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綺蝶

特朗普上臺后以“美國優先”為核心，系統性地挑戰傳統多邊主義，削弱了以聯合國和WTO為代表的制度型多邊體系的權威。但除了特朗普本人因素以外，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在俄烏沖突、加沙戰爭、全球關稅戰等議題上表現乏力，被指已經陷入“失靈”、“失能”的困境。加上技術力量的迅猛崛起以及大國技術激烈競爭，傳統多邊體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2025年5月22日至24日，由中美交流基金會（CUSEF）協辦的“第十一屆中國與全球化論壇”在北京舉行。來自北美、歐洲、中東和東南亞等地區的前政要和智庫學者圍繞大國競爭就全球化和多邊主義面臨的挑戰進行深入討論。

與會代表展現了中美歐三個不同的視角和全球南方的聲音。一些代表指出，未來的全球治理將不再以單邊主導或一刀切的通用規則為依歸，而可能走向”可操作的多邊主義“或“區域多邊主義”（regional multilateralism）等主導的秩序。在這一進程中，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能否與美歐形成新的合作機制、大國能否真正尊重區域組織的主體地位，將成為衡量新時期全球治理體系能否重塑的關鍵變量。

推進聯合國改革，不依賴舊方案

美國卡托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道格·班多（Doug Bandow）認為，當前國際秩序正面臨深刻挑戰，華盛頓局勢及全球多邊體系的動蕩反映出傳統國際組織的功能減弱，帶來不穩定和不確定性。然而，這一危機也是重塑全球治理的機遇。聯合國、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存在80年、北約也有76年的歷史，都難以應對新的全球局勢，國際社會應探索對其進行改革，探索替代方案，要么改進并更新這些傳統機構，要么建立更具包容性和效率的新機構，替代已經失去效力或陷入癱瘓的組織。另外，區域性組織和公民社會也應該成為解決眼下諸多難題的重要支撐力量。

澳大利亞原外交部長亞歷山大·唐納（H.E. Alexander Downer）也主張對聯合國進行結構性改革，包括擴大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納入日本、印度、巴西和尼日利亞（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等新興大國，提升全球代表性。但唐納不主張給予這些國家新的否決權。他認為，安理會不需要更多的否決權者，而是需要一個更加廣泛、更加均衡的常任理事國結構，以打破目前這種“西方主導”的失衡狀態。雖然中國和俄羅斯是常任理事國，但整體結構仍然失衡。

唐納提到，多邊主義和多邊機構（尤其是聯合國）陷入困境的根源，指出民族主義與非法移民導致了發達國家對全球化的反彈情緒，進而削弱了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作用。導致聯合國在烏克蘭、加沙、蘇丹等重大沖突中幾乎毫無作為。比如最近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停火協議，是印巴雙方自己協商的成果，聯合國并未參與。

歐盟歐洲政策中心理事會主席戴克瀾（Declan Kelleher）也提到了聯合國機構的改革。他認為，安理會的議事規則仍是臨時性的，而安理會本身成立于1945年。因此，有充分且重要的理由認為聯合國各機構需要被重新審視和改革，使其適應新時代的需求。

“技術競爭”重塑全球治理邏輯

英國阿莫西基金會創始人、主席默罕默德·阿莫西（Mohamed Amersi）認為，未來國際權力格局將轉向“技術權力”（techno power）主導的技術極權（techno polar）時代，由國家或科技巨頭主導的信息平臺將塑造認知、影響敘事和價值。這個新世界（或時代）將圍繞云計算系統、網絡安全平臺、數據中心和衛星而構建。關鍵問題在于：技術是否會賦予現有軟實力價值與原則以新的民主化工具？還是需要創造新的價值體系？如果是后者，那這些新的“科技烏托邦主義者”——比如彼得·蒂爾和埃隆·馬斯克——可能已經對民主產生敵意，他們認為自由與民主根本無法共存。這就是技術極權時代的悖論所在：原本用于民主化權力、信息與機會的技術，如今卻在賦予控制者更高效的權力。

阿莫西認為，在這兩極之間，將是其他國家的掙扎，曾經維系平衡的全球機構正在被邊緣化或解構。歐洲渴望實現“數字主權”，卻缺乏本土技術實力。全球南方則被拉向兩個不同模型，取決于模型呈現方式與接受程度。

班多提到，新技術和新選民群體的出現要求全球治理模式進行變革，而不是以來傳統強權或舊有方案。“我們需要尋找有效方式與這些新選民建立聯系，比如加沙的巴勒斯坦難民，他們的處境和被治理方式與我們不同，需要創新的解決方案”。他強調，要善用新技術，這些技術正在深刻改變世界。

聚焦“區域全球化”或區域化多邊主義

和其他代表不同，卡塔爾中東全球事務理事會研究員拉希德·阿爾-穆漢納迪（Rashid Al-Mohannadi）對改革傳統國際組織的前景持懷疑態度，認為多邊機構如世界貿易組織（WTO）、聯合國（UN）被邊緣化的趨勢至少在未來四年內不會逆轉。他認為，特朗普2.0之后的世界將更具區域性，既不是純粹的雙邊主義，也不是傳統的多邊主義，而是一種包容性的“區域多邊主義”，進入“區域全球化”的新時代。海合會、東盟等機構，雖然也有缺陷，卻在安全、經濟一體化、爭端解決等方面，取得了全球性機構未能實現的成果。這類區域組織將成為分布式、多節點的全球秩序中的關鍵支柱。

他希望，大國——尤其是中國與美國——必須開始將東盟、海合會（GCC）、非盟等視為戰略伙伴，而非配角。他提醒稱：2001年，中國正是在多哈加入了WTO。這不僅使中國發揮了自身的經濟潛能，也讓許多“全球南方”國家從中獲益。

加拿大和平與外交研究所(IPD)執行董事尤尼斯·贊賈巴迪 (Younes Zangiabadi)也認為，未來的多邊主義將是以具體議題為中心，從以往依賴大型全球組織轉向更為靈活的“迷你雙邊主義”（mini-bilateralism）。他提到，世界已告別“單極時刻”，進入以中俄等大國及中等國家為重要參與者的多極時代。在這一背景下，西方國家（尤其加拿大）越來越多地轉向“利益導向”和“務實主義”的外交政策，而非傳統的價值驅動型全球主義。特朗普的回歸加速了這一趨勢，加拿大政界甚至公開承認“美加傳統關系已經結束”。

他提到，由于大型國際機構內部的分裂和效率低下，使國家更愿通過小范圍、多議題的合作平臺解決問題。中國促成的沙伊和解就是成功范例，體現了雙邊機制與美中協調合作的潛力。他建議大國應首先承認戰略競爭將持續存在，但同時應推動“問題領域劃分”（compartmentalization）的政策，推進“小議題合作”，“分類施策”、尋求局部合作突破，通過信任積累實現更廣泛的多邊合作。此外，還有許多其他議題也可成為合作切入口，例如海洋安全、核不擴散、氣候變化等。

對于學者聚焦“區域性組織”的提議，歐盟歐洲政策中心理事會主席戴克瀾（Declan Kelleher）認為，更多關注區域組織會帶來兩個明顯的后果：一是這些區域組織如何相互結合，二是它們在區域層面及超區域層面如何合作。戴克瀾認為，大家都認為多邊主義非常重要，但需要明確多邊主義到底意味著什么，必須確保多邊主義是有效的，必須能夠切實運作，實現“可操作的多邊主義”。

美國卡托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道格·班多（Doug Bandow）稱，要超越單邊主義，就需發展多樣化的替代機制，發揮各國、各階層力量，激發公民社會和新興政府機構的潛力，積極參與全球治理。行動不僅僅取決于某個國家，尤其不是只看美國。他認為所有國家，尤其是關鍵的國家（essential nations)，都應該做好準備，投入資源，哪怕資源無法立刻到位。他提到，美國當前財政狀況嚴峻，特朗普政府也影響了這一局面。美國金融體系存在挑戰，華盛頓內部對此正進行激烈討論。

中國駐紐約原總領事黃屏認為，全球化創造了很多財富，但是財富分配不公，很多人不能從中獲益。“現在全球化仍然在發展中，但是誰來擔保我們會創造更多的價值，而且能夠公平分配財富？尤其是如何讓非洲等生活依然很艱苦的國家的人們獲益于未來的全球化？我沒有解決辦法，但是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國應該發揮關鍵作用，比如像中美，承擔責任，幫助世界所有國家發展起來”。

總結環節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中國常駐聯合國原代表張軍圍繞當前國際形勢和全球治理的挑戰，就現場學者的建議提供了自己的看法。他強調了各國通過合作防止最壞局面的重要性，指出國際安全、經濟金融機構的失效導致全球出現真空，而一些搗亂者會利用這些真空制造更多問題。若大國不能緊密合作，規則難以遵守，風險可能引發區域沖突甚至世界大戰，因此必須高度警惕并防止最壞情況發生。

其次，他認為全球治理正處于轉型期。盡管現有國際機構如聯合國和多邊機制仍需捍衛，但其運作不暢，改革迫在眉睫，但改革難度大。

“根據我在聯合國秘書處九年的工作經歷，改革不會輕易實現，也不會簡單。因為所有有關改革的決定都必須通過掌權者的批準，這些決定雖然基于既定的規則程序，但規則的執行權掌握在權力者手中，因此改革不會輕易通過。唐納外長提到安理會改革，因其涉及的性質，這并非簡單的數學問題，不是簡單地增加一兩個席位，而是關系到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根本問題。因此我們必須確保改革朝前進方向發展，而不是倒退；確保秘書處更有效率，而不是開三天會還沒做出決策。現有15個成員的安理會工作不夠好，增加到25個成員反而可能更難，因此必須確保所有主要國家及大國都參與其中，使決策更公平、更合理。在這方面，中國堅定支持讓更多發展中國家進入安理會，這是中國的基本立場。因此，我們既捍衛現有機構，也努力推動改革”。

張軍還回應了班多，提到新機構的創建也在持續進行，比如亞洲地區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無論現有機構能否有效運作，新的機構和更多機構將不斷涌現，以應對世界格局的根本變化。同時，區域合作在經濟一體化、貨幣支付、互聯互通等方面加強，未來多邊解決方案將更多依賴區域聯合努力。

最后，張軍強調智庫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提醒決策者需兼顧國際環境，適應世界深刻變化，推動基于多元視角的聯合解決方案，以應對復雜的國際挑戰，促進全球和平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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