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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作為自干五宏大敘事者，好久沒寫關于宏大敘事的文章，今天補上。

引子：

《三國演義》的開頭，是一句中國人最為熟悉的話：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分分合合，就變成了中國歷史的主脈絡。

其實，在缺乏信史記載的先秦時代，夏、商、周所代表的從部落聯盟到諸侯封建的統治制度，雖然遠不如秦朝的郡縣制嚴密，但也可以視為一種分分合合，只是合得沒有那么緊密罷了。

而自從西方列強開啟大航海以來，人類社會，就不再是被海洋隔絕的陸地文明，而是進入了類似于夏商周的時期——人類世界，開始從孤立的陸地文明向統一的地球文明進發。

尤其是二戰以后，經歷過數百年殖民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后，世界開始由戰爭驅動的強行融合、向規則主導的和平融合模式發展。

如何建立一套更有利于全人類和平共處、共同發展的全球治理體系，如何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了當前階段人類文明最主要的任務。

就跟大秦統一之前，中國經歷了夏商周三朝將近兩千年漫長的探索一樣，盡管人類文明的進化在加速，但人類文明從孤立狀態到全球博弈再到天下大同，同樣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因此，在最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前，國家之間的生存競爭、國際社會的分分合合，也必然是常態。

就跟大秦最終通過武力完成中國的統一一樣，人類社會的最終整合，也必然伴隨著激烈的軍事沖突。

我們希望避免這種戰爭宿命，但我們也必須做好最壞的準備。

從中美博弈的高度看，國際調解院的成立，代表著我們開始撇開美國，重新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治理體系。

從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看，國際調解院的成立，代表著人類開始擺脫美國主導、以維護美國霸權為最高標準、帶有濃重殖民色彩的現行國際治理體系，開始探索基于互相尊重、和平共處基本原則、用協商取代霸權的新的國際治理體系。

這不是對人類歷史上以爭奪霸權為唯一目標的大國博弈的簡單重復，而是兩種文明形態所代表的不同的人類文明發展道路、發展理念、發展方向之爭。

壹：國際治理體系的模式轉換

在《印巴空戰，標志著中國的全面崛起》一文中，校尉曾經歸納過。國際社會的治理體系，可以歸納為三種，也即朝貢模式、爭霸模式、共和模式。

中國古代夏商周三朝包括周朝后期的春秋時期，以及大秦之后中原王朝與藩屬國，教廷居于主導地位的歐洲中世紀，冷戰時期美蘇各自組建的盟國集團內部，都可以視為朝貢模式。

朝貢模式最大的特點，就是擁有一個不實施直接統治但又擁有較強權威的權力中心，負責調解朝貢體系的內部矛盾。

中國古代的戰國時期，以及秦朝統一之后朝代更迭之際的戰亂年代，殖民時代的歐洲，以及美蘇之間的冷戰，則是典型的爭霸模式。

爭霸模式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權威的權力中心，因此大家只能通過武力來解決矛盾。

相比朝貢模式、爭霸模式，共和模式往往只是歷史的過渡。

因為共和模式的出現，往往是作為爭霸模式與朝貢模式的銜接。

朝貢模式走向潰敗的時候，原來的權力中心尚未完全衰落，新近崛起的勢力還沒有實力顛覆舊秩序，這些新勢力，往往就會打著老權力中心的旗號達成妥協。

比如春秋時期的五霸更替，其實也是打著周天子旗號的強國共和，因為五霸并沒有絕對的控制力，只能借用周天子的名義與其他諸侯國共管天下。

最典型的強國共和模式，則是三家分晉之前的晉國。趙、韓、魏、智、中行、范六大家族集體架空晉侯，晉國的大事，都是他們六家商量著辦。

同理，爭霸模式運行一段時間后，如果強國誰也吃不下誰、國民經濟再也無法支撐戰爭的延續、民間也出現了強烈的反戰厭戰情緒，強國往往就會坐下來，通過協商共管世界。

一戰之后的國聯、二戰以后的聯合國，就是這么一種情況。

從上面的論述也可以看出，這三種模式，經常互相交織在一起，但在某個特定的歷史階段，通常都有一種模式居于主導地位。

比如國聯時期，列強之間的戰爭也從未停息，聯合國誕生后，美蘇同樣處于爭霸狀態。

貳：戰后國際治理體系的變化

按照上面討論的三種模式，戰后的國際治理體系，經歷過兩次大的變化。

一是以冷戰開啟為標志，國際治理體系由強國共和模式向美蘇爭霸模式轉變。

1945年二戰結束，一方面是因為合作對付法西斯集團的慣性，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聯手顛覆英法所代表的舊殖民體系，美蘇之間，有過一個短暫的觀望期、合作期，這個階段的世界秩序，可以理解為強國共和模式。

但隨著1946年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說、1947年杜魯門主義出臺、1949年北約組建、1955年華約組建等標志性事件的發生，世界不可逆轉地進入冷戰所代表的美蘇爭霸模式。

自歐洲列強通過大航海、工業革命啟動全球化進程，二戰以前的世界，更類似于中國古代的春秋戰國。

殖民時代前期，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等相繼建立海上霸權，好比春秋五霸。

殖民時代后期，英法美德等西方強國已經完成對世界的瓜分，好比戰國七雄。

區別在于，戰國末期，秦國不僅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而且通過設立郡縣制、統一語言文字、統一度量衡、開辟驛道等強有力的措施，真正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大一統的國家。

而二戰之后的世界，雖然設立了聯合國，但嚴格說起來，聯合國只是一個協調機構而非管理機構。或者說更直白些，聯合國本身并沒有決策權，他只是大國控制世界的道具，是大國的權力延伸，是強國共和的表現形式。

可見，從殖民時代到二戰結束，國際社會的治理體系，終于從最為混亂、最為殘酷的諸侯爭霸模式，演變為相對穩定、相對和平的強國共和模式。

但隨著冷戰開啟，強國共和模式很快又演變為美蘇爭霸模式。

幸運的是，一方面是經歷過數百年的殖民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之后，反戰成為國際主流，另一方面，美蘇很快建立了恐怖核平衡。

因此，美蘇爭霸雖然激烈，雖然兩霸不停地挑起代理人戰爭甚至親自下場，但兩霸之間，卻從來沒有直接爆發軍事沖突。

冷戰時期的美蘇爭霸，也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和平的爭霸時段。但這并非霸權國家的克制，而是人類文明進步帶來的客觀變化。

二是以蘇聯解體為標志，世界由美蘇爭霸模式轉變為美國一家獨大的朝貢體系。

相比歷史上的周天子、中原王朝、歐洲教廷，以及蘇聯在華約中的地位，美國主導的朝貢體系呈現出一個新的特點：極強的隱蔽性與欺騙性。

校尉一直說，二戰以后的國際秩序，乃是美國主導建立的隱性經濟殖民體系。

因為蘇聯的存在，為了凸顯自身的道德感與合法性，在構建戰后國際秩序的過程中，美國表現得比較克制，同時還采取了很多隱蔽措施，再加上美國控制的國際輿論洗白，一時之間，美國確實表現出了幾分大哥風范，人類文明燈塔的形象，就是這個時期建立起來的。

正因如此，冷戰時期的世界，其實存在三個治理體系。

除了前面提到美蘇在各自陣營構建的朝貢體系，另外一個，則是美蘇共同主導、以聯合國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強國共和體系。

冷戰結束后，華約朝貢體系徹底瓦解，俄羅斯自身也開始努力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

因此，到這個階段，聯合國所代表的強國共和體系，開始向一超多強的弱朝貢體系轉變。

也就是說，這個時期的國際治理體系，其實兼具朝貢模式與共和模式的特點。

在全球事務尤其是涉及美國核心利益的事務上，乃是典型的朝貢模式，基本上是美國說了算。

在地區性事務尤其是涉及地區性強國的事務上，美國也要跟地區性大國商量著辦，屬于強國共和模式。

但就全球秩序而言，依然是美國主導的朝貢體系。

因為美國始終牢牢掌握著國際產業鏈、國際金融、國際貿易霸權，任何一個國家，即便可以抵御美國的軍事霸權、輿論霸權，但只要想在地球村討生活，就必須接受美國主導的國際產業鏈、國際金融、國際貿易秩序，因而也就必然要接受美國的控制與盤剝。

此外，在處理地區性事務時，最重要的參考系，依然是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秩序。即便地區性強國可以把美國的直接影響排除在外，但卻無法排除美國通過國際秩序滲透而來的間接影響。

比如在處理南海爭端時，我們所堅持的原則，就必須符合當前的國際法、國際慣例。而這些所謂的國際法、國際慣例，本身出發點很可能就是歪的。

我們可以拒絕接受這些規則，但必然要付出相應的代價。比如對所謂南海仲裁案的抵制，就消耗了巨大的外交資源。

中美博弈，最難的不是對付美國，而是如何處理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秩序。我們既不能繼續坐視美國通過這套不公平的秩序盤剝、打壓我們，又不能貿然推翻它——因為它也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所。

中美博弈會有節奏變化，既有耐心應對的階段、也有快速變化的階段。但對于現行國際秩序，我們卻必須始終保持耐心，一點一點地進行改造。

叁：建立國際調解院的歷史意義

通過對戰后國際秩序變化過程的梳理，我們就會發現，國際調解院的出現，意味著世界上第一次出現了完全不受美國影響的國際治理機構。因為即便是蘇聯組建的華約集團，也只是區域性的國際組織。

更重要的是，國際調解院所代表的，既不是一家獨大的朝貢模式，也不是強國主導的共和模式，而是平等協商的民主模式。

雖然民主的口號，已經讓我們每一個人的耳朵都磨出了老繭，但我們必須承認，對國際社會來說，民主是一種全新的模式。

根據《關于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中的條款，其最核心的理念，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繼承性與發展性。

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初衷，旨在落實《聯合國憲章》“和平解決爭端”原則，填補國際調解領域的機制空白。

也就是說，國際調解院的建立，乃是對現行國際治理體系的補強，依然屬于現行國際體系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國際調解院又屬于填補國際空白，并且填補的是美國人干涉不到的空白部分，乃是對現行國際治理體系的發展。

這種繼承與發展的辯證關系，就好比中國工業體系崛起于美國主導的國際產業鏈之中，可一旦發展起來，就必然會對舊產業鏈進行調整、修訂，甚至進行顛覆性的重構。

二是開放性與包容性。

公約規定，所有國家及區域一體化組織均可申請成為成員，沒有任何政治性或是其他先決條件。非國際調解院成員的國家，也可以向國際調解院提出調解申請。

三是自愿性與一致性。

公約規定，不管是國際調解院的成員還是非成員，都以自愿的方式發起調解申請，并且需要所有矛盾涉及方一致同意。

調解啟動后，任一涉事方都可以隨時以書面方式申請退出。

從上述三點可以看出，國際調解院既是現行國際秩序的補充與發展，也是對新國際秩序的探索，同時秉承開放、包容、自愿、一致原則，從規則層面堵死了大國、強國利用國際調解院干涉他國內政的漏洞。

而利用國際治理體系之中的規則漏洞干涉他國內政，正是美國等西方強國維護霸權的常規套路，也是現行國際秩序最被人詬病的地方。

肆：如何理解國際調解院的規則

看了上面的規則，有人可能會認為，國際調解院的規則彈性太大、太過弱勢，很難發揮實際作用。

這種擔心，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如果將我們的視野放到更為廣闊的時空中，就會發現，在當前階段，這是最好的處理方式。

首先，國際社會畢竟不是國內社會。

國家的內部治理，因為擁有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因此可以采取強管理模式，靠具備強制效力的法律托底。在實踐中，沒有哪個自然人，能夠公開與國家的司法體系對抗。

國際社會的治理，因為缺乏權力中心，再加上國家之間天然存在利益沖突，因此只能采取弱管理模式。

如果強行采取類似于國內治理的強管理模式，就只會出現兩種結果。

一是爆發激烈的沖突，推動世界進入爭霸模式。

二戰的爆發，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英法要強行落實一戰的勝利成果，逼迫德國簽署凡爾賽條約，最終催生了美術生。

二是大國、強國利用國際法、國際規則干涉他國內政甚至武力入侵。

比如美國對拉美小國的干涉、在全球推行顏色革命等，就都是打著國際規則的旗號進行的。

其次，改革不是革命。

秩序就是弱者最大的福利。對弱者來說，再差的秩序，也比沒有秩序強。

對弱國、小國來說，不管現行國際秩序存在多少毛病，現在的生存環境，也要比殖民時代和一戰、二戰時期好得多。

亂世出梟雄。亂世唯一的得利者，就是野心勃勃的梟雄。

盡管對于現在的中國來說，亂世也許會帶來更快的崛起。但一來我們沒必要冒這樣大的風險、付出這么大的代價，二來我們也要考慮國際社會尤其是弱國、小國的承受能力。

再次強調，中美博弈，以類似于冷戰結束的方式實現和平交接，對包括中國、美國在內的全世界的傷害最小。

校尉一直說，對于現行國際秩序，不能貿然全盤推翻。最理想的方式，就是逐步改造，最終實現徹底的重構。

這就好比搬家，新房子沒建好之前，肯定不能把老房子給拆了。

第三，重構不是毀滅。

正如上面說的，我們追求的，是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重構國際秩序，而不是毀滅國際秩序。

中國的加入、中國的發展，本身就是對現行國際秩序最大的改造。

雖然這套規則原本是美國主導建立的、并且以維護美國霸權為最高目的，但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的衰落，國際規則正在發生緩慢而深遠的變化。

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美國正在失去對國際規則體系的主導權，因而也正在失去通過國際規則體系搞隱性經濟殖民的能力。

為什么從奧黑馬任期開始，不管是懂王上臺還是陰王當政，美國都要堅定地與中國脫鉤斷鏈？

就是因為，美國人提前感受到了大廈將傾的危險，試圖抓住美國霸權尚未完全崩潰的機會，將中國從國際產業鏈中踢出去。

為什么懂王第二任期，會瘋狂地破壞國際秩序？

就是因為，懂王認定，中國才是現行國際秩序最大的獲益者，而美國的收益卻在快速下降，因此懂王寧可把桌子掀了，也不想讓中國再占美國的便宜。

所謂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

重構不是毀滅。既然美國人要掀桌子，在架設新桌子的同時，我們自然也要盡量讓老桌子多維持幾天。

伍：國際調解院創始成員國構成

目前公布的結果，國際調解院總共32個創始成員國，分別為亞洲6個國家，中國、柬埔寨、印尼、老撾、巴基斯坦、東帝汶；美洲5個國家，古巴、多米尼加、牙買加、尼加拉瓜、委內瑞拉；大洋洲5個國家，基里巴斯、瑙魯、巴布亞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瓦努阿圖；歐洲2個國家，白俄羅斯、塞爾維亞；非洲14個國家，阿爾及利亞、貝寧、喀麥隆、剛果共和國、吉布提、赤道幾內亞、埃塞俄比亞、加蓬、幾內亞比紹、肯尼亞、毛里塔尼亞、蘇丹、烏干達、津巴布韋。

創始成員國分布圖

從名單可以看出，國際調解院的創始成員國有五個特點。

一是體量小。

除了中國、印尼、巴基斯坦，其他國家的領土面積和人口數量都有限。

二是全部為發展中國家。

三是長期被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忽視、排斥，甚至長期被美國制裁。

四是分布廣泛，遍及六大洲。

五是絕對數量不多。

正因存在上述特點，名單出來后，那些陰溝里的馬甲黨再次出動，對國際調解院的成立冷嘲熱諷，聲稱這只是一份捐助名單，代表不了國際社會。

這種說法，雖然具有一定的欺騙性，但其實不值一駁。

六：挑戰從來都是孤獨的旅程

不管是動物世界還是人類社會，對王座的挑戰，從來都是孤獨的旅程。

區別在于，在動物世界，當獸群出現挑戰者時，受基因本能的影響，其他野獸會坐觀成敗，讓老獸王去單獨面對挑戰，但在人類社會，曾經的王者，卻必然會利用霸權裹挾其他國家，發起對挑戰者的圍剿。

蘇聯的解體、日本的衰落、歐盟被打壓、中國被遏制，便都是最明顯的例證。

摧毀蘇聯時，美國會拉攏歐洲、日本、中國，對付中國時，美國同樣會籠絡歐洲、日本和俄羅斯。

因此，當中美博弈取代美俄博弈成為全球地緣政治博弈主線之后，美國也必然會裹挾全世界來對付中國。

校尉一直說，在當前階段，在中美博弈的漩渦中，在美國霸權將崩未崩之際，其他國家保持中立，其實就是站隊中國。

因為中美博弈、趨勢在我、時間在我。

選擇中立，就是選擇了趨勢、選擇了未來、選擇了中國。

在這樣的局面下，不管是不久前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發起“單邊主義與國際霸凌行徑對國際關系的沖擊”特別會議，能夠有30個國家站出來公開批評美國，還是現在國際調解院組建，能夠有32個國家成為創始成員國，都充分說明，中國并不孤單。

既然有30來個國家愿意打破中立就等于支持中國的默契，選擇公開發聲，就充分說明，在他們背后，還有更多的國家在默默看好中國、支持中國。

柒：為什么都是小國、窮國

前面說了，國際調解院的創始成員國中，基本都是窮國、小國。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局面？是因為在大國、富國之中，中國沒有朋友嗎？

當然不是。

實際上，這種格局，正反映了現行國際秩序不合理的一面。

那些大國、富國，雖然也對美國不滿，但一來他們本身對現行國際秩序的依賴程度比較高，二來他們也算現行國際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并不想冒著得罪美國的風險，去充當打破現行體系的挑戰者。

說白了，就是他們的顧忌太多。

比如沙特、匈牙利、越南、巴西、南非、埃及等國，就算他們跟中國的關系再好、再看好中國的未來，也不敢隨便站到對抗美國的第一線。

至于俄羅斯與伊朗，別看他們現在站在反美第一線，但在他們心底，卻始終給美國留著后門。

反美從來不是俄羅斯與伊朗的主動選擇，而是美國強行給他們貼的標簽——因為在美國構建的海權圍堵陸權的地緣政治棋局中，俄羅斯與伊朗，都是美國選定的敵人。

不是俄伊要反美，而是美國需要他們反美。

因此，國際調解院的創始成員國只有兩類。

一是已經徹底得罪美國的國家，比如委內瑞拉、古巴、白俄羅斯、塞爾維亞，一是雖然沒有跟美國公開撕破臉，但長期被美國無視的國家，比如太平洋島國與非洲國家。

說白了，就是他們對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徹底失望，迫切希望找到一條新的道路。

窮則思變，率先揭竿而起的，肯定是過不下去的窮人，這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結語：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中美博弈，雖然已經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并且有向戰略反攻階段進化的跡象。但要想把美國主導建立的隱性經濟殖民體系，改造為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依然任重而道遠。

組建國際調解院，只是重構國際治理體系的第一步。

這一步雖小，但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