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至1961年，中國遭遇了歷史罕見的糧食危機。全國連續三年自然災害累計受災面積達9億畝，占總耕地面積的56%。與此同時，"大躍進"運動中虛報產量、過度征購等決策失誤，使糧食總產量從1958年的4000億斤驟降至1960年的2870億斤，降幅達28.2%。城市庫存瀕臨崩潰，1960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糧食庫存僅能維持7-10天，遼寧10個重工業城市庫存不足9天。

在這種背景下，1955年確立的《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被全面強化。中央明確要求"除井下、高溫、高空和重體力勞動職工外，城市人口酌情減少糧食定量"，形成"低標準、瓜菜代"的剛性分配體系。糧票制度全面推行，飲食業、糕點等糧食制品均需憑票購買，全國通用糧票與地方糧票分級管理，跨省流動需辦理兌換手續。

定量標準嚴格按勞動強度分級：

體力勞動者：特殊重體力勞動者月均45-55斤（如青島萊西市達55斤），重體力勞動者35-44斤，輕體力勞動者26-34斤。

腦力勞動者與居民：機關人員、學生24-33斤，一般居民及10歲以上兒童22-26斤，兒童按年齡遞減，3歲以下僅3.5-6.5斤。

地區差異：四川省1959年成年人定量降至每月19斤，為全國最低之一；北方高寒地區略高，如黑龍江省部分地區達28斤。

中央機關推行"糧食食用增量法"，通過"三蒸法""雙蒸法"等技術使糧食體積膨脹，但實際營養不足。1960年北京飲食業實行憑票供應，糧票成為城市生活的"生命線"。

1961年中央提出"人從哪里來，還回到哪里去"，三年內精簡職工1940萬人，減少城鎮人口2600萬，節省糧食138.4億斤。同時對高級知識分子、17級以上干部及重體力勞動者給予肉蛋、黃豆等特需補助。例如，中央機關51個單位建立271個副食品生產基地，1961年收獲糧食和飼料作物1086萬斤，蔬菜2000余萬斤。

城市居民普遍以野菜、瓜菜、玉米芯等替代糧食。中央機關種植掃帚菜補充口糧，推廣"雙蒸法"等增量技術，雖虛增體積卻導致營養流失。1960年全國開展"代食品運動"，僅中央機關就采集野菜、種植作物補充糧食缺口。

定量不足導致浮腫病、營養不良大面積蔓延。1960年河南信陽地區9個縣死亡率超過100‰，為正常年份的數倍。部分城市出現人口非正常死亡，據估算全國"營養性死亡"人數在250萬以下。

這一時期的教訓促使1961年后政策調整：恢復農村自留地、允許集市貿易，并于1962年起逐步提高糧食定量標準。1962年中央決定進口糧食104億斤，同時調整糧食年度為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以適應夏糧入庫節奏。1963年底，中央機關副食品生產基地調整為162處，耕地面積12.4萬畝，基本實現副食品自給。

三年困難時期的城市糧食定量制度，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應急舉措。它在維系城市基本生存的同時，也暴露出計劃經濟體制的局限性。1961年后的政策調整，為后續糧食市場化改革積累了經驗。這段歷史警示我們，糧食安全始終是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基礎地位和農民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