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寶玉在《紅樓夢》中被判詞定義為“于國于家無望”，其形象看似與傳統社會的價值期待完全相悖，卻成為世界文學史上不朽的經典。賈寶玉這一形象在世界文學的長河中閃耀，不斷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讀者帶來啟示和感動，成為溝通不同文化、不同時代的重要文學紐帶。究其原因，我覺得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討論：

一、以對舊秩序的“無用”彰顯了對自由的渴望和人性尊嚴

程乙本《紅樓夢》賈寶玉繡像畫背面有專門為“怡紅公子”寫的詩，其中有“璞品不貢王庭，花月多情自開”字樣，揭示寶玉如未琢璞玉，拒絕世俗功名（“不貢王庭”），以自然真情（“花月”）為生命內核，背離封建禮教對男性“仕途經濟”的規訓，彰顯“于國于家無望”的反叛性（如厭惡科舉、親近女兒）。其中“塵網重而情緣素結，真如會而色相俱空”，揭示寶玉看透封建“塵網”（禮教、等級、功利），以“真情”（對黛玉的知己之愛、對丫鬟的平等相待）對抗世俗“色相”（虛偽的禮教表象），其情超越功利，直達“真如”（佛教終極真理），體現對人性本真的堅守。而“從此歸來三寶地，不妨還我太虛天”，揭示最終“色空”（悟徹色空），歸于“三寶”（佛教超脫），“太虛天”暗喻虛無超脫境界，青春與繁華易逝，呼應《紅樓夢》“盛極而衰，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宿命，完成從“情癡”到“悟徹”的精神蛻變，賦予形象哲學深度。

賈寶玉的人設，從世俗的角度看：“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凄涼。可憐辜負好韶光，于國于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绔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賈寶玉對經濟之道和經史子集不感興趣，又無科舉的上進之心，一般讀者的確會認為他是一個于世無用的廢物。

但是賈寶玉不被世俗的功利觀念和虛偽道德所束縛，是賈寶玉形象深層次的精神內涵。“無用”恰恰是對封建價值體系最深刻的否定。在科舉制度將士人異化為“祿蠹”，家族倫理將個體異化為“工具”的時代，他拒絕成為“國之棟梁”或“家族支柱”，這種反抗并非簡單的叛逆，而是以“癡”“狂”為外衣，對“人為何而活”的終極追問。他痛斥熱衷科舉的賈雨村為“祿蠹”，他厭惡“仕途經濟”，實則是渴望自由，拒絕將自我價值綁定于權力與功利。他認為“女兒是水做的”骨肉，而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濁臭不堪，他推崇“女兒清凈論”，本質上是對男性中心主義下人性扭曲的批判。他最終的“出家”，看上去是消極避世，而實際上是以決絕的方式逃離異化的秩序，尋求精神的超脫。

世俗眼中的“無用”，恰是賈寶玉自由精神的覺醒。正如德國漢學家顧彬所言：“賈寶玉對‘有用性’的否定，暗合了現代性思潮中對工具理性的批判，這種精神高度使他成為世界性的文學符號。” 俄國文學中的奧涅金、畢巧林等都是“無用”的“多余人”，他們都因拒絕融入腐朽的社會秩序而被視為“無用”，卻恰恰以“無用”彰顯了人性的尊嚴。這些文學形象，構成了跨時空的呼應，構成了世界文學精神覺醒的人物畫廊。

二、以“情本主義”彰顯人類共同情感：呼喚人性本真

清代大文豪陳其泰認為：“除卻寶玉，黛玉都非正傳，寶釵不得與黛玉并論”，將寶黛愛情視為全書主線，凸顯了賈寶玉在故事中的核心地位。他將寶釵、襲人歸為“鄉愿之尤”，認為她們表面賢淑實則“純乎人欲而泯沒天性”，而寶玉、黛玉等人雖“非中道”，卻“率其天真，嚼然泥而不滓”。這種評價打破了傳統道德框架，揭示了人物復雜性。

賈寶玉的核心人格魅力在于以“情”抗“理”，構建了一套超越封建倫理的價值體系。他的“情”并非單純的男女之愛，而是對生命本真狀態的尊重：如他對黛玉的愛是精神契合的“知己之愛”，“心有靈犀一點通”，超越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框架，建立在精神共鳴的基礎上（如共讀《西廂記》時的靈魂契合）。他對丫鬟的平等相待（如為晴雯探病、為齡官畫薔），打破了等級制度對人性的壓抑，踐行了“眾生平等”的樸素理想。他對自然與美的敏感（如葬花時“質本潔來還潔去”的詠嘆），本質上是對工業化前人類與自然和諧關系的挽歌。

這種“情本主義”與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精神具有內在相通性——二者都以“人”的情感與尊嚴為核心，反抗權威對人性的禁錮。法國漢學家李治華曾指出：“賈寶玉對‘情’的堅守，如同浮士德對‘體驗’的追求，都是人類對生命意義的永恒探索，這種探索超越了地域文化的邊界。”

三、賈寶玉形象在世界文學中的價值

首先文學突破的人物復雜多面性：打破傳統“才子佳人”的程式化塑造，以“情癡-悟空”的復雜軌跡，塑造中國文學史上首個具有現代性人格雛形的人物（如對個體價值、真情的堅守，對世俗異化的反抗）。賈寶玉的形象打破了古典文學中“英雄”與“庸人”的二元對立，呈現出近乎現代小說的“復調”特質。如他既有反叛性（痛罵“文死諫，武死戰”是沽名釣譽），又有軟弱性（無法保護晴雯、金釧）；他既看透了家族的腐朽（預言“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又沉溺于溫柔富貴鄉的幻夢；他最終的“悟道”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經歷黛玉之死、家族敗落等一系列創傷后的精神蛻變，充滿了人性掙扎的真實感。

其次哲學深度的普世性：通過“情-空”辯證，將《紅樓夢》的“色空”主題具象化，使寶玉成為對生命本質（“真如”與“虛無”）的文學叩問，超越時代局限，具有觀照人類共同困境的哲學寓意。可以說賈寶玉形象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靈魂深度拷問”的現代人物。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評價：“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這種“領會”背后，是對人性悲劇性的深刻洞察，而悲劇性正是世界文學公認的審美高度。

再其次是文化符號的開放性：賈寶玉形象的不朽，還源于其作為文化符號的“開放性”——不同文明可從自身語境出發賦予其新的意義。在存在主義視角下，他的“無意義感”（如對“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預見）恰似加繆筆下的“局外人”，在荒誕中尋找自我。在女性主義視角下，他的“女性崇拜”被解讀為對父權制的顛覆（如朱虹等學者認為其“女兒觀”暗含性別平等意識）。在生態批評視角下，他與自然的聯結（如視花鳥為知己）成為工業文明中“生態覺醒”的隱喻。其“無用”（于封建秩序）與“大用”（于人性覺醒）的悖論，成為解讀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性沖突的典型樣本，凸顯其作為文化符號的不朽性。

賈寶玉的形象為中國文學注入了“人性解放”的現代性因子，對后世影響很大。如魯迅《傷逝》中子君“我是我自己的”的宣言，巴金《家》中覺慧對封建家庭的逃離，都可視為寶玉精神的延續。此外，賈寶玉對“女兒”的尊崇打破了性別壓迫的刻板印象，其“女性崇拜”思想在封建語境中具有超前的性別平等意識，為現代文學中的女性敘事提供了隱性參照。

這種開放性使賈寶玉超越了“中國古典人物”的限定，成為全球文學研究者的“闡釋對象”。一部《紅樓夢》不僅僅是東方文學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也體現了中國傳統哲學和思想史上的最高成就，一度達到了“開卷不談《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的狀況。至20世紀末，世界各主要語言幾乎都有了《紅樓夢》的全譯本，進一步奠定了這部巨著在世界文學寶庫中的傲人地位。法國著名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就深受《紅樓夢》的影響，以意識流探索“多余人”的精神世界，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文學作品之一。

綜上所述，當“無用”成為永恒，賈寶玉的“于國于家無望”，恰恰是其成為世界文學經典的關鍵。他以個體生命的“無用”，解構了封建時代“有用性”對人性的綁架；以看似“失敗”的人生，完成了對生命本真的終極守護。這種精神高度，使他與哈姆雷特（對生存意義的懷疑）、堂吉訶德（對理想主義的堅守）等形象一道，成為人類文明中“精神覺醒者”的象征——他們或許無法改變世界，卻以自身的存在證明了人性的尊嚴與可能。《紅樓夢》之所以“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正因為賈寶玉的靈魂探索，觸及了人類共同的精神困境，而這，正是文學不朽的終極密碼。

來源：中國日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