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古典學在中國高校逐漸受到重視，四川大學等高校已設立專門的古典學專業，標志著該學科在國內的發展邁向新階段。在國際視野中，荷蘭作為一個學術傳統深厚而體量相對較小的國家，其古典學發展路徑或可為我們提供一些經驗與借鑒。一般而言，荷蘭高校的古典學每個方向只有一名教授，包括希臘語文學、拉丁語文學、古代史、古典考古、古典語言學等方向。荷蘭古典學面臨大幅削減教育經費的嚴峻挑戰，我們不確定未來古典學的教授席位是否會因此縮減。與此同時，荷蘭新政要求減少國際生比例，減少英語授課項目，古典學的本科項目將完全回到荷蘭語授課，碩士項目或許能保留英語授課。本文訪談了荷蘭格羅寧根大學的杰瑞·瓦克（Gerry Wakker）教授與布拉姆·凡·德·韋爾登（Bram van der Velden）博士。他們不僅長期活躍于古希臘語和拉丁語的教研一線，也深度參與荷蘭古典學社群網絡的組織與學科發展，對荷蘭古典學術史十分熟悉。通過他們的觀察與思考，我們得以一窺荷蘭古典學從中學體系到大學研究、從語文學到跨學科融合的發展脈絡，以及其在當代社會中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瓦克教授是古希臘語言學教授，研究重點包括古希臘語的語法、語義和語用學。她也是荷蘭古典學OIKOS研究學校的負責人，熟悉荷蘭古典學的發展過程與國內合作。凡·德·韋爾登博士是格羅寧根大學古典學系的拉丁語言與文學助理教授。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古代拉丁評注傳統、古典學術史以及古典文獻的接受研究。他對荷蘭古典學的發展史尤為關注。采訪人白珊珊系四川大學專職博士后，格羅寧根大學訪問學者。

如何看待中學教育體系（Lyceum和Gymnasium）里的古典學訓練，這對荷蘭古典學教育有何影響？

凡·德·韋爾登：Lyceum中學和Gymnasium的區別可追溯至1968年以前的情形。當時有兩種高級中學類型：“市民高級中學”（HBS, Hogere Burgerschool）和Gymnasium。Gymnasium提供拉丁語和希臘語課程，而HBS更偏重自然科學方向。第一個Lyceum設立于1909年，則是兩者的結合。學生在兩年后（大約14歲時）可以選擇走哪一條路線，而不是像 Gymnasium或HBS那樣在大約12歲入學時就決定方向。如今，HBS已不存在，而 Lyceum一詞現在也沒有官方定義，但仍保留在一些學校的校名中。

我自己曾在Gymnasium中學教授古典語言，我認為其優勢在于學生可以盡早接觸希臘語和拉丁語。這種體系似乎沒有太多缺點，盡管學校有時會面臨削減希臘語和拉丁語課程的壓力，但由于是國家資助的體系，這些課程仍得以維持。隨著社會的多元文化發展，古典學早已不限于希臘與羅馬的傳統，教育模式也隨之發生轉變。過去博士學位尚非必需，許多中學教師同時也參與大學教學，這種教師構成要求教授同時考慮中學與高校的教學銜接。1850年代以來，涌現出不少著名教授，但中學教學工作可能會擠壓科研時間。

瓦克：荷蘭的Gymnasium中學體系在古典學教育中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它被批評為精英導向，僅適用于某一社會階層；另一方面，很多小學老師也會鼓勵有潛力的學生申請文理中學，即使這意味著他們要脫離原有家庭和朋友圈。其優勢在于學校規模相對較小，氛圍親切，學生感覺舒適。此外，一些文理中學畢業后的年長群體也組織和參與古希臘語拉丁語的讀書會，盡管這些讀書會往往仍屬精英性質。

對于Gymnasium是否是培養古典學者的“必要”機構，訪談者表示這既是精英教育的象征，也確實能在某些情況下發揮關鍵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只有Gymnasium才能提供古典語言教育，Lyceum也提供希臘語和拉丁語課程，甚至一些Lyceum的學生因為自主選擇古典語言，更加有學習動力。Gymnasium的古代語言課程需要通過考試來獲取文憑，而Lyceum則更靈活。

在面對社會與教育環境的變化時，Gymnasium模式也不得不適應改革。例如，為了配合國家政策，他們調整了古典課程內容，在保持語言教學的基礎上，強調古代世界與現代社會的關聯性，探討為何今天的學生仍需理解古代文化。這種課程調整并非簡化內容，而是使其更多樣化，強調理解和解釋文本的多元方式。這種改革是古典學者與中學教師共同參與設計的。合作是至關重要的，不僅是大學同事，還有與中學教師的合作也非常重要，因為荷蘭這個國家很小。每年的中學古典語言考試有固定的條例，考試的設置由大學教師和中學教師共同討論。

可否簡要介紹荷蘭的古典語言使用及教材情況？

瓦克：文藝復興早期，荷蘭的學者已開始教授希臘語，而拉丁語作為學術語言一直持續至18世紀。直到1976年以前，學生如要學習法語或德語，首先必須掌握拉丁語，且為古典拉丁語而非新拉丁語。新拉丁語曾是精英間交流的重要媒介，例如伊拉斯謨及其社交圈，但現在大部分高校已不再那么重視這部分內容。出于經費限制，相關課程多數被取消。

相較之下，過去語言學在古典學教育中的地位更高，阿姆斯特丹培養出一批古希臘語言學家，而如今古典語言的語言學在萊頓依然重要，但在其他高校的古典學本科生學習已經不如從前。目前荷蘭的古典學學生也會學習古典語言的語言學，包括少量的印歐語背景和希臘語的方言變化，但主要還是聚焦于古典語言的語法、句法和詞形等方面。我們的古希臘語言學課程除了使用荷蘭學者用英語出版的《劍橋古典希臘語語法》之外，還會使用荷蘭語的句法教材。我與另外三位學者合作完成了《古典希臘語句法》（BEKNOPTE SYNTAXIS VAN HET KLASSIEK GRIEKS）教材。這本書出版之前，荷蘭語學界已經出版了詞源學的教材，但沒有句法和語義學的詳細教材。目前人工智能為教學帶來了不少沖擊，我們需要提升考試題目的難度，以應對學生利用人工智能作弊。

凡·德·韋爾登：在早期現代荷蘭社會中，16—17世紀荷蘭的富裕與國際化使其選擇拉丁語作為核心的教學語言和學術交流語言。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 1540-1609）抵達萊頓后在拉丁語的領域發揮著重要影響，他的作品也是由拉丁語寫就。甚至在20世紀初仍有古典學者以拉丁語教學和寫詩。這也與當時古典學被視為藝術而非純粹科學的觀念有關。直到1920-30年代，這一傳統才逐漸消弭。格羅寧根大學曾有教授要求學生用拉丁語撰寫論文。荷蘭語語法教材的撰寫默認學生已具備法語、英語等知識基礎，這點可能與英國的古希臘語拉丁語語法教材有所不同。

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 1540-1609）

過去文本校勘在荷蘭古典學中地位非常高，但現在高校古典學課程中幾乎很難找到文本校勘的訓練了，為什么？

科貝特（Carolus Gabriel Cobet1813-1889)

凡·德·韋爾登：19世紀初，科貝特（Carolus Gabriel Cobet 1813-1889)十分反感德國的古代科學（Altertumswissenschaft）概念，推崇以古希臘和拉丁語語言能力為主導的文本校勘，反對德國以拉赫曼（Karl Lachmann 1793–1851）為代表的校勘學譜系分析法傳統。因為抄本中錯誤過多，抄工也不值得信賴。

文本校勘方面，科貝特的影響持續至其學生退休。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的沃杰爾（Jan Woltjer 1849-1917）教授撰文反對科貝特排斥拉赫曼方法的立場，到后來荷蘭學者才逐漸開始學習拉赫曼方法。1960年代，大部分文理中學仍以大量時間教授古典語言，過去學生的語言能力遠高于當代。如今，荷蘭的研究資助經費（如 NWO）更傾向于社會導向項目，文本校勘與評注類研究難以獲得經費支持。此外，撰寫校勘記目前也更傾向于使用英語，以適應更廣泛讀者群，不必再堅持使用拉丁語。

瓦克：希臘和拉丁的古典學專業項目細分為語言教育、文化歷史、文學研究三個方向。目前沒有足夠的學分將文本校勘設置為必修課，必修課的構成主要分為三大部分，一部分給拉丁語，一部分給希臘語，一部分給歷史和考古等課程。傳統的文本校勘方法在荷蘭仍被教授，但不是主流。因為學校要求必修課兼顧不同方向的學生，而非過于專精，校勘并非必修課程，時不時有教師會教授這門課。

荷蘭大部分高校古典學專業必修課的設置不是特別精專，這可能是和德國高校古典學教育的區別。萊頓大學依然長期開設錢幣學、碑銘學和紙草學等方向的課程，其他高校的碩博士主要參與OIKOS每年開設的全國范圍的希臘/拉丁碑銘學等課程，并前往希臘或意大利實地閱讀碑銘。

可否簡要介紹近年來荷蘭古典學的跨學科趨勢與流行的現代理論？

瓦克：語文學并非古典學的全部，古典學的很多學科并不總是直接與文本關聯。荷蘭古典學界較早接納各類當代理論，強調融合傳統與現代方法，非常歡迎跨學科合作，特別是與語言學理論、文學理論等領域。荷蘭古典學界樂于引入語言學和敘述學理論，如Irene de Jong在荷馬史詩研究中的敘述學應用。認知科學的方法（cognitive approach）近年來也十分受歡迎。此外，“anchoring innovation”等現代概念也很重要，用以探討古今知識的關聯。

凡·德·韋爾登：荷蘭古典學在戰后表現出跨學科傾向，相較百年前差異顯著。盡管不同國家之間跨學科程度難以比較，某些傳統仍在延續。在現代文論方面，Irene de Jong對敘述學的引介影響十分重要，在荷馬研究中極具代表性。但對其他學科現代理論的引介主要取決于學者的個體選擇。

荷蘭與鄰國學術傳統有怎樣的關聯和區別？

凡·德·韋爾登: 荷蘭古典學學界與德國的關系十分有趣，著名的沃爾夫（Friedrich August Wolf）已經接受了荷蘭高校提供的教職但未能成行，最終科貝特的老師貝克（John Bake）接受了這一職位。還有胡施克（Immanuel Gottlieb Huschke 1761-1828）、赫倫（Arnold Hermann Ludwig Heeren 1760-1842）等人曾收到邀請，克雷策（Georg Friedrich Creuzer 1771-1858）接受了邀請但后來因健康原因退出。一些德國學者曾在荷蘭任教，例如萊頓的魯恩肯（David Ruhnken 1723-1798）、格羅寧根的貝倫斯（Paul Heinrich Emil Baehrens 1848-1888），以及奈梅亨的德魯普（E. Drerup 1871-1942）。

德國的古代科學（Altertumswissenschaft）傳統最初對荷蘭的影響并不明顯，許多荷蘭學者持有反德立場，國際學術合作也很有限。直到20世紀初，越來越多年輕學者赴德深造，尤其是維拉莫維茨在柏林的教學活動，對荷蘭學子造成“文化震撼”，他們此前并未深入學習碑銘學等領域。1930年代以后，荷德古典語文學才在方法上逐漸接近，科貝特的最后一位學生退休后，文本校勘忽視拉赫曼方法的局面逐漸改觀。

比利時內部學術傳統也存在區域差異。19世紀下半葉德國學術圈無疑領先（如保利百科和拉丁語辭海TLL等項目），而荷蘭缺乏類似大型項目。事實上，各國并無單一傳統，荷蘭古典學的表現出高度多樣性。結構主義在60—70年代的法國十分流行，但在荷蘭卻沒有掀起同樣的熱潮。

瓦克：德國的古代科學（Altertumswissenschaft）傳統后來對荷蘭古典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從19世紀到1950年代，這種影響非常明顯。然而，近年來荷蘭更多受盎格魯—撒克遜傳統影響。與此同時學生閱讀荷蘭語、德語和法語文獻的比例顯著下降。

與比利時相比，荷蘭可能更刻意強調希臘語的地位。比利時學生可以選擇拉丁語配合現代語言，而荷蘭堅持拉丁語與希臘語并重，這是因為荷蘭中學老師仍然需要希臘語—拉丁語兩種語言，所以不同于德國比利時綁定拉丁語和其他與語言的情況。方法上兩國接近，如根特大學強調古代晚期和語言學，但這顯然取決于教師的研究興趣。

你如何看待目前荷蘭古典學術史的寫作？我讀到許多英語和德語的學術史作品提及荷蘭與比利時學者，但目前的古典學術史寫作更類似于人物傳記，對于伊拉斯謨、利普西烏斯之類的大人物著墨甚多，似乎較少展現整體的學術環境。

凡·德·韋爾登：你說的沒錯，過去的學術史也非常重視那些大名鼎鼎的學者，但我依然希望引介一些不太知名的學者，介紹一個時期或一個學術圈當時的知識共識與常識（common sense）。我希望未來有機會寫作一部荷蘭古典學術史。

許多學生受益于OIKOS提供的古典學課程與活動組織，我總是聽到“荷蘭古典學界每個人都認識彼此”，請問荷蘭古典學的學術網絡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瓦克：OIKOS (Onderzoeksinstituut Klassieke Oudheidstudi?n)是荷蘭古典學的研究型學校，為整個荷蘭和比利時根特大學古典學碩士生和博士生提供課程資源。目前組織9所高校研究機構，與羅馬、希臘、開羅、伊斯坦布爾等地也有合作基地。它不僅促進研究合作，也加強了不同高校之間的聯系，特別重視博士生的跨學科培養。語文學并非研究的唯一核心，我們鼓勵拓寬地理范圍、時間框架，以及關注非精英群體。在OIKOS成立前，荷蘭古典學國內合作較為松散。而近35年來，國內合作大幅改善。OIKOS 有時也與考古方向的機構Archon 合作。總體上，學界成員彼此熟識，樂于協作。我作為OIKOS機構負責人非常幸運，即使退休教授也愿意參與，他們總是回答yes,或yes please，從不拒絕我的邀請。

此外，荷蘭古典學的中學與高校合作聯系也非常廣泛，如我之前提到的，我們共同商討荷蘭古典學語言教學的課程設計、考試內容等情況，使得中學教育到大學教育的銜接與未來就業更加連貫。

出版語言的變遷也影響著古典學界的寫作方向與受眾范圍，請問荷蘭古典學的學術語言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瓦克：20世紀50年代起，英語逐漸成為古典學研究的主要出版語言。許多學者也曾用法語或德語發表作品。2000年前后，英語開始作為授課語言引入大學課程中。然而，目前部分荷蘭政治家傾向于“去英語化”，希望重新加強荷蘭語作為學術發表語言的地位。在出版方面，校勘本仍使用拉丁語為傳統語言，但英語因讀者更廣而被視為未來趨勢。因為荷蘭國家很小，核心的學術出版社主要是博睿出版社（Brill），大部分荷蘭學者出版的評注和校勘作品多使用英文，部分在劍橋和德古伊特（De Gruyter）出版。

荷蘭著名的古典學期刊《Mnemosyne》起初只發表拉丁語學術文章，科貝特曾長期編輯這一期刊，后來才逐漸引入非拉丁文的發表語言。自1968年創刊以來，《Lampas》是一本研究古希臘羅馬的荷蘭語期刊，內容覆蓋希臘和拉丁文學與語言學、古代哲學和歷史、古典考古學、接受史，以及中學教學里的古典語言和文化。不過，其中也出現過少量的英語文章。荷蘭的另一個古典學期刊是荷蘭古典協會每年出版四期的《Hermeneus》。這是荷蘭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古代科普雜志，是面向大眾的期刊，很多讀者是接受文理中學教育之后的古典愛好者。

凡·德·韋爾登：二戰前荷蘭學者多用德語發表，戰時及戰后則轉向法語，如今主要以英語發表為主。目前荷蘭鼓勵多用荷蘭語發表，而AI翻譯工具的發展可能將促進荷蘭語作為學術語言的重新使用，我們可以用荷蘭語寫作，用AI翻譯成英語，自己再校對一次，實現雙語發表。至于牛津古典文本校勘中使用英語作為校勘記的撰寫語言，我支持這點，英語比拉丁語受眾更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