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王陽明，近些年最熱的一句話就是：“中國歷史上一共出了兩個半圣人，一個是孔子，另一個便是王陽明。曾國藩算是半個。

且不論此話的來源是否可考，它足以說明王陽明在中國人心中的至高地位。

中國人為何會有如此強烈的“王陽明情結”？我們為什么喜愛王陽明？我想至少有三個原因

第一，他向世人證明，實現“高于現實”的理想，是有可能的。

王陽明12歲時，曾遇到一個異人，此人判斷他日后必能成大事。于是陽明去問自己的老師：什么是做第一等人，什么是做第一等事？老師說：讀書，中第，做官，便是第一等人。陽明聽了這個答案很不屑，覺得太低了，他認為第一等人，是要成為“圣賢”。

12歲的王陽明對“什么是圣賢”并無太清晰的概念，只是下意識覺得，“做官”這種一般意義上的世俗成功，不足以成為理想。他這一生要追求比這更超越的東西。

王陽明17歲時拜見了吳與弼的門人婁諒，婁諒送給他一句話，后來成為造就王陽明最關鍵的東西，就是“圣人必可學而至”，圣人的境界是可以通過學習而抵達的。

類似馬克思說的，“偉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你在跪著看他”。如果你認為你做不了圣人，只有別人能做到，是因為你自己沒有這樣的渴望，沒有承擔的勇氣。史學家黃宗羲講王陽明，最重要的一句話：王陽明給后來人開了一條“作圣之路”。

王陽明的人生和選擇，讓后世很多心懷理想的人意識到，人的精神力量可以很強大。如果你也有“高于現實”的理想，不要放棄它，而是要充分調動自我力量去達成它。

第二，陽明心學是“關乎生存意義、價值的自我實現”的學問。

王陽明有詩：“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很多人對陽明心學有誤解，認為他是鼓吹主觀唯心主義。其實，王陽明想強調的是，人通過建立正向的心靈秩序，是完全可以擁有持續不斷的發自內心的動力，過一種極具價值感的人生的。

社科院哲學研究所所長張志強說，陽明學是“生命的學問”。它教你從人生內部去尋找生命意義，突破生命的限制。

當然，這種突破并不容易。如王陽明所言“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他自己也是經歷了“五溺三變”（“五溺”指的是他曾沉溺在任俠、騎射、辭章、神仙、佛老之中，“三變”是三次人生的轉變），經過大量實操、走彎路、內心煎熬，才建立起了一套能和自我生命緊密相接的，真切的具有指導意義的方法。

就像浙大哲學系教授董平說的那樣，“陽明心學的核心要義，只是要讓人主動地、自覺地建立起一個完整的自我心身秩序，并要求把這一心身秩序體現到、落實到自己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面，用這一完整的心身秩序來支撐起我們的日常生活，實現人格的獨立、健全、完整、統一。總體上說，陽明心學是關乎我們的實現生存的，是關乎生存意義與價值的自我實現的。”

《王陽明》紀錄片

第三，他摸索出一套實用的“做事方法論”，教人“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

王陽明并非書齋里的學者，高談闊論卻難以將理論落地。立德，立言，立功，他將自己的理念用到做事當中，一生中帶兵平定多處叛亂，掃清匪患，軍功卓著。其用兵“詭異”、獨斷，向來有“狡詐專兵”之名。

在記載其語錄的《傳習錄》中，常出現令人醍醐灌頂的句子，把我們一下子點醒：

弟子問：靜養時，覺得自己的想法很清晰，可一旦遇到具體的事就不能再依照自己的思路去做，是為什么呢？

王陽明回答：“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弟子問：學習沒有長進，怎么辦呢？

王陽明回答：“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葉，葉而后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做事的時候別帶著得失心，否則便會患得患失，目標達成了就歡喜，沒達成就沮喪。抱著這樣的心態，無法獲取可持續的內心動力；這樣做事，也不是持久之道。

臨終前，弟子問他有何遺言，王陽明只留下八個字：“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陽明學，旨在解決個體人生的問題：

王陽明對“患得患失”的人說：“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于毀譽得喪”。

王陽明對“急于求成”的人說：“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

王陽明對“情緒易波動”的人說：“如今于凡忿懥等件，只是個物來順應，不要著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

王陽明對“內心浮躁”的人說：“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讓生活走向生命的真正目的。

可以說，陽明心學化解了現代人的意義危機。幫助人們在不確定的時代，去獲得可持續生發的、沉靜的內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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