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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史研究中，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詳的話——“一代有一代之學術”。這句話簡明扼要地指出了學術的時代性，朗朗上口，引用率頗高。除了直接引用，一些學者還進行了引申，如和文化聯系在一起，“一代有一代之學術，一代有一代之文化”。那么，此語究竟出自何處？最準確的理解是什么？反映了什么樣的學術認識？

近代學人的“一代有一代之學術”

王國維在1913年撰寫的《宋元戲曲史》“序”中，開篇第一句就是“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他認為，“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不僅有“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之表述，且將其引申為“文明進化之公理也”。有研究者指出，王國維此論是“20世紀文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學術命題之一”，深刻影響了20世紀文學史觀的建構。盡管王國維“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這個論斷影響巨大，但他確實沒有進一步引申出“一代有一代之學術”。胡適雖然襲用了王國維的論斷，但亦未加引申。

王國維之外，可能性比較大的是陳寅恪。他對中國學術多有深刻的觀察和評判。1929年，針對元史研究中的譯名問題，陳寅恪提醒“一時代之名詞，有一時代之界說”。在他看來，名詞的含義“隨政治社會之變遷而不同”，在治史時尤其要審慎注意，不能含混輕視，以致產生“糾紛訛誤”。這一論斷可謂當今概念史研究不能忽視的學術淵源。

此后，陳寅恪又借為陳垣《敦煌劫余錄》作序，闡述了學術時代性與材料的關系。他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在他看來，取用新材料研究問題，才是“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研究者“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隨著“預流”說影響的擴大，陳寅恪“一時代之學術”的表述也為人所熟知。翻檢陳寅恪論著，確實也找不到相關更準確的表述。但陳寅恪這個論斷與“一代有一代之學術”的內涵還是頗有關系的，新材料與新問題正是學術時代性的重要表現。

就閱讀而言，似乎梁啟超多有關于“一代之學術”的論斷。在梁啟超三部重要的學術史論著中，都有使用這個概念。1904年，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寫道：“有清一代之學術，大抵述而無作，學而不思，故可謂之為思想最衰時代。”《清代學術概論》在評論惠棟時說：“實則棟未能完全代表一代之學術，不過門戶壁壘，由彼而立耳。”《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又說：“有清一代學術，初期為程朱陸王之爭，次期為漢宋之爭，末期為新舊之爭。”雖然梁啟超常用“一代之學術”或“一代學術”的表述，也常從社會發展變化的角度分析學術發展變化的現象，但是目前確實也沒有找到他有“一代有一代之學術”的準確表述。

近現代文獻中的“一代有一代之學術”

從文字和含義兩個方面來看，近現代文獻中最接近“一代有一代之學術”的表述有兩個。一是鄧實在1906年提出的“有一代之變，即有一代救變之學”。二是黃人在1909年提出的“有一代之政教風尚，則有一代之學術思想”。鄧實和黃人身處清末，對學術發展與社會變遷的互動有著深刻感受，又皆有“學術救國”之志，故能用此簡練語言揭示出學術史上不同時代學術特點各異之因由。

當代人較早、文詞精準且廣為人知地使用這個論斷，應該是1997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推出的“跨世紀學人文存”《出版說明》。其中開篇就說：“一代有一代之學術，一代有一代之學人。”這個書系由費孝通、王元化、季羨林、李學勤等前輩學人擔任顧問，先后推出了陳來、陳平原、葛兆光、李零、閻步克、陳思和、葛劍雄等頗有影響的29位學者的自選集。這句印在開篇的《出版說明》的“一代有一代之學術”隨著“學術史熱”浪潮，成為學術界的流行語也符合當代學術傳播的規律。

就目前筆者掌握的文獻來看，尚難將“一代有一代之學術”的出處精準鎖定。不過根據上述分析，大約可做這樣一個推論：（1）這一論斷依托的學術認識早已產生，到了清末時期，鄧實、梁啟超、黃人等人各自表達了自己的感受和思考；（2）受鄧實影響較大的王國維，吸收了鄧實和黃人等人的論述，發展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論斷，并在學術界產生了一定影響；（3）經胡適、陳寅恪等人的拓展，學術時代性的問題更為人所知；（4）經過當代“跨世紀學人文存”等文本的傳播，“一代有一代之學術”逐漸成為了當代學術界的流行語。

不宜混淆“一個朝代”和“一個代際”

不僅“一代有一代之學術”的出處難以精確考據，而且其含義也是見仁見智。對“一代之學術”中的“一代”其實有兩種理解：最原始的含義是“一個朝代”，后來逐漸引申出“一個代際”。

“一代之學術”的表述在明清時期已經為學者常用。如孫奇逢在稱贊元代理學家趙復時，說他“潔一身之進退猶小，而振一代之學術則更大也”；程廷祚認為其弟程嗣章所著《明儒講學考》“敘次有法，一代之學術厘然可觀”；晚清李元度認為自己匯輯的《國朝先正文略》二百卷是“一代之文章在是，一代學術治術胥在是”。這些“一代之學術”的使用，都是指“一個朝代的學術”。

清末民國時期的學者，如梁啟超、鄧實、王國維、張爾田、孫德謙、馬宗霍、杜亞泉、郭湛波、唐君毅、李肖聃等，也常用“一代之學術”，其意也主要指“一個朝代的學術”。如鄧實在《國學微論》中說“成周一代之學術、藝文、典章、制度，其寄于文字典籍者，莫不掌之于史官”。張爾田為孫德謙《劉向校讎學纂微》所作的序中說：“目錄之學也，其重在周知一代之學術及一家一書之宗趣，事乃與史相緯。”“一代之學術”中的“一代”，內容是可以變化的，可以是漢朝，也可以是清朝。

“一代之學術”中的“一代”，又是怎樣逐漸有了“一個代際”的含義呢？具體詳細的軌跡一時難以考證，但從文獻來看，與近幾十年來的回憶性文章和學術經歷總結有一定關系。改革開放后，新中國的建設重回正軌，誕生于清末民初的一些學者仍然健在，回首往事，激蕩歲月留下的記憶讓人不勝唏噓，代際的感覺也日漸清晰，并用于總結個人和同代人的生命與學術。如費孝通先后寫過《一代良師》《清華人的一代風騷》《愛國學者的一代人》等文。在他觀察20世紀中國學術發展的一些隨筆中，常用“一代人”的概念：“我這一代人不能完全理解上一代人，下一代人也不能完全理解我這一代人。”

在費孝通的意識中，差不多十多年就是“一代人”的時間間隔。這種意識不僅符合中國人的日常認知，也在其他學者的文章中常見。當然，這不是有精確要求的計量單位。因此，有的跨度長一些，有的跨度短一些。

從“一個朝代”到“一個代際”，差異巨大。這其中除了學術史研究中論斷高度概括但往往精準性不足外，也有其更深層次的原因。晚清以降的學者，尤其是20世紀的學者，經歷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劇烈沖擊，每一個代際（10年左右）的學人，生命經歷和學術研究大相徑庭。換言之，20世紀中國學人“一個代際”感受到的歷史變遷，很可能大于此前“一個朝代”的歷史變遷。因此，人們看到“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時，自然而然地擴展到學術，產生了“一代有一代之學術”的用法。久而久之，“一代”究竟是指“一個朝代”還是“一個代際”，也逐漸含混了。當然，還是有學者注意到二者是不能混淆的。

從目前使用情況來看，如果要避免含混不清甚至理解錯誤的問題，可以考慮另外一種思路：使用時區分“一代有一代之學術”與“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學術”。“一代有一代之學術”仍然用于對“一個朝代”學術的概括，而“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學術”用于對“一個代際”學術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