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瑞士蘇黎世的美瑞基金會峰會上，美國財長貝森特透過屏幕向全球政商精英重申他的“診斷”：“中國經濟必須停止所謂的‘過度生產’，以幫助緩解全球失衡，并轉向消費型社會，為消費經濟打下基礎。”他語氣篤定，仿佛在宣讀一份不容置疑的處方。這番話并非突發奇想。4月份，貝森特就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上多次“把脈”：他宣稱中國“依賴出口的模式不可持續”，要求其放棄發展中國家待遇，并接受美國“幫助”實現經濟再平衡。

他甚至拋出一個誘餌：若中國削減出口，美國愿以能源技術交換支持其制造業回流——看似“雙贏”，實則暗藏讓中國自斷產業鏈的算計。貝森特的“藥方”表面關切全球經濟，卻處處服務于美國戰略利益。美國制造業空心化并非中國造成，而是資本逐利與產業外遷的結果。2024年美國財政赤字突破1.3萬億美元，公共債務上的利息支出高達5820億美元。貝森特將矛盾引向中國“產能過剩”，實際上是為國內經濟失衡尋找替罪羊。美國真正焦慮的是中國產業鏈升級：光伏、新能源車、稀土加工等領域，中國已掌控全球80%-90%的產能。

掌握這些產業等于掌握了未來，逼迫中國“消費轉型”，意在削弱中國高端制造優勢。美國前任財長耶倫曾在國會聽證會上坦言：制裁中國是為“保護美元地位”。人民幣在國際結算中份額攀升，尤其俄烏沖突后多國轉向本幣交易，動搖了美國“印鈔全球買單”的特權。貝森特的轉型呼吁，本質是阻撓中國通過貿易強化貨幣影響力。

面對美方施壓，中國以“雙循環”戰略給出答案。2024年“以舊換新”政策拉動消費超7200億元，跨境電商試驗區擴圍，消費已成增長主引擎。出口方面，對“一帶一路”新興市場出口占比升至56%，光伏、風電等綠色產品成為新名片。另外，當美國在休戰期突襲中企、斷供國產大飛機發動機，中國隨即對釤、鏑等7類稀土實施出口管制，直擊美國軍工與新能源命脈。福特因缺稀土關閉芝加哥工廠，F-35戰機生產線告急。“打，奉陪到底；談，大門敞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的表態，揭穿了美方“既要中國讓步，又對華科技封鎖”的雙標邏輯。5月達成的中美90天關稅休戰協議，已經很難再緩解美國內心的焦慮。

協議簽署后不久，美國即切斷對華人工智能芯片的供應；兩周內又威脅對中國起重機加征50%關稅。而中方的稀土管制讓美國87%的軍工供應鏈陷入被動，五角大樓報告顯示千余種武器系統受影響。洛杉磯港執行董事塞羅卡證實，盡管休戰，進口量仍未恢復，“商品短缺推高民眾生活成本”。這場博弈中，貝森特的“轉型論”更像是為美方違約行為涂抹的遮瑕膏，是典型的自己生病卻要別人吃藥。

諷刺的是，真正需要轉型的或是美國自身。日內瓦會談后，貝森特私下承認“中美貿易談判進展停滯”。他一邊要求中國開放市場，一邊筑起“小院高墻”。美國國內消費占GDP高達68%，制造業崗位比2000年減少400萬，卻妄想中國當“只買不賣的冤大頭”，以方便美國完成資本回流和產業轉型，搶奪中國市場。

貝森特的“藥方”，是要求中國在美元霸權書寫的規則下自縛手腳。但今日的中國早已認清：經濟轉型的節奏只能基于國情自主把握，而非屈服于他國戰略焦慮。當福特工廠因稀土斷供停產、美國港口空集裝箱堆積如山時，華盛頓或許該先治好自己的“失衡病”——畢竟，可持續的全球經濟，從不是靠打壓別人來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