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名部隊里的話劇演員，因為排練時傷了腰，不能再演出了，后來嘗試寫作，到了1962年底，竟成為專業創作員。

我一直想在舞臺上塑造一個既平凡又偉大的戰士形象，苦于不能為主人公推出一個“高潮”，找不到一個“最強音”，當然也就一直未能如愿。1963年下部隊體驗生活時，完全出于偶然，聽說兄弟部隊出了個“大事故”：一個平時很調皮的戰士被火車壓死了，禍及整個連隊，連“四好”也評不上了。那年月，評不評“四好”可是頭等大事。出于好奇，也想順便去南岳衡山散散心，我去了歐陽海生前所在的部隊。

短短五六天的采訪，無意中為我原來的構思找到了“高潮”，找到了“最強音”：和指導員的矛盾，就是高潮；死，就是他的最強音。

夜以繼日，用了28天，我寫完了初稿。

忘了是在一個什么場合，我談了為尋找心目中的英雄而深入部隊，并終于在燈火闌珊處找到了歐陽海的體會。一位好心的記者把它登在《宣傳動態》上，當時身兼廣州軍區第一政委的陶鑄看見了，大加贊許，說我的體會是《講話》的勝利——這正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歐陽海本來是一個普通戰士，雖說是因公而死，但沒有小說《歐陽海之歌》的出現，估計他永遠也成不了英雄。當然，我捧紅了歐陽海，《歐陽海之歌》也讓默默無聞的我，一夜之間也成為名人。

于是，我“紅”了起來，開始處處引人注意，用后來的話說，是“一顆新星，冉冉升起”了。

初稿是讀給解放軍文藝社的魯易副主編聽的。我曾是話劇演員，朗讀是我的本行，讀自己的作品更是讀得有聲有色，我自己邊讀邊哭，他也聽得淚水漣漣。

魯易說他當了幾十年編緝，從未見過這么成熟的初稿，便提出馬上付印。稿子正要印，問題來了。我的一位老首長，當時是總政文化部的一位領導，大約一眼看穿了我隱藏得極深的“抗上”右的實質，就說：小說的后半部分要改，歐陽海不能反對他的指導員。指導員是“黨的化身”，不能有品質上的問題。

兩天兩夜中，我一氣改寫了六萬多字。這是無可奈何的修改，為了不讓指導員有“品質”上的問題，我把一場嚴肅的思想上的沖突和品德上的差異改成僅僅是一場“誤會”。這樣，我違背了我，作賤了自己的良知，我改變了整個小說的悲劇結尾。

總政文化部的那位領導看后卻很滿意，他說，到底是我們黨我們部隊自己培養出來的作家，聽指揮，領會上級的意圖快。

1965年7月，《歐陽海之歌》在上海《收獲》雜志上發表。10月，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書。

1966年初春的某一天，領導上通知說，陳老總要接見我。其實前幾天，我們軍區政治部的一位李副主任，已找我去詳細交代過，說首長如果發問，你應該如何回答，就像彩排似的先預演過一遍了。

在從化溫泉見到了陳老總和張茜、陶鑄政委和曾志，還有吳芝圃、王匡等幾位負責人。陳老總對這本書夸獎了一番，說：“描寫社會主義時代人物的長篇小說中，寫得像《歐陽海之歌》這樣好的，還是第一部。和平時期部隊題材不好寫，可以說這是一部帶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是我們文學創作史上的一塊新的里程碑。”

陶鑄也對這本小說給予了充分肯定，又問我目前對這本書有些什么反應。我匯報說，總政文化部謝鏜忠部長傳達了江青的指示：一、不要把歐陽海寫成職業乞丐。乞丐不勞而獲，是“寄生蟲”，和貧雇農民有本質不同。我們不能歌頌流氓無產者。二、歐陽海的哥哥不要被國民黨拉去當壯丁。

他當了國民黨兵，那歐陽海不就成了反動軍人的親屬了？我們能歌頌反動軍人的家庭嗎？三、“最后四秒鐘”的描寫不好，很不好，一定要改掉。告訴金敬邁，這是非改不可的！

出乎我的預料，陶鑄同志笑著望望大家：“最后四秒鐘的描寫很好嘛，我看很精彩嘛，為什么要改呀？”

陶鑄望著陳毅道：“陳老總，你說說。”

“她的事情，沾不得。”陳老總環顧左右而言它，他手拿起一張報紙說，“我就喜歡看你們的《羊城晚報》。”

陶鑄停了停之后，非常明確地說：“不要改。不要一聽到什么意見就改。文藝作品，哪有十全十美的？今后，關于這本書的修改，你要先通過我。你是我的兵，我說了算！”

很難描述我聽了陶鑄政委這幾句話后的激動心情。我沒有料到，正是這件事，埋下了幾乎置我于死地的禍根。

《歐陽海之歌》很紅，紅在它生動地“宣揚了主席的思想”。初稿中只引用了幾段“語錄”，后來卻越加越多。我擔心過于突出個人，肉麻，不好，于是又加進了兩段《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引文。我原意是稍稍“平衡”一下，“沖淡”一下，絕沒有搞什么“兩個司令部”的罪惡意圖。真的沒有。

記得陳老總和陶鑄接見時，在座的王匡同志簡單地說了幾句，意思是書的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好，還說，再過些年你就會明白了。

小說的前半部分寫歐陽海的童年和成長，后半部分生硬地貼上了很多“語錄”。評論文章中幾乎是眾口一詞地對后半部分大加贊揚。王匡同志的幾句話，有膽有識，其實我當時就明白了，那年月，就那個氣氛，部隊按上級的旨意，搞的就是那一套，也符合當時的“生活的真實”。但它是經不起歷史檢驗的。王匡同志不便于明說，我也假裝沒有聽懂。

1967年4月，接到總政通知，要我立即趕到北京，等候首長的召見。

那一天，我被召進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屋里坐滿了人，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還有謝富治、葉群等人。

沒等我坐下，江青說話了：“金敬邁，怎么，我提的那幾條意見，你不改？你真是個大作家呀！這么大的架子？”

這劈頭幾句，真把我嚇傻了。我沒有敢申辯，幸虧沒申辯。“我告訴你，”江青接著說，“你那最后四秒鐘呀，是《雁南飛》！就是蘇修那部《雁南飛》在中國的翻版，你知道嗎？我是為了保護你，才故意沒給你指明，只說不好，很不好，叫你一定要改掉。我讓謝鏜忠告訴過你，這是非改不可的！我看你還是個解放軍，想保一保你，也才沒有對紅衛兵小將們講。只要我說一聲，他們早就來揪你的人，燒你的書了！”

《雁南飛》我看過，是蘇聯一部描寫衛國戰爭的電影。劇中主人公臨犧牲前，導演拍了很多空鏡頭，天在轉，樹也在轉，主人公望著旋轉的天空旋轉的樹，慢慢地慢慢地倒了下去。據當時的批判文章說，這是寫了英雄臨死前對生命的留戀，是修正主義的大毒草……

還沒等我緩過氣來，江青又說：“書里那兩段‘黑修養’是怎么來的？是你自己寫的，還是誰叫你加上的？你大膽說，不要怕！哼，你不說我也猜得出來，恐怕又是你們那個‘陶政委’的主意吧？今天總理也在，你只管大膽講，是不是他叫你加上去的？”

我連忙回答：“是我自己寫的，是我自己寫的。”看見我滿臉通紅，一臉尷尬，總理拐了個彎說：“總政治部有個報告，最近又有50萬冊《歐陽海之歌》印好了，但情況有了變化，只能壓在倉庫里。不刪去《修養》中的那兩段話，是不能發行的。積壓在倉庫里，也是對國家財產的浪費嘛。”

“不行。光刪去不行！”江青說，“要消毒，要批判！不能放了毒以后，一走了之！告訴你，金敬邁，要不是總理幾次提到你，我今天是不會對你這么客氣的。小說怎么改，還是聽總理的。”她換了個口氣，像變成另一個人似的，望著我說，“來來來，今天是總理請你吃飯，我們……”她環顧周圍的領導人，“我們作陪。”

1967年4月，北京已滿大街是“打倒某某某”的大標語。誰也知道這是大有“來頭”的。就憑我的那點覺悟，那點水平，就看我當時的處境，就秤秤我那一身軟乎乎的輕骨頭，我當然遵旨，不僅刪去了《修養》中的兩段引文，而且進行了批判。對“最后四秒鐘”的那點“愛”，也毫不痛惜地割掉了。

我戰戰兢兢地把修改稿托蕭華主任送釣魚臺審查，心里惶惶不安。出乎預料，江青看后說比過去的好，可以先發行，她還要組織人寫評論文章。接著《人民日報》就把修改過的《與人為善》全文發表了。

我出賣了我自己。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背叛了我的良知。

后來的一切就像我當年演戲一樣。不久，我成了首都慶祝“五一”文化活動的負責人；再不久，我又兼任《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紀念文章的定稿人；再再不久，我以“解放軍負責人”的身份上了天安門城樓；最后，我竟成了“中央文革”文藝組的實際“負責人”。

“負責人”沒當幾天，江青說：“起用金敬邁本來就出于不得已，現在看來，金敬邁不是我們的人。”

果然，沒過多久，前后也就是四個月零三天，由謝富治簽發的逮捕證，以我“收集中央領導同志黑材料，陰謀反對毛主席”和“趁主席南巡時，陰謀進行綁架”等罪名，將我反銬雙手，投入了秦城監獄。

在秦城監獄里，14道鐵門層層鎖住，單身監禁七年零四個月，2684天，然后釋放出獄，送河南許昌某農場改造485天——兩項相加，3169天。

三千多天，也算“彈指一揮間”吧！“四人幫”居然倒了。我和江青“交換場地”，她進了秦城一號。

《歐陽海之歌》總共發行了大約兩三千萬冊，《收獲》發給我2040元稿費，解放軍文藝社不發稿費，只給了點修改費和樣書。我除去還了300多元的賬以及買了一臺收音機外，交了1500元黨費。后來發的200元修改費，我也全數上交給黨小組了。

1967年在北京時，妻子不知從哪兒東挪西湊了600元給我寄去，存在沙灘一個儲蓄所里，是給我交伙食費和買煙抽的。謝富治簽署逮捕令時，通令全國所有的銀行“凍結”金某人的存款，以為我是個“××萬元戶”，其實，我們全家就那600元，其中還有一部分是些好心的老戰友們支援的。3902天之后，我滿頭白發，拿著“平反通知”，步履蹣跚地從沙灘儲蓄所取回739元5角8分。這多出來的139元5角8分，大概就是利息吧。

1978年正式平反后，遵解放軍文藝社之囑，將《歐陽海之歌》又刪改一遍后再版。1979年，天津人民廣播電臺重播《歐陽海之歌》。我隨《神州風雷》劇組去北京參加國慶30周年的獻禮演出，見到了鄧穎超。她對我說：“前不久，聽到天津臺又在播《歐陽海之歌》，我知道你的問題解決了。這些年來，我們到處打聽你，知道你是被他們抓起來了，可我們也沒有辦法。只可惜呀，總理沒能再次見到你。”鄧穎超還問我，關了這么多年，身體怎么樣，要不要留在北京看看病。我再三感謝她的關心。

1980年的2月底還是3月初，為劉少奇平反的這一天終于來到了。很多人都激動不已，我也處在激動之中。是啊，“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少奇同志臨終的這句話，說得多好啊！

想起我的那段劣跡，我真心實意地感到慚愧，羞于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