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寒冬，北京中關村一間破舊傳達室里，四十歲的柳傳志攥著中科院計算所撥付的20萬元啟動資金，手心卻不斷滲出冷汗——就在不久前，公司一筆彩電生意遭遇騙局，14萬元巨款瞬間蒸發。這個中年男人仿佛被扒得“只剩一條褲衩”，在刺骨寒風中瑟瑟發抖。

原本夢想“每臺彩電凈賺1000元”的宏圖，轉眼成了江西少婦騙局中的笑柄。曾經的研究員不得不在街邊擺攤，兜售電子表、旱冰鞋，甚至運動褲衁。用最原始的“練攤”方式，維系著那個響徹未來的名字：“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

一、創業神話的“盜火者”

這家后來被簡稱為“聯想”的企業，誕生時與科技光環相去甚遠。它不過是中科院計算所20多個“三產”之一，性質更接近貿易倒爺的“皮包公司”。當柳傳志蹬著三輪車在北京街頭叫賣電子表時，計算所的王牌團隊正在為“兩彈一星”提供數據處理支撐。若非倪光南帶著“LX-80漢字圖形微型機”技術（漢卡）從加拿大歸來，聯想可能永遠困在電子表與運動褲衁的泥潭中。倪光南的漢卡技術如同一根救命稻草，讓這家瀕臨猝死的公司找到了科技立足點——漢字處理系統解決了中國PC應用的核心痛點，聯想漢卡迅速成為公司的利潤支柱。

歷史在此刻顯露出微妙轉折。當計算所將漢卡技術注入聯想，柳傳志的角色從技術研究者轉變為“后勤大管家”。他不再是實驗室里埋首電路的科研人員，而是奔波于審批部門與倉庫之間的“救火隊長”。那張被江西少婦騙走的14萬元支票，成為他商業啟蒙的血色印章。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裂縫中，柳傳志展現出知識分子的靈活身段：他既要爭取進口批文維系AST電腦代理業務，又嚴格確?！胺墒掷m完備”——這種在鋼絲上行走的生存智慧，成為聯想早期野蠻生長的原始基因。

二、權力藤蔓的“攀援術”

1998年深秋，一場震動中國科技界的重組悄然落定。曾經的“母體”中科院計算所，竟被自己孵化的聯想集團整體吸納，改制為“聯想中央研究院”。記者會上，柳傳志與老所長曾茂朝相視一笑：“當初老所長給我們20萬元，恐怕也沒想到有今天”。這番溫情敘舊的背后，是計算所1400名科研人員的命運轉折：新所僅保留不足百人，其余或進入聯想系公司，或另謀生路。曾研制出103/104型國產計算機的“王牌部隊”，從此將50%研發力量服務于聯想產品鏈。

這場“子吞母”的資本戲法，暴露了柳傳志對資源的整合手腕。當外界質疑國有資產流向時，聯想控股的股權迷宮已然筑成：2009年，中科院突然將29%股權轉讓給泛海控股；2010年職工持股會變身為聯持致遠合伙平臺。經過這番騰挪，到2018年時，柳傳志個人持股雖僅2.88%，但通過聯持致遠（20.37%）等關聯方形成隱形的控制網絡。當司馬南們質疑“國有資產流失”時，聯想早已在《世界500強》榜單上標注“所屬國家：中國”——這面紅旗成為資本運作的最佳護身符。

三、九死一生的“不倒翁”

柳傳志的辦公室墻上，或許該掛滿“懸崖紀念照”。2000年戴爾以直銷模式殺入中國時，聯想市場份額連續跳水。彼時已退居幕后的柳傳志緊急部署“雙線作戰”：一面與IBM秘密談判收購PC業務，一面將分銷體系改造成“雙模式”作戰機器。

這場被形容為“飛機空中加油”的變革，最終讓聯想在三年鏖戰后逆轉戴爾。更大的危機在2008年爆發：金融海嘯疊加內部管理失控，聯想全年巨虧2.26億美元。年過花甲的柳傳志再度出山，他在歐洲路演時展示的并非財報數據，而是聯想養豬廠和員工公寓的照片——人性化管理的故事比財務預測更能重燃投資者信心。

這些驚險跳躍背后，始終晃動著體制的“安全繩”。當聯想國際總部設在羅利、海外業務占比超70%時，其根脈仍深植中國土壤：北京研發中心享受政策紅利，政府采購支撐基本盤，更不用說早期中科院訂單的哺育。柳傳志的“國際化”本質是“雙軌生存術”—-—用全球市場滋養體量，以中國根基維系控制。當輿論風暴襲來時，這種結構展現出驚人韌性：2019年退休時，他仍穩坐聯想控股名譽董事長之位，其影響力如古樹根系深埋土壤。

四、買辦疑云與泰山會“暗影”

當華為在海思芯片上背水一戰時，聯想正因“5G投票門”陷入輿論漩渦。柳傳志那句“科技無國界”的辯護，在民族情緒高漲的語境中被解構為“買辦宣言”。更尖銳的質疑指向聯想發展路徑：作為中科院嫡子，為何三十余年未攻克CPU/OS等核心技術？當賀志強在2020年暢談“AI+物聯網”時，聯想研發投入占比仍徘徊在3%——這個曾被倪光南寄予“中國英特爾”厚望的企業，最終活成了“世界電腦裝配車間”。

柳傳志身后的泰山會網絡，為爭議增添著曖昧底色。這個匯集了馬云、史玉柱等商界大佬的隱秘組織，雖在2017年悄然解散，卻已編織出盤根錯節的資本聯盟。當聯想控股2015年上市時，泛海系、國科控股等股東構成耐人尋味；當司馬南質疑國有資產流失時，輿論反撲的兇猛程度遠超預期——這些現象背后，都晃動著中國式商業江湖的灰色法則。

五、柳樹精的“活命哲學”

回望柳傳志的四十年商海路，“活著”始終是最高綱領。從傳達室練攤到香港上市，從對抗戴爾到吞并IBM PC，其核心策略永遠是先生存，后理想。當倪光南執著于芯片研發時，柳傳志看到的是財務報表的生死線；當輿論抨擊“貿工技”路線時，他清楚記得漢卡利潤救活公司的歷史。這種實用主義哲學在2019年退休時達到巔峰——他不僅平穩交棒，更讓女兒柳青在滴滴開辟出新戰場。

然而“柳樹精”終究難逃時代風雨。當共同富裕的號角吹響，當硬科技成為國家戰略，聯想模式正遭遇歷史性拷問：一家靠國家資源起步的企業，是否該承擔更多技術攻堅的使命？一位享受“改革先鋒”殊榮的企業家，該如何平衡資本擴張與社會責任？柳傳志退休金被傳高達億元時，當年與他同期創業的張瑞敏，正把海爾轉型為物聯網生態標桿——兩相比較，令人唏噓。

2015年，70歲的柳傳志面對持股爭議曾淡然回應：“大概擁有聯想集團的股份不到1%”。這個刻意淡化的數字背后，是286個組件構成的精密表鏈式轉軸——如同他親手設計的權力結構，環環相扣，穩如磐石。

柳樹根系再深，終需面對時代土壤的更替。當新竹高于舊竹枝時，人們終將看清：那所謂“不倒”的傳奇，不過是特殊歷史條件下，一株借墻生長卻未能成梁的藤蔓——它活成了自己的生存藝術，卻未必是民族工業期待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