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是近代教案中最復雜，影響最深遠，處理最棘手的案件。從當時以至今日，人們對處理此案的曾國藩，往往視為賣國賊、劊子手，予以無情的鞭撻。

近代教案，是中國人民反帝斗爭的一個派生物，它具有正義性，其中有的也夾雜著濃厚的排外性因素。它的出現，原因雖多，但主要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來華教會和教士的侵略性質，以及中西文化習慣的矛盾沖突和互不了解所造成的。天津教案的直接原因就是后者。

1870年春夏之間，天津市民反教情緒已經明顯。到處傳說著天主堂、仁慈堂和基督堂指使教徒和拐騙犯用藥物迷拐幼童，作為挖眼剖心之對象以供西人配藥之用。又值時疫流行，仁慈堂收養的兒童，時有死亡，該堂為了避免人們疑慮，雇人于夜間埋葬，這就更加“證實了”挖眼剖心的謠傳。恰巧，天津府拿獲拐騙幼童的張栓、郭拐。經審訊，供認用藥迷拐幼童，即于6月10日將伊等正法。天津知府張光藻在處決二人的布告中說：“風聞該犯多人，受人囑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腦挖眼心，以作配藥之用”。

雖然張、郭二人與教堂并無關系，但這些“風聞”、“受人囑托”等模糊影響之詞，正與教堂主使迷拐幼童，挖眼剖心的謠言一致。官方的惶惶布告使謠傳變成了“真實”，山雨欲來風滿樓，反教情緒因而更加激烈。市民一方面給張光藻呈獻“萬民傘”、“萬家生佛”牌位，以感激他“為民做主”。另一方面，大街小巷自發地捉拿迷拐犯，頓時成風。

18日，市民捉到個名叫武蘭珍的人，控告其為迷拐犯。經審訊，武蘭珍供認受教徒王三之托，并在教堂寄宿，為教堂迷拐幼童。頓時，如火添油，民情鼎沸，鄉紳集會于孔廟，書院停課，某日約攻教堂之傳聞，不脛而走。

19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遣天津道周家勛、天津知縣劉杰往晤法國駐津領事豐大業，要求和群眾代表押帶武蘭珍到教堂對質，被豐大業拒絕。

20日，祟厚往晤豐大業和法國天主堂神甫謝福音，與謝約定次日上午到教堂對質。

21日，天津道、府、縣等為約到教堂對證，結果，武蘭珍所招均未得到證實。

是時，市民云集教堂與教堂比鄰的法國領事館和仁慈堂等處周圍不下萬人，僅水火會眾就達數千人。豐大業把群眾代表趕出教堂。旋即偕同其秘書西蒙急奔附近的崇厚衙署，數語不合，豐大業即攏槍擊殺崇厚未中，于歸途中又槍擊劉杰，擊中跟班。豐大業的蠻橫行動，超越了外交官的身份而成為地道的殺人犯。群眾乃憤而擊斃豐大業和西蒙，旋之，擊毀法國的天主堂、仁慈堂和領事館及幾家英美基督教堂和一處洋行，擊斃包括豐大業在內法、俄、比、意、英五國的外交官、教士、貞女和洋商20名，這是天津教案發生的經過。

盡管有豐大業橫蠻無理的誘導，或者說直接起因，但根本因素卻是挖眼剖心等無稽之談。而且除豐大業死有應得之外，還擊斃了分屬六個國籍的僑民，搗毀領事館、教堂等。春秋大義，不戮行人；是非曲直，不言可喻。對于清政府當局來說，是必須承擔責任的。

它不存在賣國與愛國的問題。26日，法國公使聯合德、美、俄、比、西與英等七國公使照會總理衙門，提出強烈抗議和要求嚴懲“兇犯”。以恭親王奕?為首的總理衙門于23日接到崇厚報告后，立即奏派曾國藩前往天津處理，并經磋商奏準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7日，奕?照會法國公使羅淑亞和頒布其他通令，說明清朝政府處理此案的措施：

一、通令各省督撫嚴飭的所屬認真保護教士和僑民，毋任百姓藉端滋事；

二、派遣崇厚出使法國表示歉意，并命令在歐洲訪問的志剛、孫家谷暫駐俄國，等待總理衙門擬具照會，向俄國說明津案清況，待此案辦有頭緒，再行返國；

三、對法國官民罹難，深為抱歉，并確切查明殺人之犯，照例抵命；

四、將辦理不善之地方官先行革職交部議處；

五、凡被毀之教堂、領事館等一律予以修繕；

六、查明死亡者姓名，以便議?。

上述六條，確定了基本方策，具體細節則由曾國藩處理。

當時，駐前直隸首府保定的直隸總督曾國藩正在病中，向朝廷已經請假一個月，在教案爆發的前一天即6月20日，又續假一個月。當24日受命赴津處理此案后，他“反復籌思，殊無良策。”其幕僚部屬有“阻者，勸者，上言者，條陳者紛起沓進”，多數人主張不要倉卒赴天津，靜觀動態，或請其先進京師覲見皇上，面聆訓示，商就對策，再空行止；或不得已趕津，亦只調查事實，推給總理衙門去定察。遠在西北的李鴻章請張樹聲“宜勸師門于途次緩發，或委員查拿真正兇手數人，解寄近監，且看彼國為何來文，再相機迎接”。

總之，事殊棘手。曾國藩明知局勢嚴重、復雜，但是并未按李鴻章等人建議，采取拖延回避的態度，而是謹遵朝命，勉為其難。他預計此行風險很大乃在臨行前寫下了遺囑。他說：教案極端復雜，“將來構怨興兵，恐激成大變”，“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發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負初心”。表明了他對朝廷的忠誠。經過反復思考，曾國藩抱定“立意不與開釁，準情酌理，持平結案”的方針。乃抱病于7月4日啟程，8日抵達天津，至9月30日，在天津將總督篆印移交繼任者李鴻章為止，歷時八十余天，全部精力用于解決此案。

在處理過程中，主要問題有三：

第一、辨別起事原因真相。

挖眼剖心云云，是天津教案的起因。在近代，社會上廣泛流傳此說，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夏燮的《中西紀事》等著作中，都曾提及此說。它成為近代反對洋教的一個具體因素。它輾轉流傳，遍及全國各地，長達數十年之久，事實表明，從無事實可資佐證，然而也從未得到官方的否認或證實，至于私人，似乎到了九十年代譚嗣同才明確予以否認，他說：“詆諸（指教令）者謂在中國有抉目刳心為之者不道，而誰目者見之耶！果爾，何以在本國不聞有是，而天道又何在？此有識職斷不信。”

曾國藩受理此案時，秉著實事求是的精神，進行了廣泛地調查研究之后，于7月21日向朝廷奏明，肯定挖眼剖心并非事實。他說：

（一）王三雖曾供認授藥給武蘭珍，但時供時翻，并且與武蘭珍原供不符，亦無教堂主使之確證。

（二）仁慈堂查出男女150余名，逐一訊供，均稱習教已久，系其家送至教堂教養，并無被拐情事。

（三）臣初入天津，百姓攔輿控告教堂挖眼剖心云云，但親加詢問，無一能指出實證。詢之天津城鄉，亦無一遺失幼童之控告有案者。于是，他斷言所謂挖眼剖心全屬子虛。

曾國藩進而論證說：“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文揭帖，或稱教堂拐騙人口，或稱教堂挖眼剖心，或稱教堂誘淫婦女。厥后各處案雖議結，從未將檄文揭帖明之虛實，剖辨明白。此次詳查挖眼剖心一條，毫無確據。外間紛紛言有眼盈罈，亦無其事”，“天主教本系勸人為善”，“仁慈堂之設……專以收血窮民為主”，“彼以仁慈為名，而反受殘酷之謗，宜洋人忿忿不平也。”

曾國藩對人們對教堂的懷疑也進行了如實的分析。他說：人們懷疑教堂不外下列四點：

（一）教堂終年閉門，并有地窖，莫能窺其底細。但細加查勘，地窖不過隔去潮濕，存儲煤炭，非為他用，民人未盡目睹，以為幽歟幼童之所。

（二）中國民人至仁慈堂治病者，有時被留，不令復出。但仁慈堂收留無依子女，雖乞丐貧民及疾病將死者，眾皆收入。

（三）本年五、六月間時疫流行，傳聞拐用藥迷人，適于是時仁慈堂死人過多，由是浮言乃起，相信揭帖之言。

（四）堂中院落多，分類而處，有子女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有母在教堂而子女在仁慈堂者，往往常不見面。這是人們對教堂疑慮之由來與事實真相。

鑒于上述情況，曾國藩建議朝廷“明降諭旨，通飭各省，俾知從前檄文揭帖所稱教民挖眼剖心，以殘害民生之說，多屬虛評。布告天下，成使聞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土民之惑”。

通過上述事實，曾國藩肯定天津教案定因純屬虛構。處理近代教案的官員，敢于正視并否定如上所述一類無知妄談者，唯曾國藩一人。果能如曾國藩所談“明降諭旨”，“咸使聞知”的話，那么，當可填補由于互不了解而產生的鴻溝。民教之間的矛盾沖突，或可緩和一些。

第二、戰與和。

教案爆發后，羅淑亞一再向總理衙門和曾國藩施加壓力，以“兵力為恫嚇，其措詞甚為難堪。”法國遠東艦隊以及英美等國軍艦陳兵渤海灣，法國艦隊司令還跑到天津會晤曾國藩，他揚言“十數日內再無切實辦法，定將津郡化為焦土。”英國公使威妥瑪根據其政府指令，也積極配合羅淑亞行動。是戰是和，成為處理此案的關鍵。

拒其要求即當以戰相迎，反之則需滿足其以官民抵命的要求。曾國藩始終抱定“立不與開”的宗旨來進行了結的。他認為：“目下中國海上船炮全無預備，陸兵則綠營固不足恃，勇丁亦鮮盡親。若激眾動怒，彼將協以謀我，處處宜防，年年議戰，實屬毫無把握。”“雖李鴻章兵力稍強，然以視外國之窮年累世專講戰事者，尚屬不逮”，所以他肯定地奏明：“中國日前之力，斷難遽起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守定和議，絕無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

當時，抗擊英法聯軍之役創傷未復，鎮壓太平軍、捻軍之役甫告了結，湘軍大都解散，長欺兵燹，民窮財盡，人心思空，力圖自強自救的洋務運動剛剛興起。當此之際，曾國藩認定與法開戰，勢難取勝。

自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曾國藩與奕?、李鴻章等洋務派主張對外“守定和約”，“委曲求全”。對此，不少論者指責為投降主義。仔細檢閱有關的史料，似未完全符合當時的實際。因為曾國藩等人的設想是“外須和戎，內須變法”。這是“勢”所決定的。所謂勢，是彼強我弱。要交弱為強，只有通過變革以達自強，這就需要時間才有可能改變“勢”的對比。這正是曾國藩強調的企求“中外相安，十年無事”的主觀愿望。一般地說，這個想法未必是錯誤的。

頑固派不知己知彼，動輒大喊以戰爭相拒，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問題是自強的洋務運動由于主觀與客觀的制約，自強的愿望沒有實現。“守定和約”，也得視具體情況才能判斷其是否正確，未可一概抹煞。

在處理教案過程中，曾國藩的幕僚李興銳等聯合向曾“進籌戰之說，調楊（岳斌）、彭（玉麟）、曾（國荃）、鮑（超）諸夙將出山”，以備一戰。但“曾相辨論敵情，以為各國不可猝滅，諸將不可常恃。且謂夷非匈奴、金、遼比，天下后世必另有一段論斷。”

“不可常恃”，“不可猝滅”，“非匈奴…比”的論斷是事實，它對于頑固守舊、不審時度勢的人來說是無法理解的，所以，曾國藩認為只有到了“后世”才能“另有一段論斷。”對于列強，曾國藩說：“將來有能制此敵者，然必內外一心。”因此，他“困心衡慮，未可輕率開釁也”。曾國藩的上述論說，是從時與勢、今與昔的不同而得出的結論，是切中綮要，頗為精當的。曾國藩不是逞一時之氣而蠻干者流。唯其如此，由于教案的直接刺激，曾國藩在處理教的緊張過程中，寄希望于未來，加速了洋務運動的步伐。曾國藩盡管一意避戰，但還是奏請起用楊岳斌、彭玉麟和調請淮軍入直，以備萬一。朝廷也批示：“令閩粵各省操防炮船，搜羅人才”。然而，這只是以備萬一。或者，這是曾國藩針對反對派的一種姿態。

第三、懲辦官民問題。

曾國藩接辦時，總理衙門已經確定了“殺人之犯，照例擬抵”、有關地方官員革職交部議處的方針。曾國藩也認為：“枉殺多命，外國疑天津可殺二十，他口即可殺四十，今日殺二十，異日可殺二百，此以激眾怒了。”又說：“其行兇首要各犯及乘機搶奪之徒，自當輔拏嚴懲，以警將來。在中國，戕官斃命，尚當按名擬抵，況傷外國多名，幾開邊畔，刁風尤不可長”，“豐大業等之死，教堂、公館之焚，變起倉猝，非復人力所能禁止。惟地方釀成如此巨案，究系官府不能導化于平時，不能預防于先事。”法國公使威脅總罷“欲以（府縣）主使：字殺之。”

在這種情況下，會同辦理的江蘇巡撫丁日昌，“專以辦兇犯為急，”另一會辦工部尚書毛昶熙則“專意求速不若求實者。”特別是“廷旨及總署信，催辦兇甚急。譯意“又要速，又要實，又要多，又要機密”；“延旨及總罷催迫（府縣歸案）甚緊”。十萬火急，迫得曾國藩病臥者再之。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唯有全力以赴，緊急拏辦。但是，他對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知縣劉杰力加袒護，極力減輕其處分。

曾國藩上奏朝廷表：府縣抵命，“萬難應允”。主和是有限度的。他說：“彼若不擬構釁，則我斷不能允者當可徐徐自轉；彼若立意決烈，雖百請百從，亦難保其無事”。曾國藩在答復法國領事也明確表示：“若如照會所稱，必將該府縣議以抵命，查審讞極刑，必須有可誅之心或有顯著之恐，該府縣并非下手殺人之人，又無絲毫主使確證，本閣部曾未能指實其罪之所在，難以照辦”。

曾國藩苦心周旋之處，在于“府縣有最難回答者，殺張栓、郭拐一條，是在上峰（指曾國藩）彌縫而曲全之。”為了“彌縫”，曾國藩命令李興銳等幕僚把張光藻、劉杰的供狀，“將不實不盡處所逐層駁詰，以照核實。”但是毛昶熙與丁日昌則“深以改供為不然”。為了減輕張、劉的處分，曾國藩的幕僚李興銳等，還向接辦此案的李鴻章“上書”，“求救張、劉下獄之。”旋后，劉、張解往京師，發配黑龍江。臨行前，曾國藩贈送彼等二人三千金。曾國藩在處理劉、張致奕?的信上說：該府縣本無大過，張宋官聲尤好，因欲曲全大局，忍心交部議處治罪，鄙人負疚極深。在上壓、下擠和外國強梁霸道脅迫下，曾國藩對于張光藻、劉杰的處理，可以說做到了仁至義盡了。

總之，曾國藩處理此案是在極為復雜、極為矛盾的狀態下進行的，委曲求全的決定因素，在于勢弱理也虧，而勢弱是根本的。他在奏折中說：“臣此次以無備之故，辦理過柔，寸心抱疚。”曾國藩在勢弱理屈的形勢下，受命于危難，任重道遠。由于必須殺人而遭到朝野普遍指責，“眾論咎侯不管處分，君子小人如出一口”，“被謗受氣，不一而足”；但曾國藩“漠然置之。”事實上，曾國藩之所為是與奕?一致行動的，曾受過也是替奕?受過。其所以能夠“漠然置之”，這是他一貫所持的儒家傳紈—“誠”、“忠信篤敬”、“容忍”的具體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