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資料是我在幾年前寫的，由于沒有更詳細的資料支持，故僅能寫出整個事件的大概經過，很遺憾。該資料由于在整個事件中尚有不確定的因素，即敵人是如何探知我地下黨的具體情況，同時也由于我地下黨又屬于各自不同的領導組織，為了安全也不會有橫向聯系，所以會錯誤的認為這可能是敵人的圈套（即引誘陰謀一網打盡），沒有及時采取緊急避險措施，結果被敵人整個破獲在青島市警察局內部的地下黨組織。在青島即將解放的前夕遭受如此巨大的損失非常沉痛。可見全國的解放事業，革命先烈付出的代價同樣非常慘烈，我們也應該積極挖掘這些歷史，還原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給歷史和社會一個負責的回答。絕不能讓先烈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

本文取材于青島市公安局內部資料，由于其中的原因無法看到更多的公開史料，所以如果想進一步探尋這個事件，仍需積極搜集考證，力求進一步完善。

青島市解放前夕，我黨地下工作者為青島解放付出巨大代價。

張佐軍事件：

1948年冬，中共膠東區黨委統戰部駐青島地下黨張佐軍等人通過各種關系成功打入青島市警察局，隨后陸續在警察局內部建立了“青島市官警解放委員會”。他本人則在青島市警察局擔任市南區云南路派出所的警長。1949年4月，青島第十一綏靖區二處郵檢科意外截獲一封寄給青島市警察局張佐軍的平信（未貼郵票），信中說“我準備南下，乘飛機去上海工作，青島準備由xx同志接替，希望對云南路戶口多加照顧。至此布禮。焚！”信件署名“陳x”。隨后二處將此信批交所屬“青島組”查辦。

而此時的青島組查辦人員中就有我黨市委社會組地下工作者肖宮、楊寅泉等人。肖宮立即向黨組織做了匯報。根據組織分析認為，我黨地下組織在敵占區通信是不會使用“同志和布禮”等字樣，很大可能是敵人特務機關試探我地下工作者而采取的反偵察手段。令人遺憾的是未考慮到收信人如果的確是我黨地下工作者應該如何采取避險，因為缺乏準備貽誤時機，致使敵特機關對張佐軍等人實施抓捕，始發現張等人確為我黨地下組織成員，為“青島市官警解放委員會市南區分會”成員。

原云南路派出所舊址

事后查明，在張佐軍等人被抓捕之前，青島市警察局就已經發現并掌握了膠東區委統戰部的另一位地下工作者，他通過青島市警察局人事室的雇員李國萃等人建立的“青島市官警解放委員會”的組織概況。最大起因則是李國萃發展組織不慎，竟然將軍統特務蘇風德（太平路分駐所警長）也當成革命力量加以吸收進來。結果蘇馬上向警察局長劉國憲告密，并制定出“放長線”的秘密抓捕計劃，企圖將我黨在警察局內部的所有地下黨成員一網打盡。

李致平 男，1926年2月（農歷）生，安丘縣宋官疃鄉響水崖村人。1948年秋參加革命工作，系“青島市軍警解放委員會”成員，公開身份為國民黨青島市警察局派出所警察。1949年4月被敵人逮捕，同年5月于青島解放前夕犧牲。

牛福昌 男，1918年2月生，歷城縣牛莊村人。1948年秋參加革命工作，系“青島市軍警解放委員會”成員，公開身份為國民黨青島市警察局濟南路派出所警察。1949年4月被敵人逮捕，同年5月于青島解放前夕犧牲。

1949年4月10 日，國民黨第十一綏靖區二處特務機關突然抓捕了朱耀華、張佐軍等地下黨。青島市警察局見“算盤”已經被打亂，便開始瘋狂抓人，先后在綏靖區和警察局抓捕兩個地方的“青島市官警解放委員會”地下黨42人。4月16日，國民黨軍警將42人中的朱耀華、張佐軍、周建鎬、邊鑫華、欒維哲、牛福昌、殷傳穆、荀國璋、張紀斌、李致平等10人押解至八大關海邊捆綁手腳并套上麻袋裝船至外海拋入殺害。其余32人部分被押送臺灣，部分下落不明。

周建鎬烈士證明（杜思念提供）

這次事件致使我黨地下工作戰線遭受的巨大損失！

1949年5月底，青島市警察局上下惶恐不安，在院子里支起幾個大汽油桶將歷年抓捕我黨成員的刑審資料基本焚毀，造成解放后我公安機關對這段歷史基本缺失。

慘痛事件反思：

1、解放前，戰斗在敵人心臟的我黨地下工作者嚴格遵照組織原則，對互不隸屬的黨組織不能發生任何關系，這是自我保護必然措施。同時也帶來聯系不暢，無法及時應對不測局面。

2、對敵斗爭存在一定的幻想，缺乏警覺性。簡單認為是敵人在誘騙我黨人員暴露自己。沒有考慮到這是敵人的放長線一網打盡的險惡陰謀。

3、在如何吸收敵方人員加入到我黨組織內，缺乏嚴密的審查程序，沒有搞清楚此人是軍統特務。行為不慎給我黨造成無可挽回的重大損失。

4、這封信的寫信人到底是誰？至今沒有查清楚，成為青島解放歷史的一個懸案。

5、在被國民黨軍警抓捕的42人中，可能也有個別變節者，否則在警察局內部很難一網打盡。至今是迷。

本文作者為青島文史專家衣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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