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8日，恰逢鐵血詞人辛棄疾885周年誕辰，董宇輝與聶圣哲的名字不約而同地席卷全網。當天，在聶圣哲因批評董宇輝而備受質疑之際，于東來高調發聲，稱其為“時代的智者”，指責支持董宇輝的群體“缺乏思考能力”。

當“爆紅”遇見“去疾”，當流量邂逅經典，這究竟是時光的戲謔，還是先賢跨越千年的暗喻？——“心病久矣”，這個時代，或許正渴望著一劑文化的良方。

“宇輝”二字跳動著時代的脈搏，董宇輝在信息洪流中打撈著文化的星光；

“圣哲”一詞鐫刻著智慧的印記，聶圣哲在歷史長河中激蕩著當代的浪花。

熱點如風，可載經典遠行；經典似光，亦能點亮熱點。但愿二者相生相長，終成文化長河的奔涌。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白居易的箴言穿越千年，至今振聾發聵。閑時讀書，忙時書寫，記錄熱點，傳承經典，描摹小人物，刻畫大人物，追憶老人物，這已成為我生活的常態。熱點是時代的呼吸，經典是文明的脊梁，而那些鮮活的人物，無論尊卑，都是歷史長卷中最動人的筆觸。

為何要執著于寫作？因為今日的熱點終將成為明日的經典，昨日的經典也曾是當時的熱點；今日的大人物終會變成歷史的老人物，此刻的小人物或將書寫未來的傳奇。就像敦煌藏經洞的抄經生不曾想到，他們為糊口而作的“熱點文案”，恰恰成了千年后的“經典文存”。若以文字丈量時間，所有的時代都在此刻交匯。

董宇輝：流量時代的超級符號

當一個人成為流量時代的文化符號時，成為爭議的焦點似乎也成了必然。董宇輝在直播帶貨領域的爆火，堪稱一場“現象級事件”。

2022年6月，他在東方甄選直播間以“知識帶貨”的獨特方式成功破圈。彼時，其他主播還在聲嘶力竭地喊著“9.9元秒殺”，他卻用“阿拉斯加鱈魚躍出水面”這樣充滿詩意的文案，將大米賣出了別樣的文學質感。

這種把詩詞歌賦、歷史哲思巧妙融入商品講解的模式，如同一股清新的春風，吹進了浮躁喧囂的直播生態，讓觀眾恍然意識到：原來帶貨也可以是一場“腹有詩書氣自華”的精神對話。

他的直播間，已然成為快節奏時代的“文化避難所”。當他講述蘇東坡“一蓑煙雨任平生”的豁達人生時，觀眾仿佛忘卻了下單的初衷，沉浸在詩詞所營造的意境之中；聊到“谷賤傷農”時，他紅著眼眶訴說農民的不易，讓帶貨這一商業行為充滿了人文關懷的溫度。

這種“用知識包裹商業”的獨特氣質，不僅讓新東方的股價一路飆升，更讓他收獲了“賣米詩人”“文化主播”的美譽，被視為“讀書人在流量時代的勝利”。

然而，隨著名氣的急劇飆升，董宇輝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盛名之累”。2023年的“小作文事件”，將他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粉絲指責公司“去董宇輝化”，俞敏洪被迫對公司架構進行調整。這一事件，無疑是兩人關系中的一段微妙插曲，外界紛紛猜測師徒之間是否產生了嫌隙。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一風波暴露了公司在發展過程中，明星員工與企業管理層在利益分配、品牌定位等方面存在的潛在矛盾。董宇輝彼時的影響力，已然成為東方甄選的一塊金字招牌，粉絲對他的過度關注與力挺，使得公司內部的管理天平出現了傾斜。

而公司強調的團隊協作、品牌多元性，又與董宇輝個人IP的強勢擴張產生了摩擦。好在，風波過后，兩人選擇了相互理解與妥協。俞敏洪對董宇輝的才華依舊予以認可，董宇輝也未曾忘卻俞敏洪的知遇之恩。

2024年，董宇輝離開東方甄選創立“與輝同行”，卻又被貼上了“忘恩負義”的標簽。但實際上，從俞敏洪后來的種種舉動不難看出，兩人的關系并非簡單的“決裂”。俞敏洪不僅安排資金助力董宇輝收購“與輝同行”，還將該公司的全部凈利潤獎勵給董宇輝，并大方表示公司是送給董宇輝的。

在公開場合，俞敏洪也多次強調，他與董宇輝之間并無隔閡，盡管雙方在業務上存在不同看法，但彼此是忘年交。董宇輝同樣在直播中回應，他和俞敏洪關系良好，只是因簽了合同，有些細節不便透露，但兩人之間確實不存在問題。

由此可見，他們更像是在商業發展的道路上，基于不同的戰略考量，做出了各自的選擇，卻依舊保留著對彼此的尊重與情誼。公眾對他的期待，也從“帶貨主播”升格為“青年典范”，要求他必須完美踐行“橫渠四句”，這種道德綁架讓他的每一次發言、每一次選品都被無限放大。

董宇輝出身農村，憑借自身的不懈努力，從英語教研主管成功轉型為知識帶貨主播，他的成長路徑充滿了勵志的色彩。他在直播間營造出的濃厚文化氛圍，讓知識傳播變得更加親切、日常，使大眾尤其是年輕人在消費場景中真切地感受到了知識的魅力，激發了他們對文化學習的濃厚興趣。他的成功，充分證明了知識在流量時代依舊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和變現能力，為知識傳播開辟了全新的商業模式與路徑。當然其發展也自有商業周期。

聶圣哲：輿論漩渦中的批判者

聶圣哲是一位跨界學者、企業家和教育實踐者，他首創“匠士學位”，踐行養活教育。對于管理實踐有其創新性，他曾說，職工不是企業主人，勞資是健康文明的雇傭關系。但在人格平等前提下，賦予員工極高尊嚴，如禁用“打工”一詞，稱其為“工作者”。該理念被納入《德勝員工守則》，成為管理學界經典案例。他還是文藝創作的多面手，創作小說、詩歌、戲劇，其導演的電影曾獲國際艾美獎，編劇的黃梅戲也曾獲中國戲劇梅花獎。

聶圣哲對董宇輝的批判最近引起廣泛關注。他斥責董宇輝“賊眉鼠眼”，質疑其文學水平“配不上傳播貢獻獎”，甚至斷言“若青年以董宇輝為榜樣，那我們的青年是沒有希望的”。這些尖銳的言論，如同一把把火苗，迅速點燃了網絡，讓他從一個“德勝洋樓創始人”搖身一變，成為眾人眼中的“反董先鋒”。

然而，他的批判邏輯看似“犀利”，實則充滿了矛盾。一方面，他撕開了董宇輝直播間的文化偽裝，指出“詩詞講解最終是為賣貨服務”，深刻揭露了商業邏輯與文化表達的本質沖突；另一方面，他又用“忘恩負義”等道德大棒攻擊董宇輝離開新東方的選擇，將商業博弈上升為“倫理審判”。

他一直在研究“國民性改造”，可能將一種集體的批判轉移到董宇輝個人身上，似乎有些“不能承受之重”。

聶圣哲曾創辦德勝魯班木工學校，倡導“平民教育”，展現出對社會教育層面的深度思考與實踐。但在網絡上，他卻用“賊眉鼠眼”“董個球”等粗鄙語言攻擊對手，多少帶有情緒性的表達。

盡管聶圣哲存在諸多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在教育、商業、文化等多領域均有涉足，其創辦學校、提出“養活教育”理念，顯示出他對社會教育層面的深度思考與實踐。

他對董宇輝的批判，從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傳統知識分子對新興文化商業模式的審視，試圖堅守知識傳播的純粹性與嚴肅性，避免過度商業化對知識內涵的消解。

交鋒本質：三重矛盾的集中爆發

董宇輝與聶圣哲的虛空交鋒，實則是三重矛盾的集中體現。

其一，文化與商業的矛盾。前者用詩意的語言消解帶貨的功利性，后者則用“商業本質論”戳破理想的泡沫。

然而，真相是任何內容創作者都需要商業變現來支撐，就像大樹既要向著天空伸展枝葉（追求文化價值），也要深深扎根土壤（獲取商業支撐），二者并非對立，而是相互依存的關系。

其二，流量邏輯與傳統權威的矛盾。董宇輝代表的新媒體知識分子，憑借用戶的喜愛實現逆襲；聶圣哲代表的傳統批判者，則試圖用“權威姿態”奪回話語權。當羅永浩喊俞敏洪“鐵公雞”未被窮追猛打，唯獨董宇輝被揪著不放時，暴露出的是對“草根逆襲”的隱秘排斥。

其三，完美人設與真實人性的矛盾。公眾既渴望董宇輝成為“道德完人”，又迷戀聶圣哲的“敢說敢罵”。但實際上，無論是“賣米詩人”還是“民間偉人”，本質上都是被標簽化的符號。

這場爭論最為諷刺的地方在于，當網友為“誰更純粹”吵得不可開交時，董宇輝的新賬號粉絲突破千萬，聶圣哲的視頻播放量破億。

在“流量至上”的規則里，沒有真正的輸家，只有被算法玩弄的看客。或許正如網友調侃：“這哪是罵戰？分明是互聯網時代的雙簧表演。”董宇輝與聶圣哲，看似處于輿論天平的兩端，實則相互映照出當下時代文化傳播與價值評判的復雜圖景。

董宇輝讓大眾看到了文化在商業浪潮下的創新生機，即便被商業裹挾，也能綻放出溫暖人心的光芒，激發大眾對美好生活與知識的向往；

而聶圣哲的存在，則如同一劑清醒的良藥，時刻提醒著人們在文化狂歡中，莫要忘卻文化本身的深度與嚴肅性，莫讓商業徹底侵蝕文化的內核。

他們的交鋒，促使大眾去深入思考文化傳播的邊界、知識的價值以及在流量時代如何堅守本真。

同與異：價值觀的多維映射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令人困惑的時代。當董宇輝在直播間吟誦“人間值得”時，聶圣哲正在車間講授“生存之道”。這兩位看似走在不同道路上的人物，卻在當代中國的虛實空間里投下了意味深長的疊影。

從身份上看，一個是新東方名師轉型的直播帶貨主播，一個是跨界教育家、實業家、平民教育倡導者，他們都是不同賽道的文化傳播者；

從表達風格上，一個是詩意化語言、文學性表達、情感共鳴，一個是犀利直白、批判性思維、現實解構，他們是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美學對立；

從傳播內容上，一個是知識普惠、精神激勵，一個是生存教育、技能本位，他們走的是理想照進現實的不同路徑；

從受眾群體上，一個的受眾是城市知識青年、文藝愛好者，一個的受眾是職業教育需求者、實業從業者，他們是不同社會階層的文化需求映射；

從傳播模式上，一個走的是互聯網直播的即時互動，一個走的是線下辦學和自媒體傳播，他們是數字時代文化傳播的兩種典型模式；

從追求目標上，一個追求的是文化消費升級中的精神滿足，一個追求的是教育公平視角下的實用主義，他們是消費主義與實用主義的當代博弈；

從理念探討上，一個涉及知識付費的邊界討論，一個涉及教育功利化的質疑，這是轉型期中國教育理念的結構性矛盾。

所謂的同與異，本質上都是價值觀的體現。我們的人世間幾乎所有的距離遠近、糾纏不休，根源都在于價值觀的不同。因為價值觀指向的是看待事物的角度，角度不同，看到的世界也就截然不同，觀點自然也就不一樣。你說大家錯了嗎？大家都沒錯；你說大家都沒錯嗎？大家也都錯了。

在這個價值多元的時代，我們需要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培養“多焦點視覺”的能力。正如哲學家以賽亞·伯林所言：“狐貍知道很多事，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或許，真正的智慧在于理解：刺猬的專注與狐貍的廣博，都是應對世界的合法方式。

作為圍觀者，我們又該如何在紛繁復雜的世界里打撈理性呢？

當輿論旋渦漸漸平息，我們更應該深入思考——對董宇輝而言，如何在“文化人設”與“商業變現”之間找到平衡？當粉絲用“橫渠四句”綁架他時，他是否還記得最初打動觀眾的“真誠與質樸”？在與俞敏洪的合作與分離過程中，他又該如何汲取經驗，更好地經營自己的事業與個人品牌？

對聶圣哲而言，批判的價值在于推動思考，而非制造對立。當“罵董宇輝”成為流量密碼時，他是否還能守住“知識分子”的批判底線？

對公眾而言，我們為何總愛將人捧上神壇再狠狠摔下？從“小鎮做題家的逆襲”到“忘恩負義的小人”，董宇輝的標簽變換，折射出的正是時代的浮躁與焦慮。

或許正如易中天在直播間的隱喻：“當有人問‘誰是曹操，誰是董卓’時，答案從來不在別人口中，而在我們是否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在這個價值破碎又重組又被流量裹挾的時代，我們需要的不是非此即彼的站隊，而是培養“全景思維”的能力——既要看得見董宇輝閃耀的星光，也要讀得懂聶圣哲書寫的土地。

因為真正的文明進步，從來都發生在理想與現實的辯證運動之中。

No.6389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知止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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