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情感作為一種情愫和力量，對一個歷史學者的學術志向和志趣選擇會起到十分重要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情感本身就是歷史學的一部分。陳寅恪畢生經歷了多次學術轉向，其中，中古史研究在其學術研究生涯中占據(jù)重要地位，這不是偶然，情感于其間恰恰起到了關鍵作用。這直接造就了陳寅恪在中古史研究領域的突出成就，成為后世學者繞不過去的一座豐碑。從情感史視角分析，不難看出，陳寅恪走向中古史研究領域是多種情感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它們首先是一種個人情懷，是少年時代受到家鄉(xiāng)中古時期名人故事的耳濡目染；其次是宏大的學術志向，是20世紀初中國的歷史研究融入世界學術的現(xiàn)實需要，即他所指出的“預流”；最后是一種自信的民族文化情懷，是心史寄托下的深思和對“不古不今之學”的統(tǒng)籌考慮。從情感史視角梳理陳寅恪中古史研究之淵源，對于了解陳寅恪的畢生心路歷程乃至近現(xiàn)代中國學人的情感世界，特別是對于今天建設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陳寅恪 中古史 文化 廬山 情感史

從1930年代初到1950年代末，陳寅恪一直從事中國中古史的研究。在20余年的中古史研究歷程中，陳寅恪為中國乃至世界學術留下了許多寶貴財富。關于陳寅恪早年的學術研究轉向中古史領域，學界持有不同聲音，陳寅恪本人在其著述中也有過闡發(fā)。有學者認為是陳寅恪回國以后，之前涉及的研究領域資料不如外國人方便；也有學者認為是陳寅恪自覺精力有限有所取舍，才專門致力于中古文化史研究；還有學者認為是受清華大學改制和陳寅恪的授課對象發(fā)生變化的影響；更有學者認為是受抗戰(zhàn)的影響，陳寅恪對中國文化的情感與歷史走向作出的總體把握。陳寅恪本人認為是受自己家世影響，而作出“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的統(tǒng)籌考慮。這反映出陳寅恪豐富而又深邃的情感世界。因此，不難看出，從情感史視角分析，陳寅恪走上中古史研究之路其實是綜合因素的影響，除了以上幾個因素，他耳濡目染的廬山上的家鄉(xiāng)中古時期名人陶淵明、白居易、元稹等人的故事，對他的影響也十分重要且十分關鍵，而陳寅恪的這一段少年往事卻很少有人提及。因此，就情感史視角，從個人情懷、學術志向和民族情懷三個維度，全面系統(tǒng)地梳理陳寅恪中古史研究之淵源，對于了解陳寅恪的畢生心路歷程乃至近現(xiàn)代中國學人的情感世界具有重要價值。

一、個人情懷：家鄉(xiāng)的中古時期名人故事的耳濡目染

陳寅恪祖籍為江西九江修水縣，歷史上的九江本地名人輩出，外地許多歷史名人也曾在此做官，留下過活動軌跡。魏晉和唐宋等時期的許多歷史名人都曾在廬山活動。陶淵明、白居易、元稹、歐陽修等人是典型代表。其中，白居易算是和廬山情緣最深，他不僅寫詩文贊美廬山，而且更是在廬山修建草堂結廬而居。白居易在《草堂記》中盛贊廬山“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可見其對廬山的深情迷戀。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在廬山曾寫下《廬山獨夜》:“寒空五老雪，斜月九江云。鐘聲知何處？蒼蒼樹里聞。”元白二人一生保持著摯友關系。除了白居易，廬山上還有一位中古名人，那就是陶淵明，他是潯陽柴桑人，即今天的江西九江人，他在柴桑歸隱后，廬山迎來了第一個文化高峰。其墓就坐落在江西省九江市廬山西南的面陽山南坡，北依漢陽峰，南為黃龍山?？梢哉f，家鄉(xiāng)中古時期名人故事的耳濡目染，讓少年時代的陳寅恪產生了研究中古史的濃厚情感和興趣。

少年時代的經歷促使陳寅恪走上中古史研究之路。陳寅恪從小受家學影響，祖父陳寶箴與父親陳三立對其影響很深。戊戌變法失敗后，祖父和父親被革職永不續(xù)用回到江西，在他們于江西休養(yǎng)期間，陳寅恪同時也跟隨返回。這時的陳寅恪正是懵懂少年，家鄉(xiāng)的歷史文化對其必然產生耳濡目染的影響。這在陳寅恪后來的《桃花源記旁證》《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元白詩箋證稿》等中古史研究著作中不乏證明。陳寅恪父親陳三立生前參與過廬山文化圣地的建設，1932年受李鳳高之邀，寫過《花徑景白亭記》，與白居易研究結過緣。與此同時，陳寅恪正任清華大學中文、歷史兩系的合聘教授，還為中國文學系和研究所開設“唐詩校釋”課程，內容主要是校釋白居易和元稹詩。此后，白居易研究也一直在陳寅恪的學術研究中占據(jù)著重要位置?？梢姡愐⊙芯堪拙右椎忍拼鷼v史人物，亦為家族宗風之遺緒。而這也正是陳寅恪選擇中古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淵源所在。

其實，陳寅恪研究白居易較多且時間跨度很長，背后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和白居易有著相似的家世。白居易的祖父和父親均為明經及第，可謂書香門第。白居易的家世對白居易的人生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一點陳寅恪和其有相似之處。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1851年中舉人，官至兵部侍郎、湖南巡撫，是清末維新派著名人物。父親陳三立1886年會試中式，晚清進士，官至吏部主事，是近代同光體詩派重要代表人物。哥哥陳衡恪是近代著名美術家、藝術教育家。戊戌變法失敗后，陳氏家族沒落，這成為陳寅恪一生的心史。白居易的人格和思想讓陳寅恪找到了些許精神歸宿。另外，陳三立所營造的詩人家庭氛圍深刻影響著陳寅恪。中古史時期恰是我國詩歌發(fā)展的高峰，因此，陳寅恪后來走上中國語文學的研究和“文史互證”的中古史學研究之路，也是不難理解的。

少年時代的經歷影響了陳寅恪畢生的學術研究之路。戊戌變法的失敗對義寧陳氏一家的打擊是沉重的。家族遭遇的重大變故給少年陳寅恪的內心留下深深的烙痕。這一時期的經歷對陳寅恪一生的影響也是難以磨滅的，這從其晚年的學術追求不難看出。當年，陳寅恪隨父遷居南京，他的伯舅俞明震就住在南京，家里有許多藏書，包括錢遵王注的錢牧齋詩集。晚年的陳寅恪選擇著《柳如是別傳》，也是受少年時代的影響，這是個人情感在背后默默起作用?？梢娚倌陼r的經歷對陳寅恪的影響之持久與深遠。正如陳寅恪在1964年所作的《贈蔣秉南序》中所說：“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力，尊崇氣節(jié)，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于治道學術無裨益耶？”因此，陳寅恪走上中古史研究之路與其少年時代的家族變故以及由此經歷而接觸的家鄉(xiāng)名人故事的耳濡目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陳寅恪祖父陳寶箴擔任湖南巡撫期間，曾在廬山腳下的陶淵明故居(栗里)購地一方，以備退隱歸林后頤養(yǎng)天年，后因諸多變故，該地因陳寶箴未能打理經營而荒廢。后來，陳寅恪父親陳三立在廬山購置房產，1929年10月移居牯嶺新居，1930年4月遷居廬山松林新宅，也就是“松門別墅”，此后至1933年居住于此。陳寅恪曾上山看望父親。祖上幾代人對廬山的情感和經營必然對陳寅恪產生觸動。陳三立曾作《花徑景白亭記》云：“懷賢吊古，慨慕流連，想象其時其人，精魂冥合，如親杖履，而接謦欬，其流風遺韻，相與蕩摩吾心之哀樂而永其趣，所獲不已多乎？”陳三立生前希望歸葬廬山，但因戰(zhàn)亂未能如愿。陳寅恪受父親影響很大，對父親的遺憾定然念茲在茲，他的生前遺愿是葬于杭州西湖牌坊山陳三立墓側，但因“風景區(qū)不能建墓”受阻。其后陳寅恪家人又欲將他的骨骸歸葬于南昌西山其祖父陳寶箴墓側，但由于墓地需高價購買，也未果而終。1994年，陳氏后人根據(jù)父母曾經另有遺言“身后能葬廬山，亦無憾矣”的回憶，提出改葬廬山。幾經周折，終于在2003年，陳寅恪的骨骸歸葬于九江廬山。總之，廬山及其在山上家族往事，陶淵明、白居易等故鄉(xiāng)名人對陳寅恪影響深遠。

二、學術志向：中國學術在世界學術中“預流”

除了家鄉(xiāng)的中古時期名人故事的耳濡目染之外，陳寅恪學成歸國后所處的時代也成為他學術轉向的重要情感影響因素。陳寅恪在著作中很少提及時事，但他對時事十分關心，善于在時代大背景中思考中國學術的前途和未來，在學術和詩作中呼應和觀照現(xiàn)實是其治學的重要特點。留學海外多年的經歷和思考、在清華任教期間課程開設和科研的需要，以及抗日戰(zhàn)爭等現(xiàn)實因素，對其中古史學術志向和學術轉向起到直接影響。

青年時代留學海外多年的經歷和思考是陳寅恪轉向中古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原因。留學日本期間的所見所聞，促使陳寅恪深刻感受到國史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東西學術之間的差距，深慨于東鄰中國史研究之先進。從那時起，陳寅恪的夢想就是要使中國的學術在國際上“預流”。1910年，即陳寅恪第一次東渡日本前兩年，內藤湖南已在論文《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中發(fā)表了很有見地的學術觀點——“六朝至唐中葉是貴族政治最盛的時代”。20世紀初，日本的中國中古史研究比中國的起步早、視野較寬。這使陳寅恪在詩中感嘆：“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辈桓试俾淙撕蟮膶W者良心和學術志向，顯然也是他選擇“不古不今之學”的動因之一。

于是，自1930年代開始，陳寅恪便把學術的主攻方向由佛學、敦煌學轉到中古文史領域。1930年，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中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不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1931年，陳寅恪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fā)表《李唐氏族之推測》，這是他第一篇嚴格意義上的唐史論文，是他在唐史領域展開全面研究的開端。由此可見，陳寅恪留學海外多年，對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古史的研究與西方世界的巨大差距深有感觸，讓中國學術在世界上“預流”是他心頭緊迫的任務，這令他產生了振興中華學術的志向。

在清華任教時課程開設和科研的需要是陳寅恪轉向中古史研究領域的又一個重要因素。陸揚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首先指出：“1928年底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是導致陳氏史學轉向的另一個重要因素?！边M而他還認為：“從1929年開始，陳寅恪的研究專題可以說和他講授的課程有密切的關聯(lián)，且課程本身也如蔣廷黻要求的那樣，越來越趨向綜合性分析。”這個觀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過，桑兵則認為，因為授課對象的變化，對學生來說，他開設的課程過于艱深，這成為教學中的一大問題，他不得不有所改變，轉而開設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史課程。隨后，他對自身的學問和學界潮流進行反思，轉而以中古史為主要研究方向并開始理論建構。后來，清華國學研究院因王國維、梁啟超的先后離世，以及清華大學新學術體制的建立而被迫停辦。陳寅恪此后被清華大學中文、歷史兩系聘為教授，并在哲學系授課。授課對象的改變，這應該是他開始兼顧中古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原因。余英時也持相同的觀點，他認為1933年開始，陳寅恪就把研究與著作的重點轉移到魏晉南北朝和隋唐的歷史與文學方面，這與他1931年“以后在清華大學的中文與歷史兩系及研究所所開的課程恰好是互相配合的”。而關于陳寅恪的中古史學術轉向，余英時則認為：陳寅恪治史學的最后目的是尋求意義，“中年以后自覺一個人的精力有限，不得不有所取舍，所以才放棄了中外關系史的顯學而專門致力于中古文化史的研究”。綜合來看，以上幾種觀點雖切入點不同，但都關注到在清華大學任教期間陳寅恪所處的學術環(huán)境，這些觀點背后始終有一個主線，那就是從史語所成立到清華大學改制，再到授課對象的改變，都契合了陳寅恪的學養(yǎng)和學術志趣以及學術志向，在情感上，陳寅恪是能夠欣然接受的。

在后來的幾十年里，陳寅恪始終保持著對中國中古史的研究，僅與白居易相關的教學和研究就持續(xù)了幾十年。1932年，陳寅恪繼續(xù)任清華大學中文、歷史兩系的合聘教授，還為中國文學系和研究所開設“唐詩校釋”課程。3年后的1935年秋季，陳寅恪為中國文學系所開設的這一課程，改稱“劉禹錫、元稹、白居易”。1940年春季，陳寅恪接著任昆明西南聯(lián)大中文、歷史兩系合聘教授時，又將它改為“白居易研究”。1944年春季，陳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學所授課程則稱為“元、白詩”，秋季又改回“元、白、劉詩”。1949年，在嶺南大學，陳寅恪將其簡化為“白居易詩”。1952年，在中山大學，陳寅恪則將這個課程標明為“元白詩證史”。由此可見，少年時代的情感對陳寅恪的影響之深。在大變局時代，這種生命情感寄托，契合了當時的教學和科研的需要，也促使陳寅恪開始轉向中古史領域。經過他多年的教學與研究，尤其是白居易研究，其成果最終形成了“唐代三稿”之一——《元白詩箋證稿》，這也奠定了陳寅恪在中古史研究領域的重要地位。

再則，陳寅恪轉向中古史研究領域也與抗戰(zhàn)的影響有關。外患與內政之關系是陳寅恪把握歷史大勢的一個重要視角。1937年盧溝橋事件不久，北平淪陷，陳寅恪離開北平。由于離開倉促，不能攜帶很多書籍，郵寄到長沙的書籍悉數(shù)毀于戰(zhàn)火，隨身攜帶的書籍、裝書的木箱途經越南又被小偷當作貴重物品偷走。這兩次所丟之書均很重要，基本有他讀書時的眉批和旁批。無奈之下，陳寅恪只能四處寫信找書備課。剛到云南蒙自的西南聯(lián)大分校，他就給學生講“支愍度學說考”，講的就是與師生們南渡西遷有密切聯(lián)系的晉人南渡故事。關于晉人南渡，西南聯(lián)大人有著感同身受的情與痛，《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就有言：“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陳寅恪在民族危難之際表現(xiàn)出一個良史的愛國之情與學術志向，他講到西南聯(lián)大師生的南渡就是中國歷史上第四次南渡，勾起了學生們對日本侵略者的憤恨，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現(xiàn)實性。由此可見，陳寅恪轉向中古史研究領域另一不可忽視的方面，一是因戰(zhàn)火焚書丟書之所迫，二是因外患與內政之關系之現(xiàn)實考量。

三、民族情懷：“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的統(tǒng)籌考慮

從情感史視角來說，陳寅恪的中古史研究轉向是綜合情感因素影響的結果，除了少年時代受到家鄉(xiāng)的中古時期名人故事的耳濡目染即個人生命情感和青年時代學成歸國后所處的時代因素影響即學術志向之外，與他對中國民族文化的獨特情懷和對中國歷史走勢的整體性把握不無關系，這也是其對自身身世心史的集中表達，更是對其少年時代產生的情感的一種呼應。

陳寅恪自稱“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畢生所作大半是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歷史方面的研究，也就是中國的中古史研究。陳寅恪之所以走上中古史研究之路，從其發(fā)表在1923年8月《學衡》第20期上的《予妹書》中就已經能看出一些情感流露。他在信中說：“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睋?jù)此可從側面不難看出，陳寅恪雖早期研究東方古文字和佛經文學，然而對晉朝和唐朝的歷史已經有了深入研究和獨特見解，為其后來的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也為后來的學術轉向埋下了伏筆。余英時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指出，陳寅恪的“治學重心自始即在中國中世史(以隋唐為主)方面，這在他一九二三年在《學衡》上所發(fā)表的《與妹書》中已表示得很明白了”。

陳寅恪在中古史研究領域花了幾十年的心血，這和他對中國文化的歷史走勢的整體性把握不無關系。他在1933年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就指出：“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后……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tài)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兩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也。寅恪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xiāng)南皮之間?！庇纱瞬浑y看出，陳寅恪對中國文化的情有獨鐘以及他的敏銳學術眼光。魏晉隋唐之際，正是佛教思想傳入中國并與中國文化交融發(fā)展的重要階段，而陳寅恪此時所處的近世中國，正處在西學東漸的重要階段，二者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陳寅恪之所以選擇中古史作為研究重點，與他想從研究前者中啟示后者也未必不無關系。同時，陳寅恪也指出過，他所從事的是“不中不西”之學。盡管他在海外留學近20年，然而他的文章仍然會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中國味，且要求自己的著作必須繁體豎排出版，可見“民族文化本位”思想在其骨子里占據(jù)著統(tǒng)治地位?？梢哉f，陳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學，正是對“不中不西”之學的深入思考和長期探索實踐作出的理性選擇和統(tǒng)籌考慮。

選擇研究中古時期這一段歷史，與陳寅恪的古今相聯(lián)系的心史有著很大關系。在陳寅恪看來，兩晉南北朝至隋唐這一段歷史，乃是一個多民族文化相互吸引和啟發(fā)、相互撞擊與吸收融合的風云際會之復雜時期，而風云激蕩的結果，便是有唐一代三百年之“崛興”。他曾指出：“則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chuàng)空前之世局。故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其氏族問題實為最要之關鍵?！标愐∽娓负透赣H都是近代中國的名人，在近代中國政壇和文壇都占有一席之地，顯赫的家世最終因民族遭受劫難而中落，在此背景下成長起來的陳寅恪必然會受到影響。正如陸揚指出的，陳寅恪選擇唐史并非純粹超然，而是在將古今聯(lián)系起來的那種歷史敏感度之下，他很早就認識到清代與唐代的諸多相似性，尤其是晚清和晚唐之間，可以說是一種視域的融合。“兩個時代都存在種族、胡漢、黨爭、邊疆和外來威脅等問題?！标愐≈詫χ泄艜r期的歷史文化情有獨鐘，是因為他希望通過數(shù)十載研究，能為近代中國文化獲得新生尋找出路。

歷史是思想文化演進的重要載體，陳寅恪對此有過深入的思考。在心史的作用下，正是由于陳寅恪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獨有情懷，決定了他對傳承文化的載體之一的史學的熱愛與尊崇。史學的借鑒作用，使得想探尋中國文化出路的陳寅恪，把目光投向了歷史，投向了中國中古史，可以說陳寅恪是為了尋求振興中國文化的途徑而研究歷史的。我們能看到，陳寅恪從歷史維度考量文化，他向我們展示了從東漢末年到唐代末年政權變動和統(tǒng)治階級升降的動力，以及其背后的文化意義，這一時期很多重大的歷史問題都通過他對階級與文化關系的考察而變得更為明朗。尤其是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大融合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帶來了唐代民族文化活力的空前高漲，從而才有唐代三百年之“崛興”，才開啟了后來的文化大發(fā)展局面。陳寅恪在1933年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旗幟鮮明地指出：“是以佛教學說能于吾國思想史上，發(fā)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睂﹃愐《?，在這一段借助外來“野蠻精悍”的新鮮血液，改造舊有文化軀體，從而“舊染既除”“新機重啟”，終于“擴大恢張”，在“別創(chuàng)空前之世局”的波瀾壯闊的歷史中探討中國文化在中古出現(xiàn)高峰的原因，足以為19世紀以來漸趨衰落的中國文化實現(xiàn)重振提供歷史的借鑒。由此看來，作為中華文化發(fā)展的重要歷史階段，中古時期的歷史演進，承載著中華文化的新生之道，這一點十分為陳寅恪所看重，這也成為陳寅恪在探尋中國文化又一次新生過程中的畢生情感寄托。

四、余論

陳寅恪一生的歷史研究雖經歷了三次學術轉向，但中古史研究在其學術生涯中占據(jù)著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之所以走上中古史研究之路，是由于少年時代受其家鄉(xiāng)中古時期名人故事的耳濡目染，是情感的萌芽；此后青年時代多年的留學生涯之所見所聞使他深刻意識到融入世界學術的緊迫感，是“預流”的需要；進而留學歸國后在實際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中，有感于自己的身世以及國家面臨的內憂外患的大變局中經過深思熟慮，決定“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是統(tǒng)籌考慮和表達心史與情感的結果。情感史是理解陳寅恪中古史研究轉向的一個重要視角，也是理解陳寅恪畢生學術的重要維度，貫穿在其每個階段的學術研究之中，在其后期的《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等著述中情感流露也很明顯。陳寅恪一生雖進行了三次學術轉向，但有一條主線始終貫穿其中，那就是對“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堅守和家世心史的流露。正如余英時指出的那樣，陳寅恪的“史學觀點與方法從早年到晚年都是一以貫之的，只有具體的研究對象的先后不同”；陳寅恪要通過研究中國歷史上的一些關鍵性的大問題，從其中獲得關于當前處境的啟示，這也是司馬遷以來“通古今之變”的中國史學傳統(tǒng)。對于陳寅恪的學術成就和精神品格作為中國近現(xiàn)代一個特殊的文化現(xiàn)象，需以一種“了解之同情”加以認識和觀照。從情感史視角系統(tǒng)梳理和總結陳寅恪一生的心路歷程和階段性學術轉向，對于深刻把握陳寅恪的為人為學及其精神品格具有重要意義，對于今天建設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也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轉自《河池學院學報》2024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