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原華中十地委書記金柯輾轉來到了蘇北解放區,一下子引起很多人關注。
華中十地委早于1947年中,就被敵人破壞,被捕的人中,不光是有地委書記金柯,副書記楊斌、常委兼社會部部長任天石,辦事員張達平等人也一同被捕。
被捕的同志中,幾乎所有人都熬過了酷刑,唯獨金柯選擇了叛變。軍統保密局任命他為軍統蘇南特別研究組組長,并授予他少將軍銜,還要他重新打入蘇北解放區、
不過,就在金柯自以為得計之時,卻被暗中埋伏的戰士們一擁而上,當場抓捕。
就在金柯怒斥眾人時,陳丕顯慢悠悠的從后面走出來,當場揭破了他的身份,金柯還要狡辯時,陳丕顯拿出了一封信給他看。
金柯看后,一下子癱倒在地,再也說不出話來。
陳丕顯給金柯看的那封信,是與他一同被捕的地委副書記楊斌通過秘密渠道寫來的信,信中指出要組織上小心提防金柯。
令人惋惜的是,當時楊斌早于幾個月前,就被敵人折磨犧牲在獄中,他并沒有看到,自己送出的情報,幫助組織上清理了一個大叛徒。
一
1912年,楊斌出生于安徽當涂縣一個貧苦的的船民家庭,本名謝遠源。
少年時代的楊斌便十分聰明,盡管家庭貧困,但家里還是花了不少精力供他讀書,楊斌先后在江蘇高淳縣的萃英小學、江蘇省立南京中學讀書,成績十分優異。
楊斌讀中學時,正值九一八事變,南京中學的學生自發組織了反日愛國學生運動,楊斌也積極投身其中,奈何當時國民黨當局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原則,楊斌也受到了學校處分。
圖|楊斌
漸漸地,楊斌對國民黨當局腐敗的統治失望,后來在胞兄謝遠達的鼓勵下,考入安徽大學經濟系,不久后安徽大學經濟系并入北京大學,楊斌遂前往北平。
到北平后的楊斌除了繼續學業外,還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并漸漸萌生參加革命的想法。
1935年12月,楊斌在北平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二九”運動,不久后即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并于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也是在此時,楊斌正式改名。
不久后,楊斌受黨組織委派赴山西工作,后來又到了延安。
抗戰全面爆發后,楊斌于1938年受黨組織委派,赴皖南新四軍軍部工作,后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
1940年10月,黃橋決戰后,當時中央要從上海向蘇北根據地運送大量的軍政干部人才,中共中央東南局以及新四軍軍部在仔細考量后,選擇了楊斌來完成這個任務。
楊斌后來很好的完成了這項任務,因此后來新四軍開辟和發展黨在白區的工作,很自然的就選中了他。
皖南事變后,新四軍在上海設立辦事處,楊斌出任了辦事處主任,上海辦事處的工作任務結束以后,楊斌又在蘇北建立起了蘇中區黨委秘密工作部機關。
圖|1941年,楊斌(右)與陳丕顯在上海的合影
整個抗戰時期,楊斌坐鎮淪陷區,秘密領導上海一線的地下工作,使得黨在白區的工作得以發展。
1944年7月,鑒于抗戰形勢發生變化,蘇中區黨委成立了城市工作部,并點名富有城市工作經驗的楊斌任部長。
抗戰勝利后,楊斌調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二地委組織部部長。
二
楊斌的身體情況其實一直都不是很好,早年在淪陷區工作期間,就身患肺結核,當時他手中掌握著黨組織的經費,本來可以讓自己生活的好一些,但他知道組織上的經費一分一毫都來之不易,甘愿過著清苦的生活,甚至比淪陷區的百姓日常用度都要差。
抗戰勝利后,組織上本打算安排楊斌到大連休養,但楊斌堅持要留在一線工作。
時任蘇中區黨委書記、蘇中軍區政委的陳丕顯多次勸說楊斌,要他遵從組織命令,留在后方養病,但楊斌卻反問:
“是不是我不能工作了?”
陳丕顯的夫人謝志成多次登門勸說,但最終也無功而返。
圖|楊斌贈給仇甫成的半條毛毯
后來楊斌對妻子吐露過心聲:
“現在革命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關頭,正是黨需要同志們為革命出力的時候,我在解放區無法堅持工作,但到敵占城市去搞地下工作還是可以的。我又有幾年秘密工作經驗,為什么不到這一條戰線為黨干點工作呢?組織上和你都要我去山東療養,我去到那樣的環境里,整天無所事事,我能心安理得嗎?不但養不好身體,悶也要悶出病來。你應該理解我這樣的心情。”
1947年初,楊斌任華中十地委副書記,留在上海負責十地委城市工作部的工作。
當時,上海白色恐怖非常嚴重,楊斌時刻面臨危險
1946年9月,華中十地委成立,金柯任書記,楊斌任副書記,負責十地委城市工作部的工作,任天石任常委兼社會部部長。
可令人沒有想到的是,華中十地委剛成立不久,就暴露在敵人面前。
1947年春,任天石不幸被捕,楊斌經過調查后認為,組織內部出現了叛徒,當時華中十地委秘密辦公機構就設在上海,十分的不安全,為此楊斌曾建議金柯,不如將辦公機構轉移到杭州,為此還曾兩次赴杭州去找房子。
可這時候敵人已經通過叛徒,摸清了十地委組織領導機構,甚至還在《江蘇日報》公然刊載懸賞緝拿十地委“匪首”的啟事,十地委主要領導者金柯、楊斌都暴露在敵人面前。
金柯過去深受黨組織信任,辦事能力強,然而在最關鍵的領導崗位上,卻麻痹大意,喪失了應有的警惕性,他把楊斌在杭州的住址告訴了混入組織內部的趙萬和(此人抗戰時期在鎮江曾任汪偽自衛團負責人),造成了重大安全隱患。
1947年5月13日,趙萬和在上海被捕,隨即叛變,供出了楊斌等人的住址,第二天,楊斌、金柯就被捕,敵人甚至無需通過甄別,就知道了他們的身份。
楊斌、金柯等十地委領導人被捕后,敵人將他們押送到南京的國民黨首都衛戍司令部看守所關押。
在出發前往南京的火車上,楊斌注意到了被捕的人中還有十地委工作人員張達平,遂悄悄在桌上蘸水寫下一個“共”字,張達平心里很清楚,這是楊斌在提醒他,不要忘記共產黨員的身份。
令楊斌萬萬沒想到的是,張達平在事后熬住了酷刑折磨,而身為十地委書記的金柯,卻在事后叛變了革命。
三
金柯在被捕之初,即受到嚴刑拷打,但最初并沒有屈服,可這時敵人想了個高招,他們把與他一起被捕的妻子也拉到他面前,甚至還把金柯藏在鄉下的孩子也帶了過來。
在敵人威逼利誘之下,金柯終于妥協,甚至還勸服妻子一起“自首”。
金柯叛變后,隨即供出了我黨在上海、蘇南、山東等地一些地下領導機構和外圍工作組織、秘密經濟據點,造成了百余名同志被捕入獄。
為了發揮更大的作用,金柯故意讓特務繼續把他關在牢里,由他不斷地勸說獄中的同志們妥協。
楊斌察覺到了金柯思想的動搖,于是趁著敵人不注意之際開會,向眾人表達自己的態度:
“這次十地委遭受破壞,我和老金負有嚴重責任。張(張達平)身份沒有暴露,十地委被破壞的慘痛教訓,只能依靠老張向黨匯報。我和老金都是地委書記,身份完全暴露,不能存任何幻想。與其烏漆墨黑地生,不如光明磊落地死!”
事實上,當時敵人不僅抓獲了金柯的妻子,還把楊斌的妻子王力維也抓了,他們企圖用同樣的手段,逼迫楊斌投降。
可楊斌自始至終不為所動,還勉勵妻子也不要動搖。
考慮到金柯叛變以后,敵人勢必要利用他打入組織內部,為了提醒組織上注意金柯,楊斌與任天石在獄中寫了封給組織上的一封信。
當時,與楊斌等人一同關押的,還有一位經常在解放區做生意的商人艾星華,在經過考察后,楊斌認為艾星華十分可靠,于是委托他將這封信帶出獄中,為了防止特務搜身,楊斌還偽造了一封信,故意放在顯眼的位置。
在艾星華出獄時,敵人果然發現了事先偽造好的那封信,頓時放松了警惕。
1948年3月,艾星華出獄以后,輾轉來到山東解放區,并將楊斌在獄中寫的信交給組織上。
也正因為有楊斌提前警示,金柯在出獄后,本打算偽裝潛伏在解放區搞破壞,但才進入解放區不久,即被捕拿,對于在獄中叛變出賣同志一事,金柯供認不諱。
有資料顯示,全國解放后,金柯被判處槍決。
遺憾的是,因為楊斌身體本就不好,后來在獄中長期關押,又遭受酷刑,身體急轉直下。直至生命最后時刻,他仍然勉勵王力維、張達平繼續與敵人作斗爭。
1948年4月,楊斌因肺病發作,病勢逐漸沉重,隨后敵人以治病為名,將他抬出監獄,折磨致死。
楊斌犧牲時,年僅35歲。
值得一提的是,楊斌在出發去上海之前,曾委托組織上把他的皮箱交給他哥哥謝遠達,因為兩兄弟從1939年以后,就失去了聯系,楊斌最初以為哥哥已經犧牲,所以才托組織上尋訪。
在楊斌犧牲后,陳丕顯一直致力于尋找謝遠達,但始終也沒有消息,一直到1983年,情況才有了變化。
1983年9月23日,天津市老干部參觀團來到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參觀。
當時,謝遠達就在參觀團中,意外之下竟然發現了烈士楊斌的照片就是他四弟謝遠源。
事實上,在過去幾十年,不光是謝遠達在尋找弟弟,黨組織也花了很大的精力,來尋找楊斌的親屬。盡管雙方找的是同一個人,但因為名字不同,以至于蹉跎了幾十年。
1984年4月,謝遠達在天津與陳丕顯見了面,陳丕顯這才把當年楊斌托給他的皮箱轉交給他。
1985年清明前后,謝遠達將弟弟的這只皮箱,捐贈給雨花臺烈士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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