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有人說過，“你要寫戰爭，就不能只寫炮火轟鳴。”

因為那些在戰火中殘留下來的生活，對我們來說更熟悉、也更震撼。

《玫瑰朝上》就會是你今年讀過最窒息的紀實作品。作者記錄了他從出生在難民營、成長在加沙30年的一點一滴，他曾親眼見證戰爭的殘酷、無數人葬身瓦礫，每一首詩都是他們在戰爭中的幸存方式。

90后知名青年詩人、譯者李琬也說：“他的寫作是離我們的時代最近的、最令人窒息的見證文學的代表。”

在她的譯后記里，讓我們一起走進巴勒斯坦，體會滿目瘡痍、但仍在用力生活的堅韌。

[巴勒斯坦] 莫薩布·阿布·托哈｜著

李琬｜譯

未讀·文藝家｜出品

翻譯這本書，使我第一次有了珍貴的機會，在精神上接近一位境遇與我截然不同、長期生活于當今世界最動蕩不安地帶的同代人。翻譯過程中，我不得不在社交媒體上求助詩人本人，問他使人悲傷的問題：某一首詩里死去的“brother”究竟是哥哥還是弟弟。

莫薩布·阿布·托哈和我差不多年紀，準確來說還比我小一歲：他生于1992年。然而他的生命歷程已經多么厚。原本貌似遙遠、抽象的巴以沖突，在阿布·托哈的詩中驟然迫近。我最早了解到巴勒斯坦的重要意義，是因為十幾歲時讀到張承志對日本赤軍活動的講述。多年之后，盡管表面上這種革命對許多年輕人來說已不再有吸引力，但我發現他們奮斗的意義實際上并沒有離我們遠去。不久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不是發生了眾多學生支持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的風潮嗎？阿布·托哈詩句勾連起這些印象與記憶，和我數年前閱讀愛德華·薩義德著作的記憶一起，重新激活了我對于巴勒斯坦問題的關心和思考。

雖然詩人目前已經離開加沙在美國生活，但他的精神和意識仍然徘徊在故鄉加沙，他人生前三十年都在那里度過。與馬哈茂德·達爾維什有所不同，對于出生、成長在難民營里的阿布·托哈而言，他的整個成長階段都籠罩著對于戰爭和死亡的切身恐懼。一個個傷亡場景引發的驚駭和親友喪生帶來的創傷深刻塑造了他的寫作。他本人曾在2008年受傷住院（他在《傷口》這首詩里記敘過的），后來經歷了2014年持續51天的襲擊以及2021年5月、2022年8月的襲擊。詩集中大多數詩作，都記錄了詩人親身經歷的而非聽聞的戰爭。

阿布·托哈不僅在世界上常常體驗到國族身份不被人承認的飄搖無根之感，更因為生存空間的促狹而發出了“就連墓地也不再歡迎我們”的感嘆（他在最新一次訪談中如此表示）——在他得知就連巴勒斯坦人墓地也會被以色列人摧毀的時候。他的寫作——充滿無人機、戰斗機、直升機的嗡響以及炸彈降落的恐怖喧囂——是離我們的時代最近的、最令人窒息的見證文學的代表。

詩人去國離鄉之后的這一年時間里，加沙地帶新一輪暴力殺戮仍在持續。所有這些事件，都能輕易在網上讀到、在電視里聽到，我無須贅述。但這些頻密的報道，是否也給我們帶來了因為“習慣”而瀕于神經麻木的危險？讀阿布·托哈的詩時，無數新聞報道中層層疊疊的傷亡數字，忽然在我們眼前變回鮮活的生命、流血和痛苦，讓我們記起，某些事件愈是一再發生，我們就愈是應該拒絕“習慣”。

在很長時間里，除了達爾維什，中國大陸對于當代巴勒斯坦詩歌的譯介并不多。197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曾出版過一本薄薄的《巴勒斯坦戰斗詩集》，共振于1973年10月的中東戰爭，內容是巴勒斯坦人民抗擊侵略的戰斗生活詩篇，風格較為單一，入選詩人和作品數量十分有限。此外還能在中文刊物和網絡上讀到對于法德娃·圖甘、薩米赫·卡西姆等詩人作品的零星翻譯。

現在，我們看到了真正同步于今天這個時代的阿布·托哈，他展現了一種不同于達爾維什的巴勒斯坦抵抗詩歌。比較起來，達爾維什在創作生涯大部分時期得以保持一種更有疏離感的旁觀視角和回憶的姿態，他筆下的抒情主體和抒情對象往往具有象征性和集體性，他的詩經常使用許多有文化原型意味、鄉愁情緒的意象來書寫“祖國的挽歌”；而阿布·托哈詩句的呼吸更為急促、更具有身體感，這些詩高度熔煉了西方現代主義詩歌技藝，善于使用個人化的語調和充滿斷裂、空白的手法，主要不是通過思想和議論，而是通過極為簡單的詞匯和迅疾分行的短句，描繪一個個極有現場感的情境，在快速的敘事或激烈的呼告中傳遞強烈的氣氛與情感。

在寫個人的生命經驗之外，阿布·托哈也多次在詩中向薩義德、喬姆斯基、格桑·卡納法尼等學者和作家致敬；《墻與鐘》這首詩也與薩米赫·卡西姆的詩《墻上的鐘》發生了對話。詩人對這些作者的指涉也許顯得略有些倉促、簡單，卻也因此展現了某種如結實線繩一般將不同個體連接起來的粗糲的精神紋理，這種因為巴勒斯坦事業而締結的精神聯系，已成為這位年輕詩人在孤獨中想要第一時間轉向的馳援與共在：正因為無家可歸和格格不入，他們才能無比緊密地形成一個共同體，無形中彰顯著巴勒斯坦人民的“sumud”（堅韌不拔）品格。

除了以想象自己死后被親友環繞的場景為結尾的長詩《傷口》，那些更為簡短有力的詩，比如《劇烈運動》《在加沙的海岸》，也同樣令我極為震撼。“努力活著度過/接下來的一天，就意味著/從死者中回到人間”；“/我會搜集貝殼和卵石，在沙灘上/為我們建造一座房子，等你到來。/你不知道在你來之前/我已經建造過多少房子。/也許到那天，我已經重建了整個加沙。”這類句子，或許會給時時感到審美倦怠的當代詩歌讀者帶來情感上的猛烈一擊。對于我們大部分人而言，日常生活的諸多憂患固然迫切甚至沉重，但又如何能夠以之真正度量和共鳴作為“被迫害者的受害者”（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受害者）的加沙民眾之苦難？

我們在詩歌和文學中感受或想象出離日常生活的痛苦，最終是為了朝向痛苦的減少和終結，即便這是一個難以企及的理想。正是在阿布·托哈的詩歌中，我看到，文學并不只是如許多文學理論家所定義的那樣，是某種“對于現實矛盾的想象性解決”，而是同樣蘊含著極具現實性的療愈、聯結與呼吁功能。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阿布·托哈在訪談中談到，他在讀西方經典詩歌時意識到某種對于正常、寧靜生活的渴求，并且也因為在自己身邊發現西方詩人寫到過的那些美好事物（如一顆檸檬）而倍感安慰，因為他覺得，盡管置身于難民營和滿目瘡痍的世界，但自己“就生活在莎士比亞、華茲華斯、柯勒律治等作家生活過的那個地球上”。這段表述，解釋了阿布·托哈的詩讓我感到格外親近的重要原因：他沒有因為戰爭和抵抗的主題而拋棄或貶低對于日常生活、對于恒久不變之物的鐘愛；他不會通過貶低某種主題而抬高自己對于苦難的誠懇的書寫。這將他與某些借助特定社會議題來販賣自己的詩人鮮明區分了開來。在今天，如果一個詩人僅僅是去寫檸檬、大海、云朵這樣的事物，有可能被批判為陳腐、固化，但我們也應該明白，陳腐的情調并非來自這些意象本身，而是取決于我們在詩歌中觀看和描繪它們的方式。阿布·托哈向我展示了一個加沙青年寫作者的獨特的觀看方式——這些看似“普通”“正常”“自然”的詩意事物，在許多人的生命里，恰恰顯得多么稀薄而奢侈。

伴隨著這本書的出版，我想，對于當代中國讀者特別是年輕讀者而言，莫薩布·阿布·托哈將成為達爾維什之外又一位不容越過的巴勒斯坦詩人；而我期待著，伴隨著他的詩句，曾在半個世紀前如磁極般吸引著全世界激進浪潮和正義事業的巴勒斯坦，也將又一次浮出我們所僅有的這個不再想象革命的年代，回到更多中國知識者和普通民眾的視野之中。

-本期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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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泰若克塔

圖片｜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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