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季，蕭克來到平西，出任冀熱察挺進軍司令，統一領導平西、平北和冀東三地的抗日武裝斗爭。蕭克離開120師來平西上任的時候，并沒有帶部隊，跟隨他的只有已經被任命為挺進軍參謀長的程世才和100多名抗大學員。

此時在平西的三支部隊主要是宋時輪支隊、鄧華支隊和高志遠率領的冀東抗聯支隊。這三支隊伍當中，鄧華和高志遠，與蕭克并沒有多少交集。宋時輪在八路軍成立初期擔任了120師716團的團長，當時蕭克是副師長，從這一點來說，宋時輪算是蕭克的部下。

但宋時輪很快就離開了120師，被賀龍派到雁北獨當一面，因此他并沒有在蕭克的直接指揮下戰斗過。蕭克空降到平西后，為了做到令行禁止，開始整軍。此時冀東抗聯支隊已經在平西整訓了好幾個月，官兵們思鄉心切，紛紛要求高志遠帶著他們返回老家抗日。

而且當初從冀東撤往平西的時候，宋時輪就答應過高志遠，抗聯武裝在平西完成整訓后就可以返回冀東。現在蕭克成了冀熱察挺進軍的司令，高志遠要想返回冀東，就需要他的同意。按理說，這不是什么大問題，高志遠就算返回冀東了，也還是蕭克的部下。

高志遠

但蕭克認為，自己剛上任，高志遠就要帶著一個支隊離開，自己直轄的兵力一下子少了三分之一，這多少有點拆臺的意味，因此就沒有同意。不久后高志遠的秘書陳飛，“揭發”了高志遠，說他“勾結吳佩孚，準備叛變投敵”。

蕭克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高志遠對平西八路軍的領導人心懷不滿，想脫離挺進軍，撤出平西。為達到目的，他正與日本人秘密談判，又與北伐時期被國民革命軍消滅的北洋軍閥吳佩孚聯絡（此時吳氏正準備出山組織偽軍），陰謀叛變投敵。”

“我一到平西，就接到在高部的我地下黨員陳飛的報告，我們密切注視事態發展。當時的軍事形勢很緊張，挺進軍剛建立，如果高志遠投靠吳佩孚的陰謀得逞，對挺進軍和平西抗戰根據地都是嚴重的威脅。所以，在掌握了證據之后，就把他逮捕，召開公審大會，由公訴人楊春甫提出公訴，地下黨員陳飛等人提供證據，高志遠供認不諱。審理完畢，根據當時國民黨的法律以漢奸罪論處，執行死刑。”

盡管宋時輪和鄧華都不同意，但最終高志遠還是被以“陰謀叛變投敵”的罪名給處決了。高志遠被處決后，冀東抗聯支隊的官兵跑了一大半，剩下的數百人被蕭克派到了平北。不久后宋時輪和鄧華也離開了平西，冀熱察挺進軍的實力受到了嚴重的削弱。1942年春節期間，番號被撤銷。蕭克來到晉察冀，給聶榮臻當副手。

到了1975年的時候，功德林中的國民黨戰犯都已經被特赦了，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手中都沾有共產黨人的鮮血。而從未傷害過一個共產黨人且在冀東大起義中做出過重要貢獻的高志遠，還戴著“叛變投敵”的帽子。

當年陳飛揭發高志遠“勾結吳佩孚，陰謀叛變投敵”的時候，并沒有拿出確切的證據。蕭克在回憶錄中說當時吳佩孚“正準備出山組織偽軍”，這也是不準確的。從1938年開始，由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控制的日本“對華特別委員會“，就多次威逼吳佩孚，讓他出山，均遭到拒絕。

吳佩孚

1939年1月31日，土肥原賢二在吳宅召開記者招待會，逼迫吳佩孚按照日方擬好的發言稿講話，企圖逼其就范。但吳佩孚并沒有屈服，他沒有念日方擬好的發言稿，而是發表了即席講話，作了三點聲明。

“第一，中華民國應是保持領土完整和主權尊嚴的國家；第二，必須作為和談日本軍隊必須退回事變前的駐地，把華北的政權交給綏靖委員會；第三，綏靖委員會在建立了政權和軍隊之后，始可在日本和重慶政府之間進行和平或武力調停。余在國內戰爭中已有數次調停經驗，所以對此是充分自信的。這三點條件日方若不答應，余出山任職之事斷難從命！”

日本人被吳佩孚此舉搞得狼狽不堪，《大公報》更是發表社評說：“根據最近兩天我們所得平津方面的確報，可以證實吳佩孚決不肯作日本的傀儡，日閥們雖然做盡了丑態，替吳氏發通電，造談話，結果經英美駐平記者出來證明，純是日本人的一套把戲”。

董必武也撰文肯定了吳佩孚拒絕日本特務的引誘，不做漢奸的言行，他說：“吳佩孚雖然是一個軍閥，他有兩點卻和其他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平生崇拜我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是關（云長）、岳（飛），他在失敗時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表現了他不愿依靠外國人討生活的性情……第二，吳氏做官數十年，統治過幾個省的地盤，帶過幾十萬的大兵，他沒有私蓄，也沒有田產，有廉潔名……難能可貴！”

經過長達一年的威逼利誘，吳佩孚就是不肯當漢奸，日本人惱羞成怒，對他起了殺心。1939年12月4日，66歲的吳佩孚的因為牙疼，經日本醫生治療后猝死。出殯當天，許多北平的老百姓自發前來送殯，如海一般的人潮，綿延了數公里，途中還搭有許多席棚進行路祭，這說明吳佩孚的氣節得到了老百姓的認同。

吳佩孚至死都沒有當漢奸，是不是就可以說陳飛揭發高志遠“勾結吳佩孚，準備叛變投敵”的罪名站不住腳呢？而且這數十年來，關于高志遠“正與日本人秘密談判”的證據卻始終拿不出來。

1994年7月24日，專門研究冀東抗聯歷史的陳發等人整理出了一份《對冀東抗日聯軍司令高志遠問題的探討》，寄給蕭克，希望蕭克能重新審視這一段歷史，給出更為客觀的觀點和態度。這封信發出后7個月后，蕭克回信了。

在回信中，蕭克談到，他找到了當年擔任審判大會檢察長的楊春甫，楊春甫也認為，處決高志遠時，高志遠本人是“認罪服法”的。因此蕭克堅持自己之前的觀點，認為高志遠是“叛變分子”，對他的處理是正確的。

之后高志遠的事情，就再沒有了下文。2014年7月，冀東大起義76周年，高志遠的老家灤南縣多余屯村，為這位曾經的冀東抗聯總司令豎立了一座紀念碑。當年領導和參加過冀東起義的不少老抗聯和當地黨史部門負責同志出席了揭碑儀式。宋時輪和鄧華的后人也參加了這次活動，這對高志遠來說，也算是一個安慰了。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陳發《對冀東抗日聯軍司令高志遠問題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