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希臘城邦，芬利有個值得留意的觀點，他稱希臘城邦為“面對面的社會”。這里先對面對面的社會做個說明：數量不多的人生活在一個有限的空間中，雞犬相聞，往來密切，因而相互之間非常熟悉，這樣的社會就算是面對面的社會了。在芬利看來，古代希臘城邦，尤其是雅典，就是這樣的面對面社會，因為雅典人居住在一個大約只有2600平方千米的地區，其成年男性公民，在公元前5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里，從來沒有超過4萬到4.5萬人，到公元前4世紀，更是只有兩萬到三萬人。他們過著一種典型的地中海式戶外生活，相互熟悉。所有公民居住在一個狹小的地區，而且相互熟悉，是雅典人的直接民主能夠順利運行的一個必要前提。希臘政治的基本特性，正是由這個面對面社會的特性決定的。

面對面社會所產生的第一個結果，是人們主要使用口頭而非書面語言進行交流，領導者和民眾之間保持著密切聯系。用芬利的話說，“關于公共事務的信息主要由使者、公告欄、閑談和謠言、不同委員會和集會上的口頭報告和討論發布。這樣一個世界不僅僅是缺乏大眾媒體，而是根本就沒有今天意義上的媒體。政治領袖們因為缺乏能夠保密的文件，也缺少他們能夠控制的媒體，因此必然是和他們的選民保持著直接而緊密的關系，所以也就處在選民直接而緊密的控制下。”套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雅典的政治領袖們從來不能住在深宮大院里，他們總是和民眾打成一片，時刻處在所有公民的目光監督之下。同時，城邦政治也要求這些官員必須經常和大眾打交道，因為如果不這樣的話，大眾不熟悉一個人，那在投票的時候，他也就沒法當選任何官職。他發表演說時，人們都不知道他是誰，也不太可能會聽他的。那樣，他也就不可能對國家事務產生直接、重要的影響。

面對面社會所產生的第二個后果，也是更重要的后果，是公民對政治的直接參與。首先，除了幾個職員外，古代城邦根本沒有官僚機構。你可能馬上會提出反對意見，不對啊，雅典不是有執政官、將軍、法庭，還有議事會議員嗎？怎么能說沒有官僚呢！對此芬利有解釋：所有雅典官職都是一年一任，由民眾選舉產生，而且不得連任。在任期間，還要受到公民的嚴厲監督，每年要10次接受公民的信任投票，任何一次投票不能通過，他可能就會被送上法庭。一旦被定罪，他可能不是被重重地罰款，就是被處死。所以在雅典盛行的，是公民的輪換原則，套用亞里士多德的話說，叫輪番為治，與古代其他地區和近代的官僚根本不同。

雅典國家真正的主權機構，是所有公民都可參與的公民大會。這是雅典民主政治下真正的無冕之王。芬利簡要列舉了它的權力：公民大會“對有關戰爭與和平、媾和、財政、立法、公共工程，總之，有關政府活動的各個方面，享有最后的決定權”。公民大會之外，議事會是公民參與政治的另一個重要渠道。這個由500人組成、每年抽簽選出成員的機構，在雅典國家中承擔著非常重要的任務，舉其大者，包括為公民大會準備決議草案，提出初步的處理意見；主持公民大會，可能還有清點投票和公布通過的決議；接待外來使節并將他們介紹給公民大會；監督公民大會決議的實施；負責官員日常的監督，判決某些司法案件。盡管議事會不是雅典全體公民組成的，而是每個部落通過抽簽選舉50人組成，看起來更像雅典公民的代表大會，但它與現代的代表機構根本不同。由于議事會由500人組成，且抽簽選舉，極少連任，在任何一個10年中，30歲以上的公民中，大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曾出任議事會議員，服務一整年，而且在該年十分之一的時間里作為所謂的主席團全面履行職責。議事會擔任主席團期間，會每天通過抽簽，選舉產生一名主席，賦予他崇高的地位和榮譽。芬利形象地說：“絕對真實的是，每個雅典男孩出生之后，擔任公民大會主席的機會，要超過賭徒擲出某個點的機會。”

另外，我們還不應忘記雅典的民眾法庭，過去我們一般翻譯為陪審法庭，但那些出席審判的人可不是陪審，他們是真正投票決定訴訟雙方命運的人。民眾法庭每年會產生6000名審判員，只要是雅典公民，且年滿30歲以上，都有機會當選為審判員。由于需要的人很多，這個職務是可以連選連任的。民眾法庭負責雅典大小案件的審理；到公元前4世紀，法庭還獲得了對公民大會決議的審議權。如果它覺得公民大會通過的決議不合法，它甚至可以取消公民大會的決議，猶如今天的美國最高法院。它在雅典的重要性，在阿里斯托芬的一個喜劇中以搞笑的方式表現出來。當有人向一個雅典公民展示世界地圖時，這位公民覺得不可信，理由只有兩個：一是雅典在地圖上太小，與他心目中雅典國家的地位不相稱；另一個，是他沒看到地圖上的雅典有法庭開庭。如果議事會和公民大會讓雅典公民熟悉了國家的日常事務，民眾法庭則把司法權交給了全體雅典公民。

另外，雅典成百上千的官員，除將軍等少數外，絕大多數以抽簽形式選舉產生，并且對幾乎所有年滿30歲以上的公民開放。這些官職數量不大，地位也并不顯赫，但每年數百人輪換，讓雅典公民熟悉了國家的日常管理。我們或許還可以補充一點，雅典國家絕大多數職位都有津貼，也就是說，一個智力和體力都能夠勝任公職的公民，不會遭遇因參與政治而忽視個人事務以至于影響養家糊口的境況。對于以農業為基礎、絕大多數公民不過家資中等的雅典社會來說，津貼制確保了公民、特別是貧窮公民對政治的參與。因此，對芬利而言，如此眾多的參與渠道，既鼓勵了公民對國家事務的參與，消除了所謂的政治冷淡，也讓公民有能力、有資格管理國家。

所以，芬利主張，我們不能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面對面社會中雅典人的文化水平和參政能力。如果按照今天的標準，絕大多數雅典人可能連半文盲都算不上。柏拉圖和修昔底德在批評雅典民主時，正是以此為依據的。在他們看來，治理國家需要非常專業的知識，而雅典人卻讓大多數根本沒有治國能力的人來治理國家。近代的思想家們還提出，一大幫人聚集在一起，容易出現從眾心理，形成暴民統治。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甚至說，即使所有雅典公民都是蘇格拉底，一群蘇格拉底的集會仍是暴民統治。但是，芬利認為這種觀點沒有多少根據，因為在公民大會召開之前，公民們已經就相關問題在各種場合進行過討論和爭論；在公民大會中，也不缺少了解相關情況的專家。他們會向雅典公民提出恰當的建議。尤其是我們要考慮到，正是那些在公民大會中進行辯論和投票的人，將負責執行相關決議，比如拿起武器作戰，或者分配食物和現金，并承擔其產生的后果。這些人既不是暴徒，也不是群氓，而是具有治理國家能力的公民。

芬利的這些話并非只是他的政治信仰，而是有歷史的依據。這里以雅典為例略作說明。正是在民主政治時代，雅典人擊敗了波斯的入侵，建立了提洛同盟并長期保持了在希臘世界的領導地位。盡管在與斯巴達的大戰中遭遇失敗，雅典人仍迅速從戰爭失敗中恢復，公元前4世紀再度成為希臘世界的一流強國。所以芬利說：“在我剛剛簡單描述的政府體制下，在將近200年的時間里，雅典是希臘世界最繁榮、最強大、最穩定、內部最為和平、文化上最有成就的國家。就關于政體的有效判斷來說，這種制度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