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書功

王懿榮(1845—1900)是清光緒六年（1880）進士，三為國子監祭酒，卒贈侍郎。他不僅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學家和甲骨文研究的鼻祖，還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甲午中日戰起，他曾親回膠東故里，籌辦團練抗敵。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身為京師團練大臣的王懿榮以身殉國。王懿榮與山東壽光素有淵源，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天發神讖碑》明拓本上有王懿榮的一段題跋，跋后使用了一枚“光緒辛巳清明日過壽光謁倉頡墓取蓍草一莖”印章。古代印章內容多為姓名、官職、齋號、吉語，字數通常較少，此印章19字，既是一句話，又是一件事，并不常見。今年恰逢王懿榮誕辰180周年，我們以此印章為切入點，探尋其背后的歷史故事和人文內涵，以示深切緬懷和敬意。

印文講了什么事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天發神讖碑》明拓本王懿榮題跋，內容是考證“巧工”這一官職的由來，在此不論。落款是：“光緒甲午十月，懿榮記。”光緒甲午即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懿榮”左側鈐有兩方印章：上為“翰林供奉”朱文方印、下為“光緒辛巳清明日過壽光謁倉頡墓取蓍草一莖”白文方印。

“翰林供奉”是唐玄宗開元十年前后設立的官職，相當于皇帝的秘書，其職責是與集賢院學士一起，幫助皇帝起草重要文書，分掌制詔書敕。光緒二十年（1894）四月，王懿榮大考一等，由翰林院編修升任翰林院侍讀學士（簡稱侍讀）。清代翰林院侍讀學士與唐代翰林供奉雖名稱各異，職掌亦有區別，但一脈相承。王懿榮在這里使用“翰林供奉”，與考證“巧工”之淵源如出一轍。

“光緒辛巳清明日過壽光謁倉頡墓取蓍草一莖”印文既是一句話，也是一件完整的事，我們重點來探討一下這件事。

光緒辛巳，是清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前一年，也就是光緒六年（1880），王懿榮三十六歲，殿試二甲第十七名，賜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是年十二月，他回到老家山東省福山縣（今煙臺市福山區）古現村過年。過完年，到了光緒七年二月，他又啟程北上，一路走，一路搜求金石。據王懿榮《天壤閣雜記》：“過濰縣，住四日，遍訪鑒賞家。在陳壽丈（陳介祺）處三日，書畫古器不具數”“過壽光，謁倉頡墓，又謁本生高祖妣母家李宗丞祠。西泉即李氏裔婿，聞其家有文與可《大竹》，為壽丈購去，在濰所見即是。李氏凋零尤甚。”此記載與印文相互補正，可知王懿榮在拜訪濰縣陳介祺后來到壽光，主要干了兩件事：一是拜謁倉頡墓；二是拜謁李宗丞祠。

為何拜謁倉頡墓

先說“拜謁倉頡墓”。倉頡，一作蒼頡，據《說文解字》《春秋緯元命苞》等文獻記載：倉頡是黃帝的史官，他四目靈光，天生睿德，觀察星宿的變化、鳥獸的足跡，依物象形創制了文字，革除了當時結繩記事之弊，開創了文明之基。因而被尊為“倉圣”“文字之祖”。漢代時倉頡信仰已遍及全國，明清時與倉頡有關的遺跡全國多達百余處。

明清時期，壽光建有倉頡廟（祠）、倉頡墓。明嘉靖《青州府志》云：“倉頡廟在城西。弘治十六年知縣翟唐建。”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壽光知縣王文翰立“倉頡墓碑”，碑今在壽光市博物館。清康熙《壽光縣志》：“倉頡墓在縣城西門外迤北百步許。”清康熙三十年至三十六年間，知縣劉有成不僅對倉頡墓、祠進行了修葺，而且開辟花園，將倉頡墓、祠納入其中，命名為“誰園”。園中有長廊、“亦曰軒”、“文津橋”，墓前建石亭，墓右建草亭，名為“啟秘亭”。“啟秘”二字由鐵嶺人李興祖書額，后草亭傾圮，又以“啟秘”名石亭。上有楹聯云：“千古大文三尺土，兩間靈氣一孤亭。”清嘉慶年間，知縣宋銘又增加一匾額，曰：“始制文字”。亭前有東西二水井，名為“倉頡雙井”，為壽光古八景之一。墓周圍鑿池，池中種荷，岸上栽柳，園中雜種松、柏、槐、柳，遠望如畫，為一方名勝。此后雖有修葺，但規模、景致基本不變。清光緒七年，王懿榮所游覽觀瞻者大致如斯。

至于王懿榮所說的蓍草，民國《壽光縣志》也曾提及：“（倉頡）墓上生蓍草，與曲阜孔林產者微異。”蓍草為何物？為什么縣志要記，王懿榮要取呢？

植物學上的蓍草是一種多年生草本植物，莖直立，高40至100厘米，葉子互生，無柄，條狀披針形，頭狀花序，白色或粉紅色，分布廣泛，較為常見。文化象征意義層面的蓍草則被視為占卜靈物。在中國古老的占卜體系中，龜殼與蓍草是最具代表性的兩大神秘媒介。《周易·系辭》記載：“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兇，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它們各司其職，以龜甲裂紋預知未來稱為“卜”，而運用蓍草枝條探尋天意則謂之“筮”。相傳用蓍草占卜由來已久，伏羲曾用其畫八卦，文王用其推演《周易》，而孔子也用蓍草來推演詮釋《易傳》。古人之所以選擇龜殼和蓍草作為卜筮之器，都是因為其長壽。《博物志》說：“蓍千歲而三百莖，其本已老，故知吉兇。”古人認為它能長時間存活，必然蘊含天地間的神秘力量，所以具有靈性，被當作溝通天地人神的媒介。蓍草的靈性與它的生長環境也有很大關系。傳說孔林的蓍草占卜非常靈驗，因此過去許多算命先生會千方百計弄到孔林的蓍草用于占卜。同理，生長于倉頡墓上的蓍草也具有同等功效。所以縣志特別一書，并與孔林所產相提并論。

此時王懿榮剛步入仕途，他取蓍草是否有占卜前途之意？我們不得而知。但他嗜好金石文字，而倉頡又是文字之祖，適逢清明節，他拜謁倉頡墓并刻印紀念，則充分說明了他對倉頡的敬仰崇拜。

為何拜謁李宗丞祠

再說“拜謁李宗丞祠”。倉頡墓在壽光縣城西門外以北百步左右，從西門進縣城，李宗丞祠就在大西門內不遠。那么李宗丞是誰呢？據《清代鄉試會試錄》記載：“本生（王懿榮）高祖母李氏，壽光誥贈通奉大夫、廣西布政使司布政使、諱（李）炳公女；江西臨江府知府、誥授朝議大夫、諱（李）城公胞妹；云南云南府同知、誥授奉政大夫、諱（李）鋌公，乾隆乙酉科舉人、廣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宗人府丞、誥授通奉大夫、諱（李）鋐公胞姑。”

由此可知，王懿榮的高祖母李氏，是誥贈廣西布政使李炳（貢生，西玉兔埠村人）的女兒；江西臨江府知府李城（捐貢，西玉兔埠村人）的親妹妹；云南府同知李鋌（西玉兔埠村人），廣西布政使、宗人府丞李鋐（舉人，西玉兔埠村人）的姑姑。李宗丞指的就是宗人府丞李鋐。李鋐（1741—1820）是壽光斟灌李氏十世祖，清乾隆三十年（1765）舉人，歷官廣西布政使、護理廣西巡撫、順天府府尹（北京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等，清嘉慶十七年（1812）任宗人府府丞。

此外，王懿榮還提到李氏女婿“西泉”，即濰縣著名篆刻家王石經。王石經（1833—1918），字君都，號西泉，濰縣人。他少有膂力，二十歲中武秀才。一生酷愛金石文字，善書篆隸，尤精篆刻。王石經與王懿榮、陳介祺私交甚篤。

從王懿榮《天壤閣雜記》可知，王石經是壽光斟灌李氏的女婿，李家曾有文與可《大竹》圖，后被陳介祺買去。

王懿榮何以發出“李氏凋零尤甚”的感慨呢？壽光“斟灌李氏”原籍江西豐城縣湖茫村(今江西省豐城市段潭鄉湖茫村)，約明中葉，遷居山東省壽光縣斟灌莊（今洛城街道東斟灌村）。以后繁衍生息，散居壽光及周邊縣市五六十個村莊，統稱為“斟灌李氏”。斟灌李氏家族自明末，延續至清末，科甲聯綿，二百多人考取功名，“一門六進士，十五舉人”，壽光鄉賢祠五十位鄉賢中斟灌李氏有七位。清朝康乾嘉時期是其家族的高光時刻。如斟灌李氏六世祖李迥，清康熙三年（1664）進士，仕至刑部侍郎，卒贈刑部尚書。十子登科，女兒李玉嫁給六十八代衍圣公孔傳鐸，誥封一品夫人。八世祖李琬，清雍正三年（1735）以捐貢入仕，先后擔任河東鹽運使司運同，浙江溫州知府，溫處兵備道、加按察副使銜。九世祖李封，清乾隆十九年（1754）進士，官至刑部左侍郎，紀曉嵐為其撰寫墓志銘。但是到了清光緒年間，斟灌李氏子孫已乏善可陳，甚至到了變賣家中收藏的地步，李氏衰敗可見一斑。因此，王懿榮有此感慨，這是他在拜謁李宗丞祠后的感受，也是此次壽光行的心理活動。

使用此印有何講究

王懿榮選擇用這方印章有什么講究嗎？這得從《天發神讖碑》說起。三國末年，劉備創建的蜀國已經滅亡。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廢魏王，自立為晉武帝，建立西晉，并開始加強對南線的軍事部署，籌劃滅吳。此時，江東的吳國在暴君孫皓的統治之下，早已危機四伏。孫皓對人民的剝削名目繁多，人民交不上稅，財物便被沒收，逼得許多人家賣兒賣女。士兵要打仗、種田、交稅、服役，卻“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孫皓信任群小，用剝面、挖眼、鋸頭、梟首等酷刑來屠殺大臣，弄得上下離心，人人自危。為了維護其統治，他只能靠自導自演天降“祥瑞”的把戲來蠱惑臣民。

據《吳書》記載：天冊元年，有人在吳郡的臨平湖邊得到一個石函，石函里裝著一塊小石頭，青白色，長四寸、寬二寸多，上面刻著“上作皇帝”幾個字。孫皓借機大作文章，曉諭百姓，大赦天下，改年號為“天璽”，即天降玉璽之意，并在建業城南的巖山（今雨花臺）刻石紀功德，這就是那塊“天發神讖碑”。碑文荒誕不經，上有“上天帝言”“天發神讖”“大吳一統萬方”等字樣，落款為“吳天璽元年（276）七月己酉”。

孫皓“不問蒼生問鬼神”，可是鬼神也不愿保佑他，就在此碑豎立后的第四年，晉國滅掉了吳國，統一了全國。吳亡后，此碑斷為三段，幾經遷移，保存下來。因為書法出眾，故被歷代書家、金石學家所推崇。王懿榮的篆書正是取法于“天發神讖碑”。

此碑文所記乃是讖語，所謂讖就是上帝或者神用來預告人世間吉兇禍福的隱語。倉頡傳說是黃帝的史官，文字的創造者，蓍草又能夠占卜吉兇。這與碑文的神秘色彩是十分相合的。所以，王懿榮在此拓片上使用此印，在傳統印章布局的基礎上，又注重與碑文內容的呼應，可謂十分講究。

欄目策劃/編輯 馬純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