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天都生活在社會中，是主動去“看見”，還是被動地去“看”？社會當然是“可見”的，我們每天見到的人與組織，都有著很強的實在感，那么，如何理解“不可見”？社會是什么，僅僅是人與人的簡單集合嗎？社會對個體來說有著怎樣不為常人所知的重要意義？

近日，《看見不可見社會》新書分享會在北京SKP RENDEZ-VOUS舉行，社會學家、復旦大學教授于海攜新作《看見不可見社會》與新銳社會學者、清華大學教授嚴飛一同探討了“個體如何理解社會”這一議題。

《看見不可見社會》新書分享會現場（主辦方供圖）。

在《看見不可見社會》一書中，于海圍繞“不可見社會”這一核心議題，從社會實在、社會結構、社會游戲、社會主體、社會建構、社會互動等方面揭示了社會的不可見部分。它們是人在與情境遭遇、與他人互動中創造出來的身份、分層、命名、戲法等，是由符號和意義構成的文化世界。它們并非現成的，而是不斷生成和變化的；有時是不同力量博弈的合力及其運作機制，有時是超越日常的超驗體驗。

《看見不可見社會》

作者：于海 鄒華華

版本：重慶出版社

2025年3月

社會中的“看見”與“看不見”

什么是“看見”呢？嚴飛與于海有著不一樣的見解。活動現場，嚴飛表示，“看見”是一個動詞，是一個主動行為，是主動去“看”，而非被人撐開眼皮被動地去“看”。對此，于海進一步闡釋，“看見”與嚴飛的著作《穿透》的書名“穿透”一樣，不是看見有形的物理，比如股票的上漲、SKP的繁華，而是致力于用社會學的洞見，把社會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不容易被看見、隱蔽的方面給大眾揭示出來。“看見”是探索，試圖發現事物背后的運作機制，而這種探索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精神特質。“看見”也是一種選擇行為。嚴飛認為，有一種“看不見”值得我們注意，那就是明明看見了，卻假裝看不見。這種部分關注是一種有意識地選擇，其行為背后有結構性或者制度性原因。

于海指出，人們之所以“看不見”，很大程度上是存在認知盲點。有人說“貧窮限制了你的想象力”，其實富裕也會限制人的想象力。每個人都受家庭、知識、觀念的限制，大部分人活在自己的信息繭房中，活在自己的觀念陰影里。從這個角度來說，“看見”（穿透）不是用物理儀器如核磁共振、超聲波看見（穿透），而是用新的思想、觀念、洞見去“看見”（穿透）。

什么是“不可見”呢？于海認為，“不可見”最基本的含義是物理上不可見，這首先體現在觀念上。觀念是人與其他動物的核心區別。動物和人都有基因、本能，但以“觀念”這種物理上看不見的形式來理解世界，并根據理解來行動的，只有人類。嚴飛強調了情感這一“不可見”維度。人與人之間的紐帶不是金錢，不是工具理性主導的金錢至上，而是情感，情感是看不見、摸不著的。

制度、符號是不可見社會的另外兩個維度，也是通常人們看不見“不可見社會”的原因。于海說：“我們說社會的大部分是‘不可見’的，并不是說我們都是盲人，而是指在某種程度上社會很難被理解。我們很難理解鏈條很長的過程，很難理解多種力量造成的復雜局面，很難理解環環相扣的套中套結構。”以“自主招生”為例，這一人才選拔制度就受不可見制度的影響。

不僅“不可見”的正式制度影響我們的人生，“不可見”的非正式制度也影響我們的行為。為了便于理解，嚴飛分享了自己剛剛經歷的一場“停車場”小沖突：他在停車場倒車時，旁邊一輛車搶先從狹窄的空隙里開過去，導致了剮蹭。肇事車主不但不賠禮道歉，還認為賠錢就行。在這個小沖突里，兩人的交談、行為是“可見”的，但有很多東西是“不可見”的，比如一些符號性的東西——SKP、錢，還有當事人的感受、情緒。但肇事車主“我不管別人怎么樣，我要優先”和“萬一發生剮蹭，就用錢解決”這樣看似“理所當然”的想法，是受一些不可見的非正式制度長期影響而產生的，這些制度形塑了一個人的行動和行為。

社會是我們面對生死大限問題的出路

那么，社會是什么？有了人就有了社會嗎？

從某種角度來說，社會的確由人組成，但社會不是冷漠的、毫無聯系的人與人的總和。人與人的互動，才是社會生機勃勃、繁榮且強大的根本。在談到社會之于個體的意義時，嚴飛提到一個概念——“城市的原真性”。“城市的原真性”原本是一個城市規劃、遺產保護和文化研究術語。在嚴飛的語境里，則是城市持續保持不變的一種面貌，是城市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原真性”就存在于我們與小社會（社區）保持的淡淡的、溫情的聯系中，體現在三十多年都去的一個理發店，體現在每個早晨都在街角出現的一個小菜攤。在社區層面，“原真性”是人們極為珍視、極為眷念的東西，也是一個小社會充滿活動、生命力、凝聚力、團結度的關鍵，更是公共參與、歸屬感的源泉。但正如嚴飛所言，在高速發展的今天，我們為了追求統一化的規劃、追求外表光鮮的高大上形象，將這種“原真性”，社區基層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丟掉了、拋棄了。當菜販、理發師，當街坊鄰居消失時，我們與社會的情感聯系也消失了，“這是非常可惜的。”

而在于海看來，社會對個體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我們的人格豐富性是由他人來界定的。人與人的交往構成了我們自我的成長史。我們與他人打交道的場景都鐫刻在我們的自我中，讓我們的自我更豐富；其二，社會是“必有一死”之個人獲得意義的場所。在社會中獲得工作、獲得身份、獲得認可，也就是社會重要性，讓“必死的”、沒有意義的人生變得有了意義，“社會是我們面對生死大限問題的出路。”

記者/何安安

編輯/張進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