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浪姐，忽然回想起一件小事。

18年冬天，我在北京等待文學系的三試以前，曾與王珞丹有過一面之緣，彼時她正在文學系讀研究生。那日天色將晚，教室里稀松坐著幾個學生。王珞丹戴著帽子，穿著長羽絨服。坐在課室的最后一排。離場時，我一眼望見她。

匆匆一面。此后的很長時間，我常常在想，一個演員，為什么會想去文學系讀研究生？一年后，我考入電影學院，在文學系的公號偶然看見她寫下的新生寄語。

王珞丹說，她17歲考入北電，從動物模擬開始，到自編自導的小品作業，再到演一些名著片段，畢業大戲。再后來，成為一名職業演員，拿著編劇寫好的、或者邊拍邊寫的熱乎的劇本去塑造一個又一個角色。她是幸運的，剛入行就遇到了很多優秀的編劇，扎實的劇本，新鮮的角色。但近兩年，她有意放慢腳步，想換一種方式生活。選擇劇作專業，并不是抱著一種要成為職業編劇的野心。只是好奇，那些好故事，好人物，是怎么創造出來的。反之亦然。

因為這段采訪，而后的這幾年，在各個社交平臺上看見有關她的資訊時，我總會多留意幾眼。今年看王珞丹上浪姐，她的唱跳、舞臺，就近幾期的表現來看，的確不太有技巧上的亮點。但她的身上，始終有股“躍躍欲試”的韌勁。

這讓我想到之前看過的一段有關她的采訪。

王珞丹說，自己從很早就知道，她沒有跳舞的天賦，但——“我無法克服對舞蹈的渴望，即使我毫無天賦。”她說，“我想跳舞。我喜歡跳舞。那么，再試試。動作依然不標準。可是，汗水從臉龐滴下時，有什么比鎂光燈下穿著禮服的自己更開心?”

也許每個人身上都有一些“短板”。我們不擅長跳舞，不擅長社交，不擅長表達，不擅長被凝視。但我們依舊可以喜歡某件事，愿意嘗試、堅持、甚至用一種不完美的方式不斷靠近它。這種靠近，就是一種生活的動能。

節目播出后，我看彈幕上也有討論：說王珞丹跳得不好，為什么還不退賽？但也有人說，這是王珞丹最讓人動容的地方——一個不具備先天優勢的中年女性，仍愿意花時間學習，上臺，愿意在眾人面前“失敗一次”。她并不是沒有意識到輿論的刀鋒，也并不是不在意成敗。她只是不再讓“做得好不好”成為“做不做”的前提，哪怕決定出發這件事，有時已然成為被詬病的緣由。

在最新一期采訪中，王珞丹說，“我確實擔心我的50和60。但現在我看到曹穎姐50，看到葉童姐60，簡直不要太好，當打之年。所以我覺得浪姐最重要的就是讓大家看到每個年齡階段的不一樣的女性的綻放。”

這段表述很真誠。她沒有刻意美化年齡所帶來的自然的焦慮，也沒有用“狀態永遠年輕”的雞湯掩蓋年歲之于時間的恐懼，而是坦白地承認：她確實在擔心。但同時，她也在努力以行動去對抗這種擔心。這種“跳得不好也要跳”“害怕老去但不逃跑”的姿態，和浪姐的意義，本質上是重合的。

在被觀看中重新生成一種生活的可能性。就像王珞丹在新一期節目所呈現出的表現——一個側手翻劈叉的嘗試。這是很有力量的姿態。

或許人生的某些階段最需要的，并不是天賦異稟的“前提”，而是那種“我還是想再試試”的欲望。我想，這大概就是王在41歲這一年，會選擇登上浪姐的舞臺的原因。

因為在有限的時間內，她總想盡可能地嘗試無限多次的體驗。或許，“人可以不往高處走，也可以往四處游。”她很像一棵樹，有很多枝丫，不一定能夠攬月摘星，但的的確確有著足夠多的分叉，那是她和世界對話的觸角。

看到像葉童、王珞丹這樣，自我們的少年時代開始，在各個頻道反復出現，陪伴我們長大的面孔，而今40歲、60歲，卻仍然從容、溫和，站在鎂光燈下，嘗試自己不擅長卻熱愛的事。那一刻，我突然對四十歲的樣子，有了新的期待。

而浪姐本身的意義，可能就在于此——當女性站在舞臺中央，她們的模樣、聲音、情緒、經驗和遺憾，都不再被折疊，而是以真實的方式展現出來。那些表演的好壞，從來不是最重要的“事”，最應該被珍視的，是她們作為個體的存在被看見、被理解、被允許在舞臺上下完成自我更新。

一個人在臺上唱跳，另一個人在屏幕前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這種觀看關系，構成了浪姐最動人的部分。

邵藝輝曾經說過，“如果是創作者的話，你最好創造新的生活供別人模仿。”因為作為觀眾的我們，總是先去模仿生活，再去生活。所以，我們需要看到新的女性狀態——40歲可以學習跳舞，可以表達欲望，可以失敗、受傷，再站起來。

某些時刻，命運饋贈于我們的感觸，會在一些節點形成閉環——在今年的浪姐后臺采訪里，王珞丹說，她希望有更多的女性向的作品，通過彼此的眼睛看到自己。

而今，我們就這樣在臺下，看著臺上不同的女性，大笑時，眼角的痕跡，鋪就而成一首嶄新的時光詩，有如樹的年輪。當社會試圖用性別、年齡等范式將個體澆鑄成流水線上的標準件時，永遠有人選擇成為颶風——席卷過所有預設的軌道，在秩序的廢墟上播種新的可能。哪怕失敗，哪怕搖搖欲墜。

因為真正的生命，恰如榕樹的根，縱然無樹，也可以在任何時空節點萌發新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