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世界迎來一個此前從未有過的、中國牽頭的國際“法治”公共產品——國際調解院。這是全球首個專門通過調解,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法律組織。
這個全新的機構,就坐落在香港。今天,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式在香港舉行,33個國家的代表簽署公約,成為國際調解院創始成員國。數十個國家和國際組織高級別代表出席并見證儀式。
國際調解院調解什么?有何優勢?
國際調解院具體都調解什么?簡單來說,就是根據當事方自愿,調解國家間、國家與他國投資者間以及國際商事爭議。
相較于對抗性更強的訴訟、仲裁等方式,它的優勢是什么?與現有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相比,它們有什么不同?
調解作為國際爭端解決方式 適用范圍廣泛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盧杰鋒表示,調解的適用范圍是非常廣泛的:
第一種是國家間的爭端,比如涉及領土、安全、環境保護、人道主義等公共國際法領域的爭端。
第二種是國家與外國投資者之間的爭議。此類爭端傳統上都是走投資仲裁程序,但是調解提供了更具靈活性和成本效益的替代機制。
第三種是傳統的私人主體之間的國際商事爭議。比如企業或個人跨境商貿合同、服務合同、技術許可、股權投資等產生的民商事糾紛。
第四種是新興領域出現的爭端,比如涉及區塊鏈、人工智能或者數字貿易等領域出現的爭議。
非對抗性 程序靈活 成本低 高效率
首先,與訴訟和仲裁相比較,調解的非對抗性,注重通過友好協商達成共識,而非簡單地以合同、條約或者法律為依據來確定雙方之間的權利義務和責任, 更適合追求長遠的利益。
其次,調解的成本低,而且效率高,調解程序并不是那么正式,在法律適用、程序規則等方面更加靈活,能夠根據具體的情況和雙方當事人之間的需求進行調整,提供更符合實際情況的解決方案。
最后,出于執行方面的保障,國際調解院設立了調解結果登記備案制度。經備案的協議可在締約國直接地進行執行,兼顧了調解的自愿性和結果的時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傳統爭端解決機制當中執行難的問題。
多國代表:期待國際調解院發揮重要作用
國際調解院未來能不能發揮預期作用,多國代表也談了他們的看法。大家認為,國際調解院將有效解決國際爭端,并期待通過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津巴布韋外交與國際貿易部長 穆爾維拉:國際調解院公約的核心理念在于和平解決爭端。任何類型的國際爭端,解決方式都不應該是戰爭,而應該通過和平調解,這就是我們的立場。津巴布韋如此,所有國家都應如此。我相信更多國家將來會受益于這種文明機制,因為我們擁有共同利益,這些共同利益體現在對正義、和平進步的追求,以及無論國家大小都應享有的主權尊嚴。
塞爾維亞司法部長 武伊奇:塞爾維亞始終支持中國方案,因為我們完全相信中國解決沖突的能力。在國際貿易和海外投資中,糾紛時有發生,因此建立國際調解院等爭端解決機制至關重要。
斯里蘭卡工業和企業發展部長 漢杜內提: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我們要為本次盛會及所有議程表示祝賀。當前,像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來自非洲、印度洋及南亞區域的國家,在未來國際關系中實現互利共贏至關重要,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完全支持這一主張。
新聞鏈接:國際調解院籌建歷程
早在3年前,中國就開始與近二十個志同道合的國家共同倡議建立國際調解院。了解國際調解院的籌建背景↓
2022年,中方與立場相近國家達成《關于建立國際調解院的聯合聲明》,正式啟動籌建進程。
2023年2月,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在香港特區成立,組織《關于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談判。
2024年10月,中方與18個國家圓滿完成《公約》談判,確立了國際調解院組織架構、受案范圍、調解程序、締約國權利義務等基本規則,并將國際調解院總部設在中國香港。
之后,各方商定于2025年5月在香港舉辦《公約》簽署儀式。根據《公約》有關規定,3個以上簽署國根據國內法律程序批準《公約》后,國際調解院即正式成立,預計可于2026年初開業運營。
發起建立國際調解院 為什么是中國?
為什么中國能夠成功發起,并和其他多國一起推動建立國際調解院?
其實這些年,中國在很多國際問題上勸和止爭,讓全球印象深刻。比如2023年,中國促成沙特和伊朗實現歷史性和解,就是國際調解的成功先例。不僅中、沙、伊三方達成《北京協議》,沙伊恢復外交關系后,中東地區還掀起了“和解潮”。
又比如2024年,巴勒斯坦各派別內部和解對話,也在北京成功舉行。巴勒斯坦14個政治派別齊聚北京,一致決定結束17年的分裂局面,成立臨時民族和解政府。
取得這樣的成果,中國智慧功不可沒。這樣的中國智慧怎樣用到國際調解中?國際調解院的誕生,離不開中國和眾多亞非拉國家,這折射出全球治理格局怎樣的改變?
凸顯全球南方合力塑造國際秩序改革方向
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由中國主導來成立國際調解院,意味著中國愿意針對當前國際形勢、國際關系的變化,提供更多的中國方案。同時也是和世界上多數國家能夠形成共識,開展有效的合作。
在中方發起成立國際調解院之后,很快得到了主要是來自廣大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支持。這個現象本身表明,在所謂的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秩序背景下,非西方國家更愿意通過調解來解決問題,減少分歧。
西方國家從自身的法律傳統和國際關系的實踐出發,長期是以所謂國際法的主體自居。而當前國際法律體系,包括國際問題的解決中,有很多被打扮或包裝為法律的一些霸權和強權的原則。
崔洪建:我想在這個背景下,中國作為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國家,也更愿意和更多的發展中國家一道,來為當前國際關系中錯綜復雜矛盾的解決提出一些更好的思路和探索實踐。
我也相信國際調解法院有著強大的生命力。除了眼前吸引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參與之外,未來也會影響到其他的一些發達國家。畢竟國際社會是一個整體,如果在法治的同時,可以把法治的理念和原則進一步通過調解的方式來進行,對于緩和當前國際關系的緊張形勢,解決各國之間在經貿、地緣政治、安全等領域的矛盾,都會有極大的促進和幫助作用。
國際調解院為何選址香港?
國際調解院的選址也很有意味。為什么要設在香港呢?
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崔洪建:國際調解院的總部之所以選址在香港,理由也非常充分和合理。
香港長期以來作為一個國際自由港,有非常便利的條件。除了本身作為貿易樞紐之外,長期以來在司法實踐方面,香港也有非常獨到的地方。香港既兼容了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同時作為自由港,又有很多的國際判例。這為接下來國際調解院更好地開展工作,更好利用香港能夠提供的地理便利,包括它法律上豐富的積累,起到一個相得益彰的作用。
原標題:《中國牽頭的國際調解院,具體都調解什么?》
欄目主編:秦紅 文字編輯:笪曦 題圖來源:新華社發(王申攝) 圖片編輯:邵競
來源:作者:央視新聞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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