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暖”的言論已經越來越沒有人關注了，眼看這生意不好做了。瑞典著名的氣候女孩格蕾塔·桑伯格秒改賽道，在歐洲各地高呼支持“自由巴勒斯坦”，這不還要帶隊去加沙。

6月1日，格蕾塔·桑伯格和巴勒斯坦裔美國律師胡瓦伊達·阿拉夫（Huwaida Arraf）﹑歐洲議會議員里瑪·哈桑（Rima Hassan）等11名左翼活動家登上“Madleen”號救援船從意大利前往加沙，試圖開辟一條人道主義救援路線。

這里除了氣候少女外，先要說一說同行的歐洲議會議員里瑪·哈桑，看這名字就知道是來自哪個地方的人了。她是一名巴勒斯坦裔法國律師，1992年出生在敘利亞阿勒頗附近的難民營，10歲移民法國。

在法國這片土地上，她不僅完成了從中東移民到律師的轉型，歐萊雅集團選擇她作為其“全球多元化和包容性委員會”的成員，甚至她還當選為歐洲議會議員，歐洲外交事務委員會兼人權小組委員會協調員。

初看她的人生經歷，無不是一部勵志的故事。但她的成功離不開近10幾年來的左翼運動的興起，更離不開環境自由寬松的法國。

但當她完成個人身份完成華麗轉身后，她不僅沒有為她那些依然生活在中東痛苦和恐怖統治下的族裔奔走吶喊，她卻反其道而行之。

“里瑪·哈桑”

她在社交媒體猶如網紅般宣傳阿薩德政權下的敘利亞幸福生活的照片和視頻，甚至在10月7日發生大屠殺之后力挺哈馬斯，里瑪·哈桑還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對哈馬斯在10月7日的作戰具有合法性。

里瑪·哈桑出門就肩披巴勒斯坦圍巾，她的議員身份和激進言論，讓她頓時成為歐洲“親巴勒斯坦”運動的極左翼女神。2023年8月，《福布斯》雜志將她評為“紀念這一年、讓法國在國際上大放異彩的四十位杰出女性”之一。

2025年2月，經常為哈馬斯辯護的里瑪·哈桑及5名歐盟議員試圖訪問巴勒斯坦，但她們的飛機抵達以色列后， 被立即驅逐出境。

時隔三月，氣候極端分子和歐盟極左翼人士聯手，格蕾塔·桑伯格和里瑪·哈桑等人一拍即合，出發加沙。

跟里瑪·哈桑一樣，在哈馬斯對以色列發起跨境襲擊后，格蕾塔多次公開表達了對巴勒斯坦和加沙的支持，她把“氣候正義”嫁接到人權運動之上，發現了流量密碼。

所以，從哈以戰爭發生后，格蕾塔幾乎已經放棄了“環保賽道”，加入到轟轟烈烈的“親巴勒斯坦”運動中，因為這邊的流量更大，市場更加廣闊。

不得不說，極左翼的身姿柔軟，嗅覺靈敏。在加入“親巴勒斯坦”運動后，格蕾塔似乎找回了往日的高光時刻，她逐漸成為歐洲親巴勒斯坦的臺前人物，四處組織集會和游行，聲援哈馬斯。

而在歐洲大聲疾呼似乎不過癮，這些歐洲極左要吸引更大的關注和流量，那就是去加沙。

在啟程前的發布會上，格蕾塔義憤填膺，通篇是一些煽動性的言論，這引發了很多人的不滿，甚至有人斥責她已經完全失控，是“哈馬斯的托兒”。

格蕾塔這次高調的加沙之行并非簡單的“人道主義”救援，更像是一場政治表演。 她憑借極端的“氣候變暖”言論出道，怒目圓瞪特朗普一夜成名。她一邊對西方國家進行氣候說教和批判，聲稱我們再不行動，世界就要滅亡；一邊對世界上其他污染大國卻保持著驚人的沉默。

格蕾塔不僅深諳流量密碼，更懂得明哲保身。她知道哪些議題可以大做文章，哪些人可以放聲批評，而自己不僅毫發無傷還能得到不畏強權的美譽。

她緊跟時事，用“自由巴勒斯坦”取代了“氣候變暖”，并將自己的“正義形象”與加沙的人權敘事捆綁在一起。她高喊以色列“種族滅絕”，卻對哈馬斯在音樂節上的大屠殺和綁架的人質視而不見。

這是歐洲極左活動家慣用的手法，他們習慣于道德綁架，用正義的形象來占據制高點，在道德上矮化對手。以前在氣候問題上如此，現在在加沙問題上也是如此。

格蕾塔自詡正義和自由，但她面對伊朗女孩因不戴頭巾而遭到宗教警察毆打時她視而不見；在面對對阿富汗女孩被塔利班禁止接受教育視而不見，這種雙重標準簡直不要太虛偽。

如今，曾經的“環保少女”搖身一變，扮演地緣政治英雄，試圖帶領一支船隊挑戰以色列的封鎖，仿佛自己是中東沖突專家一樣，因為她清楚的知道以色列并不會對她的行動采取暴力措施。

格蕾塔為了維持自己的影響力，從一個議題跳到另一個議題，她不專注于氣候變化議題，而是介入復雜的政治沖突，她已經偏離了她的初衷，顯得是如此的嘩眾取寵。

如果她真的致力于解決加沙問題，她應該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呼吁哈馬斯釋放所有的人質，這才是她此行最需要做的事，而她似乎不敢這么做。

在報道格蕾塔前往加沙的新聞時，同樣是左派的澳大利亞天空新聞臺主持人丹妮卡·德喬治奧都無法忍受她的作秀了，德喬治奧跟嘉賓說：“希望她能留在那里，我覺得這樣對誰都好。”

而在社交媒體上，很多網友也表示：“但愿這是一次單程航行，我希望她留在加沙。”

要知道，謊言說多了就沒有了聽眾，作秀多了就會失去觀眾。

南哥再多說一句，格蕾塔坐輪船去加沙這也太不環保了，為何不劃竹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