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卡爾·洛維特 譯者：區立遠

在羅馬的德國流亡者

德國的政治宣傳活動已經成功地讓人普遍產生了一個印象，以為那些“流亡者”都在未受脅迫的情況下離開了德國，而且目的是要從國外借著“宣傳德國之恐怖”來進行報復。由于愛因斯坦受邀轉往外國任教，一份德國報紙要求把所有被解職的德國大學教授的護照撤銷，意思是說，他們不只應該喪失在德國的生存基礎，還應該被迫留在德國茍延殘喘。這個虐待狂似的要求并不是登在像《沖鋒者》這樣的地方，而是出現在由策雷爾（Zehrer）主編的《每日觀察報》（T?gliche Rundschau）上；這份報紙在1933年是少數或多或少仍然正派的報紙之一，也正因為如此，它在同一年就被迫?？?。上面提及的對流亡者的這種印象，即便對智識階層來說，也成了理所當然的事。

B. 的說法可以證明這一點：他在給我的信上說，他不把我當成流亡者，因為他所理解的流亡者是像亨利?！ぢ蛘咴诎屠璧牧魍鰣蠹埖木庉嬆菢拥娜恕２祭锾丶{夫婦也有類似的心態，他們在與我道別的時候友善地勸我，在羅馬不要跟那些流亡者來往。這個勸告很荒謬，因為事實上是德國人不愿意與猶太人來往，而且，若考慮到他們最親近的家中?？褪且晃桓ヌm克福的典型猶太人，他們如此勸我就更顯荒謬——這個人引起了我的反猶情緒，后來在羅馬我總是避開他。就歷史來看，歐洲對流亡者（Emigrant）這個概念的理解，當中或許仍有一些成分是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流亡者（émigrés）身上得來的?？墒俏覀儾⒉皇钦坞y民，照我們自己的理解，我們數代以來皆為德國人，是最近才在別人的眼里變成了猶太人，即所謂的德國猶太人。

這些德國猶太人之所以往外國去，只是因為德國使他們在物質上與道德上無法繼續生存。這些德國猶太流亡者，絕大多數都是被放逐者，也就是說，違背他們的期待與愿望給驅逐出境的人。我一九三五年還在意大利遇到過一個德國猶太人，他為了不“違背德國國民應盡的義務”，想把身上剩下的旅費寄回德國去，可是這個人在弗蘭克福遭受過的事情，足以將一切公正與秩序踩在腳下。對于被驅逐的猶太人、半猶太人與混血兒來說，種族成分論并沒有什么意義，因為種族法律所設定的前提對這些人而言并不存在：我們當中沒有誰感覺到跟其他人同為一個種族團體，我們不覺得我們是一個“猶太民族”。這共通的命運卻大致使我們更強烈地感受到，我們每個德國猶太人的存在方式都是不一樣的。因此在羅馬時，我們夫婦比較喜歡來往的，都是那些跟我們一樣覺得自己是德國人的猶太人或半猶太人；而那些太過猶太的、自己聚起來過著類似隔離區般生活的猶太人，我們則是盡可能避開。后面這些圈子的猶太人喜歡用一種幻覺來鼓勵自己，覺得希特勒政府很快就要崩潰了，不過絕大多數的人則沒有太多政治意識。在布拉格、蘇黎世與巴黎的情況可能不大一樣。

畫家桑德施泰因（Sandstein）是一個道地的慕尼黑人，因為自由職業的緣故，他對政治極度缺乏興趣。一開始他試著開一家照相館，他的太太則當聲樂家教。后來他們開了一間民宿，好與他們成年的兒子一起度日。他們的生活有些青黃不接，兒子則加入了法西斯黨，希望能成為意大利軍官。弗蘭克爾（Frankl）是一位被解職的藝術史教授的兒子，無論是性情還是外觀上，完全沒有猶太人的氣息，他的太太是一位個子矮小的（雅利安）施瓦本人。他們跟自己的小孩住在一間擴建的車庫，過得如此困窘，僅有的家具都是自己做的。他在一家意大利公司當建筑師。施特勞斯（Strauss），一個被解職的藝術史講師，就職論文是平德指導的。他靠自己的音樂天分度過難關，在羅馬高等音樂學校勤奮地學習、做鋼琴家教，在羅馬享受著他的自由。雅斯特羅（Jastrow）小姐，一位被解職的知名國民經濟學教授的女兒，本業是考古學家。她得到一份美國的獎學金，工作是整理希臘陶瓶碎片。弗倫克爾（Fraenkel），法律系畢業，也是邁內克的學生，與一位雅利安教授的女兒結婚，到1933年為止，他一直是《德國大眾報》長年的駐羅馬通訊供稿人。

他對于被革職一事感到十分痛苦，卻又不懂得在失業的情況下采取因應的作為，并節約開銷，只知道一直消耗他的儲蓄。一直到存款花費殆盡，他才終于試著從奧地利、捷克與法國的報紙接一些稿約。他用一種令人動容的“歷史的客觀性”來評判德國的事務，德國同事偶而禮貌性的前來拜訪，對此他都表示感激。一九三六年，他應一個意大利的專業期刊邀請，寫了一篇文章《第三帝國法律對猶太人的處置》（Il Trattamento degli Ebrei nella Legislazione del terno Reich），文章作了如實的報導，沒有任何控訴的語氣。他沒有料到，自己兩年之后將會遭到意大利人同樣的“處置”——真是一出黑色喜??！

古文學家瓦爾策（Walzer），與出版商卡西雷爾（Cassirer）的一個女兒結婚，是耶格爾（W. Jaeger）的學生，在喪失了講師的職位之后來到羅馬，現在在真蒂萊手下，靠著精力、耐性與毅力重新經營學術生涯。他與他的太太都是十分傳統的猶太人類型，特別因為那種不屈不撓的韌性，使他們能在任何條件下抬起頭來，并結交新的關系。

呂瓦爾德（Loewald），我從弗賴堡時代就認識的朋友，在羅馬娶了一位猶太女孩，他勤奮地準備意大利的醫學國家考試，盡管他在德國老早已經通過這項考試，后來他在一個意大利醫院找到一個助理的職位。

貝倫斯（Behrens）與弗萊希曼（Fleichmann）兩位醫生也同樣再考了一次國家考試，開了一間診所，他們的病人主要是意大利人與流亡者，他們的生活被工作上的進展完全填滿了，因此也已經不再回想過去的遭遇。

莉莉·格拉登維茨（Lili Gradenwitz），一位非常漂亮、嚴肅的女孩，有一半雅利安血統，父親在政變前是基爾市（Kiel）的市長。她原本可以留在德國，卻寧愿用一個“徹底”的決定來解決她“半吊子”的血統問題，她剛到意大利時身無分文，一開始找到的是一份家庭女傭的工作。當我們在羅馬認識她的時候，她在一個旅行社當雇員。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凌晨四點鐘，她在基爾市的老父親被人從床上拖走，被送進了集中營，但送進哪一個，連她的母親都不知道。意大利種族法令生效前幾天，她嫁給一個在米蘭當機械師、入意大利籍的蒂羅爾人（Tiroler）。她是一個道地的北德女孩，只要話題一轉到德國的情勢，她會馬上嚇得臉色慘白——她寧愿把這些事情通通忘記。

布倫德爾（Brendel）是庫爾提烏斯一位很杰出的學生，考古中心的助理，他跟一個猶太女人結婚，因此必須放棄他的職位，一九三六年時他去了英國。羅曼語學者迪克曼（Dieckmann）的情況跟他類似，但是沒有像他那樣能夠應付這種處境。施皮策幫他在伊斯坦布爾弄到一個助理的位置，可是他對這個工作并不滿意，所以后來又放棄了。

只有在以下三個人身上，我才真正認識到了所謂的流亡者心理：一位是昔日的海德堡羅曼語學者萊奧·奧爾斯基（Leo Olschki），一位是我已經提過的萊曼—哈特勒本，他的太太是雅利安人，第三位是克勞特海姆（Krautheimer），他從前是馬爾堡藝術史系的講師。奧爾斯基所出身的家庭，事實上屬于一個跨國性的東猶太人族群，但他出生于意大利，我們把他戲稱為“萊奧納爾多·達·奧爾斯基”（Leonardo da Olschki）。他的兄弟與父親也都取得了意大利國籍。奧爾斯基是一位知識豐富的學者，聰明、銳利，也很有洞察力。因為那時候他仍從德國領取年金，在羅馬也有人幫他安排了一個不支薪的客座教授職位，所以他的生活并不沉重。萊曼的情況就糟糕很多，因為他有三個男孩要養，在經歷了兩個充滿憂慮與辛酸的年頭之后，才終于在美國安定下來。活躍的精神活動雖使這兩人不致垂頭喪氣，但是政治的局勢總讓他們無法忘記所失去的東西。要跟他們見面而不馬上談到德國或猶太的話題，是不可能的事情。驕傲與學養使他們相信，從德國被放逐出去的猶太人現在有個使命，就是在美國保存歐洲文化使之免于毀滅，就像希臘的移民將古代的文化繼續傳承下去那樣。奧爾斯基是最后一個離開羅馬的，這時他也已經不被允許繼續在大學里講課，意大利也不再讓他留戀了。希特勒到羅馬訪問期間，有不少流亡者遭到逮捕。其他人逃過了這一波行動，盡管有種族法令，直到現在都還留在羅馬。

受權刊發，選自《納粹與哲學家：一個人的流亡史》，[德]卡爾·洛維特 著，區立遠 譯，廣東人民出版社 | 萬有引力 2025年6月。

米歇爾斯、彼得森與哈格曼（Hagemann）小姐等人也算是某種流亡者。米歇爾斯，知名的社會學家，在幾十年前就因政治因素離開了德國。他是佩魯賈（Perugia）的大學教授，住在羅馬。在窄小的、擺滿各種珍貴收藏的客廳里，他常邀請一群背景差異極大的朋友齊聚一堂。在這種場合里，他能極靈活地在意大利語、法語與英語，必要的時候還能改講德語。他取得了意大利國籍，也成為法西斯黨人，喜歡在公眾場合上裝作好像已經聽不太懂他的母語德語。他接聽電話時會自稱“羅伯托·米給爾”（Roberto Mikels），但是意大利人從來不太信任這位“羅伯托”。他是一個有趣的人物，臉上坑坑疤疤的，讓我想起斯特林德貝里。此外，他還是一個博學無匹的人，一個永不疲倦的新聞工作者。他于一九三六年在羅馬逝世。

彼得森在自由新教的崩潰中所采取的最后決定，跟巴特的方向正好相反：他改信了天主教，到了羅馬。在這里他以四十三歲之齡娶了一個年輕漂亮的意大利女孩，她為他生好多個孩子。他們住在阿文蒂諾，與外界不常往來。我常常去拜訪他，他也總是友善地接待我，給我一些鼓勵。他對于離開德國感到痛苦，也很清楚，那道從1933 年起將德國精神生活撕開的裂痕，同樣也損害了他的神學工作。對德國的事務，他特別關注的是基督教教育的毀滅。他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在這樣的國家里生活，所以他留在羅馬，雖然意大利的天主教并不讓他滿意。他改信天主教，基本上跟他改信浪漫主義差別并不大，盡管前者在教理上有更穩固的基礎。他在一間隸屬于教宗的機構講授關于教父學（Patristik）的課，可是我常常有這樣的印象，波德萊爾比那些基督教神學家更接近于他的性情所向。猶太人問題對他來說是一個神學問題，只有以基督教的方式才能解決，而他意趣豐富的作品《猶太人與異教徒組成的教會》（Die Kirche aus Juden und Heiden）并不缺少一種基督教式的反猶語調。我既不站在猶太教那邊，也不站在基督教這邊，這對他來說是一個謎，讓他感覺不安，因為這跟他自己的抉擇立場正好相反。

哈格曼小姐雖然在政治與種族上都沒有問題，但一樣不愿意回到德國。她屬于少數的那些德國人，這些人內心受到納粹黨的野蠻與反猶作為而嚴重受創，以致于他們寧愿留在國外。當我們認識她的時候，她在庫爾提烏斯的幾個女兒家里當保姆。

在意大利與日本的蘇聯流亡者

蘇聯的猶太流亡者紹爾（J. Schor）的情況很特殊，他先從蘇聯被趕到德國，又從德國被趕出來。他與太太在羅馬以寫作維生，直到他前往巴勒斯坦為止?？恐环N俄國哲學家的性情，他面對這些生活中的動蕩與變遷都有辦法安然自處，遠比所有我認識的德國流亡者穩定得多——后者幾乎都還繼續依戀并經營他們中產市民的生活格調。他是一個優雅而聰敏、容易博得好感的人，與他相處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我通過他還認識了已經七十歲的作家伊萬諾夫，他靠教人俄文與法文勉強過活。蘇聯流亡者這種特性，我在日本也再度得到確認的機會。

一九三九年夏天我認識了一位先生，他自稱B. 先生（Monsieur de B.），從他外觀上你絕對看不出來，這個人在一九二四年之前在圣座下擔任俄國外交官，而在那之后是巴黎一家女性內衣店的老板，現在在日本一個鄉下小地方當中學老師，教授德語、俄語與法語。他使用無國籍者護照（Nansenpa?），但在道德情感上卻覺得很自在；與英國人、意大利人、納粹黨人及猶太人來往，可是從來都維持著B. 先生的身份；帶著一根古怪的手杖，手指上還戴著一個不尋常的戒指。

同年夏天我在橫濱與一位二十多年前弗賴堡時期的同學重逢，他就是音樂家夏培羅（K.Schapiro），蓄著舊約先知般的大胡子，以一種獨立自恃的方式，在海邊一棟小屋子里滿足地過著他的日子。他的太太頗有風韻，也是猶太人，已經給他生了五個兒子，平常教人彈鋼琴。因為我拜訪他的那一天是猶太教的節日，而這是他一向堅守的，所以談話也就圍繞在我們的猶太文化上——這個話題，我們從前在弗賴堡的時候從來沒有談到過。他向我解釋，他從前相信自己是一個“歐洲人”，直到后來他才發現，自己并不是一個受德國與法國文化熏陶的俄國人，而是一個猶太人，別人的確有理由把他區隔開來。他發現我對正宗的猶太教并無興趣，感到很失望，所以從那時起，就把我當作一個“基督徒”。他的個人哲學如此怪異，以致于在這上面很難跟他好好談話。他已經變成一個十足的怪人，跟所有人都決裂了，卻又因此增強了他的自我意識。他原本的家庭在十月革命中完全被打散，分別往日本、巴黎與非洲去了。

將猶太人趕出意大利

一九三八年，意大利公布了種族法令，于是絕大多數我們在羅馬認識的人與朋友在辛苦地工作了五年，各自擁有了微薄的生計之后，再度被驅逐了。他們有六個月的時間去辦簽證、找船位，看看這既遼闊卻又從未如此狹窄的世界上，有無任何地區愿意收留他們。桑德施泰因一家為了籌措旅費，把他們的民宿賣給幾個特技演員，然后移民到玻利維亞去投靠友人了。大部分朋友去了美國，有一位則去往英國。一年之后，德蘇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意大利的種族法令便顯得多余了，因為軸心聯盟的吸引力已大半喪失。這些法令雖然條件比較寬松，基本上卻比德國的種族法律更為可恥，因為意大利原先是主動向這些流亡者提供庇護，卻又要把他們趕出國門，就連他們從德國合法攜入的財產，也只準他們帶走兩千里拉（約合五百帝國所有的努力與勞動、投入與希望，剎那間化成了烏有。

當我從日本向一位意大利朋友探聽我們共同朋友的下落時，他感到十分不堪，請我在信里最好還是不要談到這些事情：“讓我們說些輕松一點的吧！”

如果我說所有這些流亡者（流亡者在羅馬相對很少），都是既單純且規矩的人，那我并不是在為自己辯護。他們完全只憂慮著自己的存活，從來沒想過要進行什么宣傳活動來打擊德國，或要對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不利。我從未從這些人的口中聽過一句仇恨德國的話。他們對此絕口不談，總試著在每日當下的工作里忘掉他們遭受的損失，試著習慣新的生活，在其中享受一切還可以享受的、使人快樂的事情——這樣的事情在意大利可是一點也不難找。他們雖然被迫在異鄉落腳，但是有能力融入當地。反而言之，若把猶太人說成是一個有共同血緣與信仰的團體，那這樣的猶太人我從來也沒有遇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