴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等聯邦撥款維持前沿研究，而本科生及研究生也大量依靠聯邦提供的助學貸款和獎學金。

根據官方數據，哈佛大學在2024年財年，聯邦資助的研究經費總額為6.86億美元，占該校所有受資助研究收入的約68% 。但總體而言，聯邦資助的研究經費占哈佛總運營收入的11%。

這使得哈佛雖然在名義上具備制度自主權，但在行政資源、資金安全與政策導向上，卻始終處于一種“既自主又依賴”的微妙關系中——既代表學術自治的象征，也難以完全脫離國家權力的制度框架。

原則上，聯邦政府對科研資助和學生補貼擁有一定裁量權，私立大學并非有享有固定撥款的制度保障。政府可以選擇不資助某個機構，但不能因其理念或立場而“選擇性撤資”，因為一旦這種權力被用于“政治性打壓”或立場歧視，就將構成對大學言論自由的侵犯。

哈佛正是以此為由提出申訴。如果哈佛能證明政府這些行政措施并非出于管理或程序考量，而是因為哈佛的自由派傾向對其打壓，政府就可能因為違憲而敗訴。

類似的案例有：2001年的德克薩斯州“艾斯派蘭薩和平與正義中心案”，法院裁定當地政府因該組織的左翼立場撤銷撥款，構成“觀點歧視”，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該案確立了一個重要原則：政府雖有財政裁量權，但不得因政治立場而選擇性撤資。哈佛若能舉證聯邦政策帶有類似動機，理論上有望獲得憲法支持。

不過，和第一項訴訟一樣，政府對哈佛是否構成違憲打壓，最終仍取決于一個關鍵問題——哈佛能否舉證“政治動機”的存在。

在以程序正義為審判核心的聯邦司法體系中，法院通常對“動機不純”的認定極為審慎，更傾向于基于程序與證據本身做出判斷。這也意味著，即便輿論認為這是一場自由派與保守派之爭，最終能否獲得法律勝利，仍取決于證據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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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之路，第一巡回上訴法庭的政治光譜

聯邦地區法院的裁決之后，鑒于雙方都非常強硬，預計一定會上訴，這就意味著，本案將順理成章地踏入美國聯邦訴訟體系的“第二層”。

美國的聯邦訴訟體系一般分為三層：第一：地區法院（District Court），負責事實審理；第二：巡回上訴法院（Circuit Court），負責程序復核與法律判斷；第三：聯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只受理極少數具有全國性指導意義的案件。

簡言之，可以類比為三層結構：初審法院、復審法院與終審法院，分別負責事實查明、法律審查與最終裁決。

因此，在美國，重大爭議性案件常常會經歷“三級跳”。本案在聯邦地區法院裁決后，可以預見敗訴方會提起上訴，案件將進入第一巡回上訴法院。而最終是否進入最高法院，將取決于巡回上訴法院能否形成清晰的裁判邏輯——從目前來看，進入最高法院的前景幾乎不可避免。

美國聯邦第一巡回上訴法院設在波士頓，負責馬薩諸塞州及新英格蘭地區的司法復審。

第一巡回上訴法庭非常具有特色：盡管規模不大，僅有六位現任法官，但它卻是美國13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中，唯一一個清一色由民主黨總統任命的法官組成的法院。這個罕見的政治傾向“純色”的特點，使得其裁決風格在學界和媒體間常被認為偏向自由主義立場。無論是處理同性婚姻、宗教自由，還是學校言論案件，該法院都曾做出過引發全國討論的判例。

因此，倘若此案進入復審程序，第一巡回上訴法院的政治色彩及過往立場，無疑將成為外界預測走向的關鍵因素之一。在這種背景下，這場訴訟接下來會在什么樣的法律氣候中繼續推進，其實不難猜。畢竟，在涉及高校自治、學術自由、憲法權利等議題上，第一巡回上訴法院一向對政府的“越界行為”格外敏感。哈佛若繼續勝訴，多少也在預料之中。

但無論結果如何，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場訴訟不會止步于此。而真正決定此案命運走向的，不在波士頓，而在華盛頓。

終局如何？黑色法袍上隱約的紅藍光譜

聯邦最高法院是美國憲政體系的終審機關，擁有解釋憲法、裁決全國性法律爭議的最高權威。由九位大法官組成的聯邦最高法院，不僅擁有推翻下級法院裁決的終審權，更被視為美國政治與社會深層分歧的“最終出口”。許多在美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案子，最終都由最高法院一錘定音。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政治傾向性一向備受關注，而如今的九位法官中，六位由共和黨總統任命，三位由民主黨總統任命——這種“6比3”的構成，使得最高法院被很多人視為保守主義陣營在制度框架內的最后堡壘。

有趣的是，不僅這種6:3的具保守派傾向與具自由派傾向的法官構成引人矚目，而且，九位法官中，出身哈佛的大法官有四位，還有一位曾在哈佛長期任教，因此哈佛在最高法院被認為占有“半壁江山”。

但是，四位出身哈佛的大法官，保守派傾向和自由派傾向各有兩位，加上最高法院審理案件時經常出現的“關鍵搖擺票”，這就使未來此案件如果進入最高法院，不僅充滿精彩看點，而且前景充滿變量。

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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