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全國動蕩，軍閥混戰，革命者在風口浪尖上與時間賽跑。

那年冬天，徐子鶴，一個中共地下黨人，在上海郊區因為保護學生被捕。

徐子鶴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他不是將軍，也不是高級特工。他只是一個化名躲在學校里做雜工的情報員。每天端水掃地，其實是為了暗中給黨組織送情報。可就是這樣一個“普通人”，在被捕之后，做出了一個堪稱生死博弈的決定。

那天，天陰沉沉的。徐子鶴照例在學校里巡著，收拾教室、擦玻璃。午后，幾個穿著便衣的特務走進了學校——他們其實早已潛伏多日，一直盯著一位學生。那學生被懷疑暗中傳播《新青年》、參與學生運動。

特務當眾呵斥那學生，還動手推搡。徐子鶴看不下去了，他沒多想，走過去攔了一下，說：“這孩子還小，有話好說。”

就是這一步，讓他暴露了。

敵人從不相信“路見不平”，他們只相信關系和身份。特務覺得奇怪——你一個學校雜工，居然敢替學生出頭？你認識他？

當時徐子鶴臨場反應很快：“我前幾天請假，今天才回來，不知道發生什么事。”

表面上看，他們沒多說。但等第二天一早，敵人去學校清點了雜工人數，一對資料，立馬發現問題——名單里根本沒有“徐子鶴”這個人。

當天下午，他被押走，關進了郊外的一座破廟臨時看押點。這是特務常用的地方，用來“隔離審訊”，避免消息提前走漏。

這時候，他腦子里只剩一個念頭：必須活著出去。

關押的地方環境極差，幾塊木板拼起來的床，寒風從破廟的窗縫吹進來，人凍得打哆嗦。

牢里一共三個人，一個是他，一個是另一個“身份不明”的中年男子，還有一個，外號叫“三瘸子”，是個慣偷。

就是這個“三瘸子”，后來成了徐子鶴脫險的關鍵。

那晚，三人無話，各自靠著墻打盹。第二天清晨，三瘸子開始抱怨：“早知道今天這么背，干嘛非要起早摸包。”

徐子鶴順勢問了一句：“兄弟，你咋進來的？”

三瘸子罵罵咧咧，說：“在虹口路邊兒上看見個女人，背著包，一摸不巧劃破了她衣服，叫得跟殺豬似的，巡捕一來我就栽了。”

徐子鶴沒說話，只點了點頭。這時候，他明白了一件事：這個人雖然是個賊，但沒什么政治立場，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身份。

機會，或許就在這人身上。

徐子鶴開始套近乎。晚上聊天時，他故意露出一塊手表，故作無意地晃了一下。那是一塊銀質懷表，是他進學校前黨組織托人買給他的——用來混入知識分子圈子。

三瘸子眼神立刻亮了。他看了半天，眼珠都快掉出來了，小聲問：“兄弟，這表行啊！真貨？”

徐子鶴裝作嘆氣：“這是我老頭子留下的，真不想帶進牢里。兄弟，我要是出去，這表就歸你了。”

這句話讓三瘸子愣了一下。他挑了挑眉毛，盯著徐子鶴看了幾秒，忽然說了句：“你真想出去？”

徐子鶴點頭。他知道，機會來了。

三瘸子低聲說了句讓他記了一輩子的話：“我幫你出去，把手表給我，再揍我兩拳。”

這是句玩笑？不是。

三瘸子的主意很簡單：他已經“常客”，守衛們根本不在意他，要是他能鬧出點事，讓徐子鶴“懲罰”他，然后再趁機制造混亂——或許真能幫他脫身。

那個年代，牢房管理混亂，特務機構常有看守疏忽。更重要的是，三瘸子敢冒這個險，因為他對未來沒什么指望，能拿塊表，也算值了。

接下來的兩天，他們悄悄行動。牢里有些破爛的草席，他們把它拆開，用草繩拼成了一根可以攀爬的繩子。徐子鶴身體好，又靈活，他可以爬窗。

深夜，機會來了。

他們故意吵架，徐子鶴大罵三瘸子“害自己坐牢”，一拳一拳地打下去。三瘸子叫得慘烈，還故意喊“有人打人啦！”

守衛聽見動靜過來時，看到的只是兩個“牢友打架”，而其他囚犯早已見怪不怪。

混亂中，徐子鶴悄悄繞到窗邊，把藏好的繩子系上，快速爬出去。他動作迅速，像貓一樣滑下去，落地無聲，轉身就跑。

守衛直到天亮才發現人不見了，三瘸子已經被揍得鼻青臉腫——當然是裝的。他說：“我剛一醒，就看見他不見了！”

徐子鶴的逃脫，成為上海地下黨那段時間的奇跡之一。

逃脫后的第三天晚上，徐子鶴出現在虹口一戶藥鋪的后門。那是黨組織的秘密聯絡點。

他衣衫破爛，鞋也掉了一只。值守的聯絡員愣了幾秒，然后一把拉住他：“你……還活著？”

“任務還沒完成，我不能死。”徐子鶴咬著牙說。

回去之后，他沒有休息，幾天后，又被組織派去嘉興郊外開展農民運動。

他再次換了身份，變成了一個農具鋪的學徒，繼續做秘密工作。

有人問他：“你差點死了，還不怕？”

他只說了句：“怕有什么用？怕完了，就沒人干了。”

1931年，徐子鶴再次被捕。這次是在無錫。國民黨早已加大了特科清查力度，尤其對潛伏在江浙一帶的地下黨組織，實行“定點清除”。

這一次，他沒能跑出來。

據當時同獄者后來回憶：“他臉上沒一絲害怕，反倒安慰大家，說：‘能活著出去就好，活不出去也別虧了黨。’”

當晚，特務一夜未眠，用鐵簽子燒紅后，往他手背、腳背上烙。還有一次，把竹簽插進他的指甲縫。

有人聽見他喊疼，但從沒聽他說過一句有關組織的事。

十天后，他被秘密處決，地點不明。

1949年以后，上海黨史研究部門在清理烈士資料時，才從零散的報告中確認了“徐子鶴”真實身份和事跡。他的原名、籍貫、生活細節，很多已經遺失。

但從少量的口述資料和回憶錄里，我們可以拼出一個清晰的輪廓：

他不是“大英雄”，沒有留下厚厚的日記和詩稿。他做的，是千千萬萬地下黨員最普通、最危險的事情——用最短的時間完成最重要的傳遞，用最少的語言保護最多的人。

他做的事，是一次次走向深淵，卻始終不轉身。

這樣的人，圖什么？

答案很簡單：信仰。

在那個年代，加入共產黨就意味著一只腳踏進棺材，但他們依然義無反顧。

《中共特科——國共諜戰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