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世”與“致用”合為“經世致用”一詞，廣為使用是在晚明時期。但是，“經世致用”的思想內核，或者說精神旨趣卻由來已久，源遠流長。“經世”一詞最早見于《莊子·齊物論》：“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圣人議而不辯。”成玄英對此疏解道：“夫祖述軒頊，憲章堯舜，記錄時代，以為典謨，軌轍蒼生，流傳人世。”對于“經”字的本義，《說文解字注》中段玉裁注曰：“織之縱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后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也就是說，“經”字的本義即是經線，而由于經線處于中樞的關鍵地位，后來又逐漸引申出大綱、綱領的含義，它的作用是導引秩序和法則。

綜合成玄英的疏解和段玉裁的文字訓詁，我們大體可以推出，所謂“經世”主要是指建構和塑造政治、社會、道德倫理等各方面的章法和秩序的實踐活動。經世致用思想是傳統儒學的核心思想。一方面，它既關注精神境界和價值追求的“道”的層面，另一方面，更加強調制度建設、方針政策等具體的治理之“術”的層面。經世致用思想中所包含的重實用、重實踐的理念，家國天下情懷和入世擔當的精神，即便是在今天依然難能可貴，具有高度的現實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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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世思想之孕育綻放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積極鼓吹各自的治國理政思想。可以說，春秋戰國時期乃是中國經世思想啟蒙并走向繁榮的第一個重要階段。如道家學派主張順應自然，無為而治；墨家學派主張兼愛非攻、尚賢節葬；法家學派主張嚴刑峻法、重視農戰等，正如莊子所說“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諸子百家莫不從各自的立場和角度出發，來宣揚推廣其經世理念及其實踐路徑。而諸子之中，最具經世精神的代表性人物首推孔子。

縱觀兩千余年的華夏歷史，自春秋戰國以降，孔子及其門人后學的思想對于中華文明的走向產生了不可磨滅的深刻影響，后世很多的經世致用和治國理政思想都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從孔子那里找到源頭。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為圖爭霸而互相征伐，所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導致禮壞樂崩，天下無道。面對社會失序，民生凋敝的混亂局面，孔子沒有選擇消極避世和明哲保身，而是不懼艱險磨難，苦心游歷四方，為弘揚禮樂教化、重塑天下合理的政治社會秩序奔忙一生。孔子曾說“士志于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立志以弘揚天道和踐行仁德為己任。孔子所說“士志于道”和“天下有道”的“道”，某種意義上講即是經世的精神，“士志于道”也就是不懈追尋和努力建構合理的社會秩序。

一方面，在追求“天下有道”的過程中，孔子不受外在客觀條件的束縛，不計較個人成敗得失，以一種積極的入世姿態，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展現出高度的使命感、責任感和擔當精神。

另一方面，孔子的思想來自六經和先王之教，并且在與道家、墨家、法家等諸子百家的思想碰撞中發展壯大。孔子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主張乃是為了扭轉禮壞樂崩的混亂局面，恢復合理的政治社會秩序，換句話說，是為了解決現實的政治社會問題，而非執著于形而上的抽象思辨。孔子曾說“未知生，焉知死”“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體現出高度關注現實社會人生的實踐性格。

此外，從孔子特重人間性和實踐性的經世思想中還可以看出他對于民眾樸素的同情和熱愛。比如孔子曾多次說到“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與西方來源于宗教天國的博愛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兩條路徑。

綜合孔子一生的言行，我們可以看到，他身上所具有的積極入世的精神、重視實踐的性格、對于三代文明的整理傳承和對于道的追尋，體現出豐富的經世思想和強烈的淑世情懷。可以說，孔子不但是經世理念的重要踐行者，同時也塑造和拓展了經世思想的理論蘊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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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世思想之再度盛興

隨著社會的變遷和文化的不斷發展演進，到了宋代經世思想再度興盛成為重要的時代思潮，最具代表性的標志便是南宋事功學派的興起并且同理學、心學展開爭鋒。

無論是程朱“理學”還是陸九淵“心學”，無論是主張“格物致知”或是主張“發明本心”，盡管心性修養的路徑不同，事實上二者的關注點都聚焦在內圣的工夫上，其經世之道都是在設想一條由內圣而開外王的道路。

如程頤曾說道：“修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于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圣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陸九淵也說過：“儒者雖至于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于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于出世。”而以陳亮、葉適為代表的事功學派則與理學、心學的思想大異其趣。雖然同樣都是為了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但他們則更加強調道義與功利的融合，更加注重“外王”的事功實踐，推崇“修實政”“行實德”，反對空談心性義理，反對儒者流連于“無聲無臭、無方無體”之境。正如黃宗羲評價的那樣：“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

對于宋代儒家的經世思想，我國臺灣學者張灝曾作了較為深入系統的梳理。他認為“經世”理念首先是儒家的天職理想，其中包含著積極入世的精神，而這種入世精神不同于西方所謂的世俗人文主義，其背后的動力乃是源自對天道的信仰。他借用程頤“治道”和“治術”的概念，將經世思想概括為儒家對于政治秩序、價值取向的關切以及具體的施政方針、治國之術。

張灝的梳理最具獨特價值之處，在于他敏銳地意識到了經世思想中所蘊含的文明和文化的內涵，雖然他使用的是“政治”一詞，但是在他的意識中“政治”其實是個大概念，包含有儒家非官僚體制的制度設計，如祠堂、學校等，他稱之為“軟性的非官僚體制”。這實際上是察覺到了“經世”所包含的文明向度和文化視野。正如成玄英所疏解的那樣，“軌轍蒼生”強調的乃是一種廣闊的秩序，不僅關涉政治，還包含有文化、社會、經濟的層面，當然政治秩序是其中至關重要的關鍵維度。我們可以看到，張灝先生所梳理出的“經世”思想，三個層面的含義大體上都可以在孔子那里找到源頭。

作為儒學內部的學術爭鋒，理學、心學、事功學派事實上都是從不同的角度、不同側重點來闡述通達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途徑，也即經世思想的不同維度。如果說理學、心學強調的是“治道”的層面，那么事功學派則更加傾向于對“治體”的關注，展現出高度的社會實用性和經驗實踐性。而后者更是跟顧炎武等人大力倡導的經世致用思潮有著更多的會合相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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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世致用思想之勃興

自宋代以下，談及經世致用思想，大家可能會不約而同地想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但是，其間還有一個極其關鍵的人物同樣對于經世思想的發展演進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明代大儒王陽明。

我們知道，孔子講過“君子有不仁者，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宋儒推崇士人、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事實上他們都是在強調士人、君子群體的經世責任，認為經世之主體乃是士人、君子。而王陽明卻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等思想。所謂“心即理”，即是說本心即理，因為人本心中先驗地具有道德原則，從本心出發便可使所言所行皆符合道德倫理的要求。而在王陽明看來，本心、良知良能乃是人人都生而具有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圣人同”。在《節庵方公墓表·乙酉》一文中，王陽明又說道：“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則一而已……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

按照余英時的說法，王陽明的思想體現出宋代以來士大夫群體經世路徑由“得君行道”向“覺民行道”的轉變。然而不管怎么說，王陽明的這些思想主張在客觀上大大沖破了階層的局限，使得經世思想的主體范圍大大擴充了。這個思想后來在顧炎武那里再度得到弘揚，“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擔當天下興亡的重任人人有責，每個人都成為建構合理人間秩序的主體。

此外，“經世”思想發展為“經世致用”思想同樣與王學密切相關。宋明以來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因為特重內圣的心性修養工夫，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經世思想中的“治法”或“治術”的層面，其中尤以陸王心學的內傾化為甚。雖然王陽明本人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均成就卓著，然而王學后學卻多流于狂放不羈，幾近狂禪，嚴重偏離了儒學經世的傳統，對學界和社會風氣帶來巨大的危害，而這在某種程度上不得不說是陽明心學的思想傾向和理論性格的導引。

晚明時期心學思想盛行，“無事袖手談心性”的空疏學風導致了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弊端叢生。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在總結明朝滅亡的教訓時，認為空疏玄虛之風給國家社會的穩定發展和百姓的民生福祉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并且最終導致了明王朝的覆亡。在他們看來，心學末流之空疏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士人學者“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脫離文獻基礎，根據自身好惡隨意解經，導致學界爭嚷不休，學術思想陷入混亂；二是學術研究、學術關懷與社會實踐脫離，學者們耽溺于義理的思辨之中，坐而論道，對治理世務漠不關心。

晚明三大儒正是有鑒于此，對心學末流痛加批判而大力弘揚經世致用、崇實黜虛的實學的。為了清除心學空疏之流弊，顧炎武等人重新倡導對儒學經典文獻的訓詁考據工作，強調要把學術研究同現實政治、社會實踐的需要結合起來，提倡崇實黜虛和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想。例如，顧炎武本人在著作文章時“凡文之不關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清史稿》中評價他說：“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原究委，考正得失。”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大力倡導重視國計民生等社會現實問題，重視現實具體的政治社會的治理實踐，開啟了影響深遠的實學之風。

明清之際，西學之傳入，亦推動了經世致用思想之勃興。有學者把西學傳入以康熙中葉（1691年）為限分為前后兩期，自明中后期，西學即漸入中國，并對中國學術思想產生了影響。當時，徐光啟、李之藻等人，十分重視西方自然科學的征實精神，發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必翻譯”之言，期望欲用十年左右時間對“有益世用”之圖書“漸次廣譯”，以開啟民智，挽救明王朝的社會政治危機。

清朝建立后，西學繼續傳入，其所倡導的科學精神和方法適應了當時經世實學思潮的新形勢需要，使中國傳統的學術格局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轉變。西學的傳入，拓展了當時中國人的理論視野和思維空間，豐富了日益高漲的經世實學思潮的內容，成為明清之際經世致用思想勃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清代中期和晚期的經世派與此一脈相承，而這同樣也是我們今天對“經世致用”概念最習以為常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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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通過前文可知，“經世”一詞的含義十分廣闊，“經世”一詞幾經流轉變遷，在明末時期同“致用”結合在一起并被廣泛使用，成為重要的社會思潮，應當說并非偶然的現象。

它既是儒學內部理學、心學等思想理論自身發展演進所催生的結果，同時也跟時代的政治社會背景密切相關。“經世”與“致用”合用，更加強調的是對經世路徑的側重，是對其中所蘊含的實踐、實用內涵的凸顯，更加注重經世思想中實用性、技術性的實踐層面。以顧炎武等人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們提倡經世致用的思想，簡單地說就是注重實用理性，力圖扭轉浮躁玄虛的社會風氣，讓學術研究服務于社會民生的實際需要。至此，加上西方自然科學征實精神之傳入，“經世致用”一詞蘊含之義大體定格。

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思想理念，我們要充分挖掘經世致用思想的豐富內涵，繼承其合理內核，努力做到知行合一、道技合一，將個人的價值追求同對于國家社會的責任統一起來，以便更好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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