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原載《中華讀書報》2003年9月24日，后收入《王水照文集》第九卷《鱗爪文輯》。旨在閱讀分享，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小編刪除。

我是1960年夏天進入文學研究所的。當時的古代文學研究組正在緊張地進行《中國文學史》的編寫，而宋代部分缺少人手；我因在大學時代參加過另一部文學史宋代部分的編寫工作，就很順利地被分配到久已向往的古代組，并具體落實在唐宋段，比起當年一起來所的其他大學同學，自感滿意和幸運。在一次編寫組會議上，所長何其芳先生說：文學所作為國家級的專門研究機構，就應承擔其他單位所不易完成的科研項目。比如大學里的教師因有繁重的教學任務，一些大型的課題或許就難以承擔。所以，集體科研總是我們所的主要研究工作方式；當然這并不排斥或忽視個人的研究課題，尤其是有長期學術積累的年長學者更應關注；但總的說來，集體科研應是第一位的。這也是之所以要成立文學研究所的主要目的。他這番話是為了鼓勵同仁們集中主要精力編好《中國文學史》而說的，但也可以看做當時辦所的一個原則。對這個原則，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現在已不大為人們所認同，在實際執行上也確實存在許多具體困難和問題，但在當年，我卻是深信不疑的，對集體工作就不敢絲毫懈怠。

我在文學所生活十八年，但真正進行科研工作的時間不足五六年，這是我們這一代學人的共同悲劇。因而只參加過兩項集體科研：《中國文學史》的編撰和《唐詩選》的編注。僅就集體科研這種方式本身而言，《唐詩選》編注似提供了更有價值的經驗，但也歷經意外的時代曲折，留下更深刻的教訓。

1962年初《中國文學史》完稿后，就立即展開《唐詩選》的編注工作，參加者為余冠英、錢鍾書、陳友琴、喬象鐘四位先生和我，仍由余先生擔任負責人（他是古代組組長，也是《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的負責人）。比之《中國文學史》來，余先生抓得更具體、更深入。

首先是定選目。先由選注者在《全唐詩》中畫圈，以圈數多者為初選；然后斟酌去取，調整損益，最終確定了六百多首的全書規模；再予剪貼，為避免文字誤植，不惜用掉了一部揚州書局初刻本。初稿本的選目頗有“個性”，余先生當時講得最多的是要選出唐詩的“方方面面”，不求平衡，不講“照顧”，如杜甫入選最多，竟超出全書的1／10，且有不少連專門的杜詩選本也不收的詩篇。錢先生強調的是選“好詩”，而他的“好詩”標準也就是他常說的“個人在詩歌里的衷心嗜好”，卻是需要深入體悟、不易簡單說清的。但部分體現在他執筆評注的小家作品上，約有六十多首。這些小家作品均頗冷僻，但各有藝術上的長處或特點，構成初稿本選目上的一個醒目的特點。還值得提到的是，我們大膽地突破由“政治標準第一”帶來的思想禁錮，入選了一些“違礙”之作，如韋莊的《秦婦吟》。這首反對黃巢軍的罕見長詩，畢竟在我國詩歌敘事藝術上有其突出的貢獻，幾經斟酌，決定收錄。選目上的這些情況，是與1961年至1962年間的政治文化形勢密切相關的。那時是學術文化界的一段相對的寬松的空間，被認為是知識分子的“短暫的春天”，雙百方針的重新提起，從右派摘帽的蔚成浪潮到廣州會議上為廣大知識分子的“脫帽加冕”，籠罩在學術界上的陰霾為之一掃，顯出活力和生氣。這也是余、錢先生等敢于自由發表意見的原因。我后來從傳聞得知，何其芳先生其實對這個選目似有保留，但第一，這純屬他個人藝術愛好上的差異，并不是著眼于詩歌必須反映社會民生等所謂“政治標準”；第二，他又完全尊重余、錢先生的意見，絕不作“行政干涉”。這也是很難得的。除了何其芳先生頗為民主的領導作風外，當也與大環境的適度認可有關。我們知道，同屬文學所編校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選本——《宋詩選注》，1956年錢先生為其擬定的第一份選目，是未被接受的。

其次是分工、初稿撰寫和討論。選目中較為冷僻的小家，占一定的比例（十分之一），前人大都不很關注，注釋難度較大，我們就推給錢先生承擔。而有前人箋注成果的大家，如李白、杜甫，則由較年輕者負責，但從數量上來說則頗多；陳友琴先生是白居易研究專家，白氏等相關詩家，自然由他執筆；馀下的則由余冠英先生總攬。這一分工尚能發揮各人所長，較為合理。初稿做成后，用流水作業方式，互相傳閱，認真提出意見，常常在初稿上彼此批注、商榷，心態自然，氣氛和諧。我至今只保留我起草的《秦婦吟》注釋初稿，上面有不少陳友琴先生的長篇批語，也有余冠英先生的多處夾注（其中還有與琴老意見不同的），今有時摩挲，心頭總充滿長輩獎掖提攜后輩的溫馨。還應說及的，是差不多兩周一次的“例會”，亦即“疑難雜癥會診會”。會議在王伯祥先生寓所舉行。先由我從傳閱初稿中整理出疑問發給諸位先生，訂期討論。因事前有一定準備，討論相當深入。余、錢、陳三位和王伯祥先生都有舊詩創作的經驗，他們對詩意、詩境、詩風的評賞剖析，都能切中肯綮。錢先生尤其論辯滔滔，犀利明快，大部分時間常在聽他說講；余先生慎于言辭，卻一語破的，點到即止；王伯祥先生對職官、地理這兩方面的博識與熟稔，則令人驚愕。陳友琴先生在資料考訂方面的嚴謹，喬象鐘先生的不少獨具心得的見解，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多次討論會，無拘無束，輕松活潑，笑語不絕，而對我來說，不啻是對中國古代詩學的真正啟蒙，絕非一般課堂教學所能獲得的。平生初聞，刻骨銘心，至今回想起來，猶覺興味盎然。

此稿于1966年最后完成。我覺得它比之已出的唐詩選本似更有“個性”和特色，學術質量也是較高的，既為一般讀者提供了普及性的唐詩讀本，對專業研究者也有一定參考價值。然而，初稿交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后，即遇“文化大革命”，狂風暴雨，無情地撲滅了出版的希望。但余先生始終惦念這部書稿。還在明港干校時，他曾與我談起，能否借“斗批改”將要返京之機，作適當修訂后出書，囑我做好思想準備。但政治風云瞬息萬變，未能找到機會。到了1975年，我們已終于從干校遷回北京，在評法批儒、大搞“三結合”的大背景中，文學所與北京市維尼綸廠工人同志合作修訂此書，這在當時不失為爭取出版的一種“策略”。我和錢先生這段時間都未參加，另邀請吳庚舜、董乃斌、范之麟諸兄加入。

直到1977年秋，“四人幫”已經垮臺，此書遂正式進入最后出版階段。余先生命我撰寫《前言》外，又要我對照原稿校讀了兩遍清樣（主要是校文字）。這才發現，錢鍾書先生執筆的小家作品部分，刪削十分嚴重。從開卷到杜甫，316頁過去了（全書784頁），錢先生的筆跡只出現在王績、王勃兩處，而且所選王績詩二首及王勃《山中》詩的注釋，也已非錢先生所寫（1966年初稿本，所選某一作家，其小傳及作品注釋，統歸一人所作，無一例外）?，F在想來，入選的小家，原均著眼于藝術上的獨創性，又非常見，雖然有其特色，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修訂”，被砍被刪，不算意外（我注釋的《秦婦吟》則在1966年交出版社前，早已“自覺”抽出，因而我現能保留底稿）。而偽詩坎曼爾《訴豺狼》、準偽詩黃巢《題菊花》、《菊花》等卻在修訂中羼入，留下了選目上的缺憾。

近閱《錢鍾書與〈唐詩選〉》一文（載《錢鍾書研究集刊》第二輯），作者努力從《唐詩選》中“辨認錢鍾書思想和錢鍾書風格”，認定為錢先生所寫的有“王績、王勃、杜審言”等24家，“咬不準”的有劉長卿至張蠙等6家，共30家，其實大都與事實不符（杜審言為余先生所寫，劉長卿、張蠙乃是本人拙筆）。我還看到其他一些涉及錢先生與《唐詩選》關系的論著，亦多有出入，因在此順便說明。

清樣校正稿交人民文學出版社后，責任編輯林東海兄又提了一批審讀意見。為盡快處理這些“浮簽”，我邀請他當面共同商酌修改。最后一次即在余冠英先生家。從中午忙到傍晚，余先生殷殷留我們二人吃飯，還特意開了一瓶紅葡萄酒。在舉杯開飲時，老先生突然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吹贸鰜恚麑@部僅50萬字的書稿，竟窮數人之力，歷十四五春秋，今始蕆事畢功，在欣慰之馀又不免憮然抱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