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湖南省高院召開未成年人權益司法保護新聞通氣會，其中通報的一起案例，引發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案件發生地的某中學，規定嚴禁學生攜帶手機、平板電腦等電子設備，其中還有鼓勵學生舉報的內容。

當學生宋某發現同學周某玩手機后，遂向老師舉報，他還從周某書包里搜出平板電腦，上交給了老師。為此，老師獎勵給了宋某一瓶牛奶。

事后，周某將舉報者打傷。經司法鑒定，挨打的同學構成輕傷二級，其因此訴至法院要求賠償。

最后，法院雖認定打人者承擔50%的民事賠償責任，但同樣要求學校承擔30%的責任，舉報者宋某也要自行承擔20%的責任。

湖南高院通報的判例中認為，涉案學校通過物質獎勵方式，鼓勵學生相互監督舉報，客觀上形成了“以舉報代管理”的治理效果。

但在一個缺乏邊界、鼓勵檢舉的環境里，這將會導致同學之間相互防備、猜忌，甚至引發肢體沖突，對青少年人格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不得不說，此案中，打人者最終只負擔一半的責任，而學校及被打的學生也要承擔相應之責，還是有點兒出乎常人的意料吧？

而這次湖南高院對此的定讞判詞，顯然有著極高的認知水平與示范作用——那么，今后一些人鼓勵“告密”的陰險之舉，就要如履薄冰、思之又思、慎之又慎了吧！

對于此案，我們最應該區分舉報與告密的不同，并從中得到認知上的提升。

在動機與目的上，舉報與告密有著本質性的區別——舉報的核心動機，是為了維護公共利益、制止危害社會的違法行為發生，比如舉報、揭發貪污腐敗、違法犯罪等危及他人與社會的行為。

而告密則通常是出于私人恩怨，特別是用于利益交換，或者是為了討好、諂媚權力而進行。

例如，有人為了報復同事，或是想要討好上級，特別是想要跪舔權力從而獲取私利，因此揭發他人的隱私言論等。

易中天先生有一句名言：“舉報出于公憤與正義，告密出于私欲與邪惡”。

另外，舉報主要是基于法律規則，而告密則針對雖可能違法違規，但也可能只是私下的言行，且并不一定會危及他人和社會——如違反了一些部門規則，或是私下里點評時事、發發牢騷和對社會的不滿等。

對此，西方法學界有著“明顯而即刻的危險”之原則強調，即僅有對公共利益造成直接威脅的行為，才應被舉報。否則，就成為“告密”了。

依法按程序舉報危害社會的行為，將會有利于社會正義的構建；而告密卻會導致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危機，造成人人自危、人人相害，導致人際猜忌與社會信任走向坍塌。

對于告密行為，古今中外都有著批判性的論述和典型的案例在冊。

比如，在古希臘時代，有告密者誣陷哲學家蘇格拉底——“腐蝕青年思想”，最終，導致這位偉大的哲學家被處死。

還有蘇聯時代鼓勵告密，更是讓人人自危、互相加害，也因此人人成為專制權力肆虐下的犧牲品。

在中國的古代，孔子的學生子貢就直言：“惡訐以為直者”——即他將告密視作違背道德底線的工具和手段。

因此，在儒家文化傳統中，一向反對將告密等同于正直品格，而是強調人性倫理要高于制度規訓。

像古時的周厲王，命衛巫監視民眾言論，出現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道路以目”的惡劣社會環境，最終卻出現了“國人暴動”的發生。

還有女皇武則天時期，同樣是極端推行告密告制度，她任用酷吏，制造恐怖政治環境，但最終，其同樣承受了告密帶來的惡果：“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我國古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商鞅變法時，大力推行“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制度，通過實施“連坐法”，強制民眾相互監督、互相告密。

像商鞅這樣的法家認為，鼓勵告密能夠強化中央集權，但商鞅卻沒想到的是，他自己最終也死于自以為得計和得意的這一悖論本身——其也在被告密后，遭反噬被車裂！

進入現代法治文明時代，今人的司法實踐中，清晰地明確了舉報與告密的邊界——“鼓勵檢舉的環境，容易導致人際防備與暴力沖突”；而規則的執行，則需兼顧隱私權與人格尊嚴。

在西方文化的例證中，像在電影《聞香識女人》里，正是塑造了一位拒絕告密的學生查理之形象，提出了“告密使人類社會變成人人自危的世界”的觀點 ——以此藝術化地探討道德選擇與人性尊嚴的問題。

另外，像納粹德國與蘇聯斯大林時期，都是告密文化導致社會信任崩塌，最終造成歷史性惡果的極端典型例證。

“鼓勵告密如同播種荊棘，卻只能收獲信任的荒原”——這樣的告密史，似乎永遠不會杜絕，或許也印證了傳言黑格爾的一句話，“中國歷史的最大特點，就是沒有歷史，只有一味的重復”。

想一想離我們并不太遠的時代里，正是因為互相告密的盛行與無度，讓歷史性的教訓如今仍猶言在耳、警鐘長鳴！

“規則意識若失去對他人邊界的敬畏，便會異化為傷害的利刃”——特別是體系化、制度性、系統性的鼓勵告密環境下，必然伴隨社會性的信任瓦解。

而只有在法治構架下的有限檢舉——即需要有嚴格程序正義下的規制，才能平衡規則執行與人性尊嚴的實現。

所以，湖南高院對于這一判例的通報之語，極具歷史透視性和未來前瞻性，也更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那就是，我們提倡法治規則之下有利于社會的舉報，但卻堅決反對刺透人際信任關系的告密行為！

這當然也是法治文明的一大重要底線之所在！否則的話，陷入互相告密并受到鼓勵的社會環境之下，只會人人受害于此，只會陷入歷史的退潮與人性的陷阱之中……【原創評論：瑜說還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