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20日，中南海西花廳，氣氛突然凝固了。

周總理接過紙條，低頭掃了一眼，整個人像被什么擊中，手開始微顫，嘴里重復了一句：“龔澎……她走了。”

外賓還在場，翻譯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會談就這樣被中斷了。

沒有任何外交場合的過渡語，沒有寒暄，沒有告辭，這張紙條，揭開了一段不為人知的沉痛往事。

龔澎是誰，為何她的名字能讓總理失態(tài)？

1914年冬天，龔澎出生在日本橫濱，家境不錯，父親是當時遠東銀行的職員，受過良好教育，從小便耳濡目染外國人那一套，英語說得流利。

1933年，她考入北京的燕京大學歷史系。

那會兒女學生稀少，像她這樣家境好、長相端正、口才出眾、還能用英文流暢表達，中國政治立場的，更是鳳毛麟角。

她的同學里很多人都說過一句話：這個人以后，不會留在校園里，也不會去寫書當教授。她會進風口浪尖。

1936年，龔澎在北平秘密加入共產(chǎn)黨。

身份一度被追查，她悄悄南下，從此跟家庭斷了聯(lián)系，直到去世也沒回過出生地。

1938年，她抵達延安，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外事部門的一員。

那時她才二十多歲，卻已經(jīng)能獨立處理延安與莫斯科、英美記者的往來函電，還時常給外賓做口譯。

周總理就是在那時注意到她的。

1940年后，龔澎被正式調入，周總理領導的外事工作小組。

起初只是資料整理和翻譯，但很快，她就成了周直接點名要的人——負責對外聯(lián)系、信息歸檔、譯稿審閱，有時候連會議簡報都要她過目。

那時候在重慶，記者招待會幾乎天天有，皖南事變、國共談判、對美宣傳、聯(lián)合國席位這些敏感話題。

龔澎不是坐在記者席，而是坐在周總理旁邊，為他整理講話稿，有時還當場翻譯。

她的風格干練，思路清晰，不帶情緒。

哪怕面對外國記者，追問尖銳的問題，也從不回避，只是淡淡回應，直指要害。

很多人都說她像外交部的一面旗幟，但周總理評價更直白：“這個人，氣度、風采、學識兼?zhèn)洹Ｐ诺眠^，壓得住。”

1949年以后，龔澎進入新成立的外交部工作。

在那個女性極少，能走進高層決策圈的年代，她是為數(shù)不多，直接參與核心外事議題的女干部。

可長期超負荷的工作，讓她健康急速下降，幾十年如一日地處理電報、外文文件、接待工作，生活幾乎沒有私事。

外交部年輕一代都知道她脾氣硬，要求極嚴，但每次加班，她從不讓人頂班。

她始終沒有結婚，也沒留下孩子，幾十年最親近的人，除了母親，就只有周總理。

紙條上的噩耗，把西花廳的氣氛撕裂了

1970年9月20日，中南海西花廳。那天上午，周總理安排了一個外賓接見，議題是國際形勢合作事宜。

會議是保密的，時間不長，但參與的人都說，總理那天本來狀態(tài)不錯，聲音清晰，節(jié)奏流暢，甚至還略帶笑意。

正說到一半，有工作人員從側門小步走進來，把一張紙條悄悄遞到周總理手邊。

外賓停下講話。室內短暫停頓了幾秒鐘，沒人敢多看。

周總理打開紙條，低頭看完，臉色瞬間變了。

誰也不清楚內容，但他的動作讓每個人都察覺出了異常——他坐得筆直，雙手一動不動，像被什么擊住。幾秒之后，他低聲說了一句：“龔澎……走了。”

話音很輕，但坐得近的人都聽見了。

他再沒說第二句話，站起身，會議沒有結束語，也沒有翻譯致歉。外賓被請離，翻譯和秘書站在原地，誰也不敢問一句。

這場外交場合中斷，幾乎是極其罕見的事。從頭到尾，沒有程序、沒有安排，也沒有補救。

之后很長時間，周總理一個人回到辦公室，誰進去都能感到那種氣氛壓得透不過氣。

那張紙條寫的是：龔澎，凌晨因腦溢血搶救無效，于醫(yī)院去世，終年56歲。

她5月就開始住院，醫(yī)生早就說危險，但她始終未交代后事，也不愿長時間臥床。總理曾多次囑咐要“全力救治”，自己還去醫(yī)院看過幾次。

她去世那天凌晨，主治醫(yī)生只說了一句：“她走得很安靜，幾乎沒有掙扎。”但那一刻傳到西花廳，沖擊遠比“安靜”來得猛烈。

周總理幾十年間接見過多少外賓，經(jīng)歷過多少突發(fā)事件，從沒出現(xiàn)過“突然中斷”這回事。

哪怕再緊急，也會交代一句，那天什么都沒說。

這場中斷并沒有寫進公開記錄。

外賓回國后也未曾透露具體細節(jié)，外交部對龔澎的去世低調處理，只在內部舉行了簡潔的追悼會。

但那一張紙條，一句話，把幾代外交人拉回了現(xiàn)實：一個長期站在臺前卻始終無名的人，走了；而一個平時冷靜無比的人，在得知這個消息時，控制不了情緒。

她倒下的那一天，沒人想到是最后一次

1970年5月，龔澎忽然在辦公室暈倒。

一開始誰也沒當回事，以為就是累了，她一貫熬夜、飲食不規(guī)律，十幾年如一日。

送進醫(yī)院后，醫(yī)生說是腦溢血，還好搶救及時。

周總理聽說后，親自去了醫(yī)院。

不是那種走過場的探望，是帶著醫(yī)療顧問一起，直接讓醫(yī)生“全力以赴”。

當時的內部醫(yī)療資源，遠不是普通病人能比的。

她用的床位是特級病房，護理配了最熟練的護士組，可即便如此，醫(yī)生心里也清楚——她這個情況，是年年透支的積累，已經(jīng)撐太久了。

住院頭幾天，外交部還有人來看她，她精神挺好，說話還能開玩笑。

她說自己“從來沒這么舒服過”，可以正大光明躺著，還不被催稿，不用審電報。

可這話說完第三天，就再也沒說出完整的句子，血壓突然飆升，病情急轉直下。

6月、7月，她幾乎處于半昏迷狀態(tài)，護士只能靠點滴維持，周總理再去醫(yī)院時，只在病房門口停留了十幾分鐘，看了一眼就沒再進去。

誰也不知道他當時在想什么。

有人說他走出來時眼圈發(fā)紅，有人說他回到辦公室后，把那天準備的三份文件全退了。

到了9月，龔澎的生命幾乎靠機器維持，她沒有留下遺書，也沒說出臨終話語。

9月20日凌晨，醫(yī)院給中南海打電話，說：“龔澎同志已經(jīng)走了，搶救無效。”

這通電話，在中南海內部繞了三層，才交給當天值班秘書，秘書當場就愣住了——那天周總理要見外賓，日程早排滿了。

“要現(xiàn)在告訴他嗎？”沒人敢拍板。

最終，他們寫了一張紙條，用毛筆寫的，簡短，只有一句話：“龔澎同志今晨病逝。”

送進西花廳時，會談正在進行。可沒人預料到，這張紙條，能讓周總理當場中斷外交會議。

當天晚上，外交部收到通知，周總理要求簡化一切悼念程序，不公開、不設靈堂、不通知媒體。

他只留下了一句話：人已經(jīng)走了，不需要宣傳，但要尊重她一生的工作。

總理的失態(tài)，只留在了那一晚的西花廳

龔澎去世當天，周總理整整幾個小時沒有安排新的工作。

秘書幾次進門，都被他揮手示意不要說話。

這個人，幾十年里經(jīng)歷過多少生死，親自處理過戰(zhàn)亂、撤離、政務危機，從未在公開場合失過控。

可那天，他不想再維持任何情緒管理。

第二天早上，外交部接到通知：追悼會照辦，但不能鋪張，也不設遺像，不開追悼會新聞稿。

地點選在外交部禮堂，時間定在三天后，邀請名單由周總理親自審核，悼詞也是他親自審閱、逐字修改的。

悼詞的草稿原本，用了很多“親密戰(zhàn)友”“無私奉獻”這些套話，他全部劃掉，留下幾行話：“忠誠于黨，奉獻外交事業(yè)。數(shù)十年如一日，事無巨細，皆能勝任。”

骨灰最終安葬于北京萬安公墓。

那塊墓碑，沒有照片，沒有生平介紹，只有七個字——“龔澎同志之墓。”

這七個字，是周總理親筆題寫。

參考資料：
金沖及. 《周總理傳》.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新中國外交口述歷史》·龔澎卷. 外交部史料館整理，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