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當喀麥隆難民營的孩童在斷炊前一晚試圖用泥餅止餓時，巴黎、柏林和華盛頓的預算官員們正在“審慎評估”新一輪援助削減的幅度。2024年全球被忽視最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前十名中，非洲國家占了九席，這并非偶然。這場關乎生死的沉默，不是因為非洲的災難不夠劇烈，而是因為這些災難既不夠“政治安全”，也不具“戰略價值”。非洲從未遠離戰亂、饑荒、氣候災害、醫療崩潰和數千萬人的流離失所，但它卻在西方新聞編輯部的版面上蒸發，在各國財政廳的預算表里“被消失”。

根據挪威難民委員會的最新報告，喀麥隆、莫桑比克、馬里、埃塞俄比亞、布基納法索等國家已連續多年陷入多重人道危機：從叛軍與政府軍的內戰泥潭，到博科圣地與青年黨的恐怖襲擊，從氣旋摧毀村落到饑荒逼近城市，非洲的苦難正以復合式、高烈度、低關注的方式持續蔓延。而讓這場危機愈發致命的，是來自國際社會的“結構性忽視”：沒有援助、沒有報道、沒有外交斡旋，只有數據中的空白和政治語境里的“優先級調整”。

美國總統特朗普2025年初上任后，果斷按下了對外援助的“熄火鍵”，裁撤美國國際開發署，大砍對外援助預算，逼停數十個非洲項目。這一決定不僅終結了美國長達數十年的全球“人道霸權”角色，也為其他傳統捐助國提供了“退出正當性”。英國隨即下調對外援助比例，荷蘭、法國、瑞典等國緊隨其后宣布削減數十億美元援助。非洲，不再是道義工程的試驗田，而淪為財政緊縮下的首輪“裁員對象”。

對非洲援助的驟減早有先兆，但2024年援助缺口高達250億美元的現實，將這場慢性危機推向臨界點。那些被戰爭、氣候與政變撕裂的國家，原本就支離破碎的醫療、糧食和基礎設施系統，如今更被迫承受“金融斷供”的二次沖擊。在喀麥隆，全境110萬人流離失所，僅獲得所需援助資金的45%；在莫桑比克，ISIS分支攻占村莊之后，聯合國援助隊伍卻因“安全考量”被迫撤離；在布基納法索，近200萬人因叛軍圍困無法獲得糧食。

為何非洲會如此持續而系統性地被“人道冷落”？原因既有地理的，也有媒體的，更有政治的。首先，非洲的災難距離歐美中心遠、傳播難、成本高。在全球化疲軟、孤立主義回潮的語境中，西方民眾對遠方災難已產生審美疲勞。其次，非洲危機缺乏“政治吸睛度”，不像烏克蘭戰爭那樣具備地緣戰略意義，也不像中東局勢那樣牽動能源命脈。大多數非洲沖突既沒有“正義敘事”的空間，也不具備“可勝利”的象征性，這讓其無法登上輿論浪潮的風口。再者，部分非洲國家的軍政強人對外援的抗拒也在自絕生路。他們將人道組織視為“殖民代理”，將援助監督當作“主權威脅”，在高唱民族主義與發展主義的同時，不愿承認國內危機失控，更不愿被貼上“依賴外援”的標簽。這種拒援姿態，使得聯合國及非政府組織即使有意介入，也常因簽證延誤、行動限制、監管壁壘而寸步難行。

這些制度性的障礙背后，是對非洲人民根本性的輕視。在烏克蘭、以色列、臺灣等西方政治議題焦點中，普通人道主義個體可以成為“自由的象征”“民主的殉道者”，但在非洲，一個死于干旱、內戰、山體滑坡或武裝沖突的平民，連被“象征性敘事”利用的資格都沒有。他們既不“可憐”，也不“可塑”，因此注定被遺忘。

非洲大陸如今不僅在承受戰爭、自然災害與疾病的多重夾擊，還被迫吞下“被忽視的苦果”。人道主義援助不該被算作外交的權謀工具，更不該被預算審議當成可以隨意砍掉的“可選項”。最基本的國際責任，不該淪為誰與誰結盟、誰與誰翻臉的附庸。在多邊主義瀕臨崩塌的今天，非盟、非洲聯盟和平與安全理事會更應挺身而出，推動區域內的救援協調與政治斡旋。但現實是，非盟至今在喀麥隆、莫桑比克、布基納法索等危機上幾乎沒有任何存在感，其和平干預機制還遠停留在紙面階段。

人道主義，正在成為一場全球冷漠競賽的犧牲品。非洲的苦難，正是這一結構性冷漠的放大鏡。誰還能說自己無辜？誰又能否認這是一種“合謀的遺忘”？在我們還在為是否支援某地的人質而爭論不休時，那些死于下一場非洲暴雨或村莊清洗中的兒童，早已不會出現在任何“值得被報道”的名單中。而這一切，不是不可避免，只是被選擇性地忽視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