販賣女性覺醒——《出走的決心》

今天聊聊中國電影《出走的決心》。

片名Like A Rolling Stone (2024)，別名婚姻往事 / 親愛的媽媽。

2020年，56歲的蘇敏開著一輛白色大眾轎車離開河南老家。她穿過秦嶺的隧道，駛過云南的盤山公路，在社交媒體上記錄下自己的旅程。鏡頭里的她笑著，身后是連綿的山脈和陌生的城市。這個畫面曾讓無數人感動，一個中年女性拋夫棄子離家出走獨自上路，聽起來像極了浪漫的冒險。

但電影《出走的決心》沒有拍成公路片。導演尹麗川將鏡頭對準的，是蘇敏出走前的三十年。影片中，詠梅飾演的李紅被困在狹小的房間里。李紅的旅行計劃從四川同學會推遲到疫情結束，再從“等孫子上了幼兒園”變成“等女兒找到新工作”。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導演尹麗川將中國女性可能遭遇的所有不幸，一股腦塞進李紅的人生。丈夫冷暴力、女兒情感綁架、父親重男輕女、社會規訓壓迫……這些元素單獨拎出來都值得深挖，但堆在一起反而像一份“苦難清單”。

電影中，李紅的丈夫孫大勇被刻意塑造成“溫和版惡人”，不家暴、不酗酒，只是癱在沙發上使喚妻子，理所當然地認為妻子該承包所有家務，順口貶低她“連個湯都熬不好”。這種處理看似“去極端化”，實則更顯刻意。

導演的意圖很明確，重點不是“如何出走”，而是“為何出走”。影片用大量細節堆砌出李紅被蠶食的人生。

但影片的局限同樣明顯。為強化沖突，導演將蘇敏丈夫的暴力行為弱化為冷暴力，讓所有矛盾集中在李紅一人身上。

現實中，蘇敏的丈夫曾對她施暴，但導演卻選擇淡化暴力，轉而放大日常瑣碎的壓抑。為何？因為冷暴力更容易讓觀眾自我代入制造對立。

影片最尖銳的批判，藏在三代女性的關系里。

1980年代，李紅因父親一句“女娃讀什么大學”被迫輟學；2020年代，成為外婆的她又被女兒央求：“媽，你再幫我帶一年孩子。”小雪看似是現代獨立女性，她痛恨父親的專橫，支持母親離婚，卻在失業后理直氣壯地要求李紅繼續當免費保姆。當李紅爆發怒吼“我和你一樣需要生活”時，小雪愣住了，她從未意識到，自己也在剝削女性。

導演采用了春秋筆法，把所有矛盾、不幸集中于一個人身上，意圖毫不掩飾太過于明顯。這種“春秋筆法”雖放大了戲劇性，卻也簡化了現實困境。

這種手法暴露了創作者的投機，他們需要的不是一個立體的人，而是一個符號化的“壓迫者”。當孫大勇敲打廚房玻璃催飯時，當他把煙灰彈在桌子上時，銀幕外的觀眾早已被引導至預設的立場。這不是在呈現現實，而是在制造靶子。

魯迅曾在1923年發問：“娜拉出走以后怎么辦？”一個世紀后，《出走的決心》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影片宣傳時高舉“女性覺醒”大旗，但剝開這層外衣，內核卻是老套的爽文邏輯。受氣包母親突然覺醒，一腳踢開所有拖累，瀟灑上路。這種敘事像極了短視頻平臺的逆襲劇本，只不過把“逆襲”換成了“中年女性出逃”。

屌絲

更值得玩味的是電影的商業算計。真實事件中，蘇敏的旅行充滿現實窘迫，為賺路費直播帶貨、被網友罵“炒作”、與女兒共同還貸買車。但影片只保留“公路美景+社交媒體點贊”的浪漫畫面，對經濟壓力和家庭撕裂閉口不談。這種選擇性美化，與其說是致敬原型，不如說是為觀眾熬制心靈雞湯。畢竟，承認“出走需要錢、需要狠心、可能眾叛親離”等現實問題，遠不如“一腳油門奔向自由”來得治愈。

當小雪在片尾突然醒悟、主動帶娃時，這種強行和解更暴露了創作者的怯懦。他們既要消費女性苦難，又不敢真正挑戰傳統家庭結構。最終，“覺醒”成了安全區里的行為藝術。

誰不想放飛自我出去吃喝玩樂，這和性別無關。就像指責普通人不肯消費一樣，難道大家不喜歡消費嗎。

沒有性別矛盾，只有階級矛盾。故意矛盾下移，發動群眾內斗，才是最壞的。

導演將李紅的困境全部歸因于性別壓迫，卻對更殘酷的階級現實視而不見。

1980年代，李紅因貧困被迫輟學；2020年代，她攢了三十年私房錢才買得起二手車。這些細節本可延伸出底層女性的生存困境，但影片卻匆匆帶過，轉而把矛頭對準“父權制”。

這種簡化不僅幼稚，更是危險的誤導。現實中，更多女性像李紅一樣，被困在流水線、外賣站和育兒嫂崗位上。她們不是不想“出走”，而是走不起，房貸、學費、老人醫藥費像鐵鏈拴住雙腳。當導演讓詠梅對著雪山張開雙臂時，那些真正在城中村出租屋里掙扎的女人們，反而成了沉默的背景板。

導演如果拍成公路片，用正面事例說話，我還會佩服你，現在直接打拳，讓人很反感。

《出走的決心》最令人不適的，是它將結構性矛盾轉化為情緒買賣。

導演深知當代年輕人的痛點，原生家庭創傷、職場歧視、育兒壓力。于是李紅的故事成了萬能情緒容器，每個觀眾都能往里投射自己的怨氣。

但這種憤怒是廉價的。影片不敢觸碰真正的權力結構，轉而將矛盾下放至家庭內部。女兒與母親的撕扯、妻子與丈夫的冷戰，這些私人領域的沖突被放大成社會議題，真正的剝削者反而隱身。當觀眾為李紅握拳叫好時，或許該想一想，是誰讓996成為常態？是誰把教育醫療住房變成重負？又是誰在持續壓低家政工人的時薪？

將這些問題統統簡化為“性別戰爭”，無異于給癌癥患者貼創可貼。當小雪指責母親“自私”時，鏡頭沒有展現她作為互聯網從業者的996日常；當李紅終于駕車離開時，畫面回避了中老年女性再就業的艱難。這種片面的敘事，本質上和“女性要對自己好一點”的消費主義話術一脈相承，它提供情緒宣泄，卻拒絕真相。

更諷刺的是，電影本身就在復制它批判的邏輯。全女性制作團隊的營銷噱頭、社交媒體上#帶媽媽看電影#的話題營銷、詠梅“影后級演技”的通稿……這些商業操作與“女性互助”的旗號形成荒誕對比。當女權成為票房密碼時，誰還記得蘇敏在直播間賣貨時的尷尬笑容？

想利用打拳割韭菜的人，壞，被如此毫不遮掩割韭菜的人，蠢。

電影結尾，李紅在公路上大笑的畫面完美、光鮮，卻極為虛假。這種虛假的自由，恰恰暴露了創作者的傲慢，他們以為女性需要的只是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卻看不見千萬個李紅正被困在更復雜的網中。

消費女性苦難，

轉移社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