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眼里的豐州城
作者/孫樹恒
一
1275年,馬可·波羅沿草原絲綢之路抵達元代豐州城(天德軍首府,今呼和浩特東郊白塔村)。這里所說的白塔,又名萬部華嚴經塔,矗立在今呼和浩特東郊白塔村,是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遼代豐州城輝煌歷史的見證者。這座八角七層的磚木結構古塔,通高約45米,造型優美,氣勢恢宏。塔內藏有萬部華嚴經的傳說,更為其增添了神秘色彩。
塔身內外留存著大量遼、金、元、明時期的題記,近200條的珍貴文字中,不僅有漢文,還有古波斯文、古敘利亞文、八思巴文等多種文字,是一座跨越時空的語言博物館。其中,元代“至元十二年五月初十”的漢文題記及古波斯文題記,與馬可·波羅1275年途經豐州城的行程高度契合,成為研究其東方之旅的重要線索。這些題記內容豐富,有的記錄了游人的生平感悟,有的描繪了當時的社會風貌,是研究古代歷史、文化、宗教及中外交流的珍貴資料。
二
13世紀中期的威尼斯,作為歐洲商業文明的燈塔,憑借地中海貿易樞紐的地位,將東方香料、絲綢與西方工藝品編織成交流的網絡。在這片充滿冒險精神的土地上成長,馬可·波羅自幼浸潤于多元文化的氛圍,對遙遠東方的憧憬。1271年,17歲的他跟隨父親與叔叔,沿著蜿蜒的絲綢之路向東進發。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的風沙,翻越帕米爾高原的冰雪,這段歷時四年的旅程,不僅是地理空間的跨越,更成為東西方文明對話的前奏。
1275年抵達元朝上都(現在內蒙古正鑲藍旗)后,馬可·波羅以驚人的語言天賦和敏銳的觀察力,迅速融入東方帝國的政治核心。忽必烈對這位來自異域的青年委以重任,使他得以在17年間游歷元朝遼闊疆域。從江南水鄉的繁華市鎮到西北邊疆的游牧部落,他既是政策執行的監督者,也是社會萬象的記錄者。這些豐富的經歷,最終凝聚成《馬可·波羅行紀》這部影響深遠的著作,為中世紀歐洲打開了認識東方的窗口。
1941年,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的楊志玖在《永樂大典》殘片的元朝公文中發現,元朝派兀魯、阿必失呵和火者三位波斯使者,護送闊闊真公主從泉州出海遠嫁伊利汗國。馬可波羅游記中也提及公主出嫁,三位使者名字讀音與之相近,且都提到途中海難,最終僅一人抵達波斯。波斯史料《史集》與游記記載相符,這為證明馬可波羅到過中國提供了關鍵線索。
馬可波羅在《馬可波羅行紀》說道:“我所見的還不及我所說的十分之一”。
三
在元朝政治體系中,馬可·波羅扮演著特殊的“流動耳目”角色。忽必烈派遣他出使各地,考察地方吏治、監督政策落實。他的足跡遍布中原、江南、西南邊陲,甚至深入到云南、西藏等邊遠地區。這些任務要求他既要理解元朝復雜的行省制度與驛站體系,又需具備與不同民族、階層溝通的能力。通過詳實的報告,他為朝廷治理提供了重要參考,同時也積累了豐富的地方知識。
經濟領域中,馬可·波羅將威尼斯的商業經驗與元朝實際相結合。他詳細記錄各地物產分布、市場規模與貿易路線,尤其對大運河沿線商業城市的考察,成為研究元代經濟的重要史料。在揚州任職期間,他可能參與鹽政管理,對鹽課制度的記載為后人還原了當時的經濟運行機制。這些工作不僅促進了元朝經濟管理的完善,也為東西方商業交流提供了可能性。
作為文化交流的使者,馬可·波羅承擔著雙向傳播的使命。他向中國介紹歐洲的機械制造、天文歷法知識,同時將東方的造紙術、印刷術等科技成果記錄下來。在宗教領域,他見證了佛教、道教、伊斯蘭教與景教的共存,這種多元文化的包容景象,通過他的描述震驚了宗教沖突頻繁的歐洲社會,為東西方文明互鑒埋下了種子。
四
《馬可波羅行紀》中“天德州”的記載,為豐州城勾勒出立體的輪廓。“境內有環以墻垣之城村不少”的描述,與考古發現的1100米×1200米遼代城址相互印證,展現出城市規劃的嚴謹性。城中十字大街劃分的四大坊區,以及牛市巷、麻市巷等特色街巷,通過金代碑銘與現代考古得以證實,生動還原了這座中等邊城的商業繁榮。
“此州有石可制琉璃,其質極細”的記錄,在考古發掘中得到充分驗證。豐州城、云內州城等地出土的大型琉璃建筑構件,不僅證明了當地琉璃制造業的發達,更暗示其作為手工業中心的地位。這些精美的琉璃制品,可能沿著草原絲綢之路遠銷中亞,成為東西方貿易的重要商品。
宗教文化方面,“治此州者是基督教徒,然亦有不少偶像教徒及回教徒”的描述,與豐州白塔發現的古敘利亞文景教榜題、敖倫蘇木古城景教徒墓頂石形成互證。這種多元宗教共存的現象,反映出汪古部統治下的文化包容,也體現了豐州城作為草原絲綢之路文化交匯點的特殊地位。
豐州白塔內壁的“至元十二年五月初十”漢文題記與古波斯文題記,成為證明馬可·波羅來華的關鍵證據。時間上,這與他1275年抵達豐州的行程完全吻合;語言上,精通古波斯文的馬可·波羅具備書寫條件。結合當時汪古部貴族隨忽必烈赴上都避暑的史實,他與地方官員接觸并登塔留名的推測,使歷史細節更加豐滿。這些題記不僅是個人游歷的印記,更成為連接文本與現實的紐帶。當時21歲的馬可·波羅極有可能在向導陪伴下登塔題名,而他精通古波斯語言文字的事實,也讓這些題記成為證明他來過中國的有力證據。離開豐州城后,經過13天騎行,馬可·波羅一行抵達元上都,開啟了他在中國更為精彩的旅程。
元朝,豐州更是成為東西交通的樞紐,商業的重鎮。據《金史·地理志》記載,公元1125年,豐州共有22683戶,按每戶平均5人計算,人口約10萬左右。長春真人邱處機、元初名臣劉秉忠都曾在此留下足跡,劉秉忠“晴空高顯寺中塔,曉日半明城上樓。車馬喧闐塵不到,吟鞭斜裊過豐州”的詩句,生動描繪了豐州古城的繁盛景象。
《馬可波羅行紀》不僅是文學作品,更是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歷史文獻。它啟示后人,跨文明的交流史研究需要將文獻考證與實物證據相結合,才能還原更真實的歷史圖景。
(作者檔案:孫樹恒,筆名恒心永在,內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經濟30人專家組成員,呼和浩特市政協智庫專家。中國金融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家協會會員、 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副會長,內蒙古詩書畫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兼副秘書長,大盛魁公司文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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