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后，時間成為文學中的核心概念。錢杏邨繼承了五四知識分子強調的現代時間觀，為“時代”賦予了絕對性力量，由此完成了對魯迅作品的批判。這種“時代已死”的斷言是為了給革命文學開辟空間，是當時文藝思想和革命現實的直接反映，也與錢杏邨自己的文藝目標相關。

在《死去了的阿Q時代》中，他以堅決的斷定口吻、集體的主體宣判者和預設的觀眾完成了一次開放性的審判，其核心之一就是對國民性的切割。他以未來為向度，進步為目的的超越性時間觀必然與革命實際相脫節，走向失敗，但仍然是革命歷史上一次寶貴的經驗探索。

錢杏邨作《現代中國文學作家》，1928年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收錄《死去了的阿Q時代》

一、“死去了的時代”：告別五四時間

進入現代，時間變成了一個極端重要的要素。從五四文學到革命文學，“時代”是一個核心語匯。面對迅速動蕩和轉向的政治、文化巨變，作家在時代面前感到難以安放自身的焦慮、動搖的彷徨，或是不確定的危機感。文學家們必須通過命名和描述以框定和把握自己面對的時間，來獲得一種時代變動中的安定感。

尤其是1920年代以來，革命成為三大黨共同推行的主流意識形態，他們一致“認為革命是一了百了地解決國家和民族問題的根本手段。這種對革命的積極認證和遐想式期待，使革命日趨神圣化、正義化和真理化。革命被建構成為一種與自由、解放、翻身、新生等意涵相關聯的主流政治文化”。[1]同時，三個政黨也不斷爭奪著對“革命”的唯一正統解釋權，這種爭奪既包含著政治力量的消長支撐，也包含革命文學概念的建構。

一方面是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高漲（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五卅運動、湖南廣東農民運動……），一方面是國民黨倡導“革命”又鎮壓革命，血腥屠殺，制造白色恐怖，左翼知識分子必須厘清革命概念；一方面是新文化陣營的嚴重分裂，五四運動退潮，一方面是文化保守主義的回潮和封建殘渣的泛濫，左翼知識分子亟需為新的戰斗思想搖旗吶喊。

現實革命形勢的變動判定了既有經驗的失效，五四所規劃的歷史圖景之焚毀。在1927年國民黨的大清洗后，受驚的知識分子普遍轉向反思先前的思想道路。魯迅在廣州的“進化論”之轟毀，正是一個代表。中國革命的性質與前途重新被列上亟待解決的問題清單，知識分子尋求一種新的時間解釋，來納入使他們措手不及的現實變動。

時刻強調“時間”的在場，正是這種急迫和焦慮的文本表征，也是知識分子對時代召喚的自覺。但他們的“時代”，是充滿主觀性的時間，在不同人的不同文本里，時代有自己的節點和速度，實際上并不存在一個知識分子想象中的共識的、客觀的、可以共享的時代。

錢杏邨繼承了周作人等五四知識分子強調的現代時間觀，打破傳統中國循環連貫的歷史時間觀，以“時代之死”的聲調否認了“千秋萬代”的不朽紀年，否認了歷史的連貫性，為跳躍時間的革命掃除障礙。周作人在1918年第一期的《新青年》上發表了自己的宣言：“我們立論，應抱定‘時代’這一個觀念”，將時代、時間意識作為自己理論的基礎部分，唯“時代”馬首是瞻。在錢杏邨這些革命文學家的眼中，時代同樣是線性進步的，是后勝于前的，他們像五四一代那樣徹底、堅決地拋棄了此前的一代，并將這種拋棄歸為時代的自主選擇。在這里，“時代”變成了一個有自我意識的能動的主體，甚至更像一個主觀的要素而非客觀存在，擁有決定性的力量。“時代選擇”與真理劃上了等號。錢杏邨之所以能夠以評判者的姿態對魯迅發出嘲笑，確定自己這一代和魯迅一代在以進步性為軸的現代時間尺度上的座次先后，其基本依據是他對時代的判斷，對時代的絕對相信。他的時間崇拜導向的是時間似乎天然而自主地擁有改天換地的力量，正預備著改造現實，借由革命文學家和革命者的引渡，就能以雷霆之勢摧毀一切舊制度、舊思想，完成一切的價值重估和價值重建。這種新時代對舊時代的絕對否定（只有革命的發展時代保留著延續性）與命名（體現新舊時代之間的權力結構關系），恰恰是革命對既有史不斷擦除改寫之特點的鮮明表現。

每個革命都要求“時間”的異質性，那么醞釀革命，創造新時間的首要前提和當務之急就是切斷歷史時間的連續性。但不是一句“××時代已死”的宣言就能夠實現時間的新舊交替，對舊時間的否認、拒絕和掩蓋，很可能只限于掩耳盜鈴、自說自話，只有在新時間體系中合理安排舊時代的位置，才能使自己的時間觀真正成為不易之論。因此，錢杏邨為了革命與革命文學的新時間，勢必要在自己規劃的時間王國中為晚清、辛亥、五四——也就是魯迅一代——找到合適的位置。因此，他勢必要宣布，“阿Q時代是已經死去了！”“我們如果沒有忘卻時代，我們早就應該把阿Q埋葬起來！……我們是永不需要阿Q時代了！”這種“死去”判決的權威性的來源，還是現代時間觀線性進步的特征。錢杏邨既要與過去的時代徹底分離，又要藉由時間的連貫將過去-現在同置于一套時間軸內，以確定在此時間軸上先進與落后的座次，再由先進來否定落后。這是其內在邏輯的矛盾性。他為革命而準備的新時間，其合法性竟無關于革命本身，而來自和五四一代共享的現代性資源，來自對“時代”概念的絕對依仗。

阿Q必須死去，被從歷史舞臺上驅逐出去；新農民，適于革命的農民，才能走到舞臺中央，革命才能真正降臨于現實。而他們不會自己走下臺去，因此錢杏邨必須要把他們趕下臺，把“阿Q，陳士成，四銘，高爾礎”這些東西統統掃除干凈，為革命和革命文學爭取合法性和良好的發展空間。

這不能不讓我們想到布爾柳克、克魯喬內赫、馬雅科夫斯基、赫列勃尼科夫這些蘇俄的未來主義者在1912年發表的《給社會趣味一記耳光》：“只有我們才代表我們時代的面貌，時代的號角由我們通過語言藝術吹響。過去的東西太狹隘。”這些要創造無產階級文藝新形式的革命文藝家的宣言是“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等從現代的輪船上扔出去”，而錢杏邨一代革命文學家的宣言不也是“把魯迅、葉圣陶、郁達夫、張資平從現代的輪船上扔出去”嗎？

對時代變動的敏感察覺和浪漫高蹈的時間想象，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感和青年人躊躇滿志的文學夢想，這些復雜的主觀因素同樣造就了錢杏邨等“革命文學家”對新時間的呼喚聲浪。實際上，此處未嘗不可遷移哈羅德·布魯姆的“影響的焦慮”來解釋這種呼喚的急迫。錢杏邨等革命文學家在五四一代作家的權威的陰影下，始終是文壇的邊緣人，想要獲得自己的地位，必須戰勝這種陰影，超越他們的前輩也即魯迅一代，從而實現雄踞文壇中心的愿望。而布魯姆指出，他們最終的對手就是“時間”，而且是他們有權利去宣稱“過去”的“過去性”。他們要儀式性、象征性地殺死在中國文壇和思想史上作為“父親”的前輩，而其路徑就是“誤讀”。這點在《死去了的阿Q時代》中簡直是行文的基本邏輯。而他的誤讀，依靠的就是時間的變調。不是人創造了時間，而是人追趕時間，時間被置于一個超越性的絕對權威的地位，從而剝奪了五四一代為自己樹立的合法性，而錢杏邨等革命文學家也因此被時間賦予了新的權威，完成了對五四一代的超越。

但是這種超越，必須等待時代條件的醞釀成熟，才能從時代那里獲得權力的支持。錢杏邨在1928年才起草這篇聲討魯迅的檄文，此時已是《阿Q正傳》發表六年多之后。歷經1925年的五卅運動，大革命期間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和農運的蓬勃發展，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等反革命政變之后，農民運動在中共內部越來越得到重視。1927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轉載了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八七會議和走上井岡山之后，農民運動問題更是成為黨內關注的焦點。此時，錢杏邨覺得時代已經成熟了，于是開始根據他心中的新時間來從頭到尾地解釋和排布中國革命歷史，將魯迅和阿Q推拒出他的時代版圖。

對于文學家來說，“時間”意識并不是那么重要，更多地發揮一種敘事功能性作用。一旦它承擔起象征意義，就說明文學家試圖由此給出對時代的一種有機的解釋。這種嘗試和努力背后，是他們所無力承擔和概括的巨大的時代動蕩。急遽轉折的時代要求文學家承擔本不是他們所承擔乃至力有不逮的思想重任，必須將不可把握的時代限定到可理解的框架之中。于狂風暴雨中尋找出路，視線必然模糊不清，難以找到清晰的、唯一的正確道路——甚至這條道路本身尚未存在，而是在實踐中不斷生成和消除的動態路徑。為了這個目標，文學家的文本和理論必然成為編織思想的材料，而思想必然以“時間”意識為基底。魯迅、周作人如是，錢杏邨亦如是。

二、太陽的宣言之姿態：口吻、主體與對象

整個的文本，就是一份對魯迅的判決書。錢杏邨在歷史與現實的廣場上搭起了時代的審判席，將魯迅放在被審判的位置，而“我們”則身處法官的席位，是判決的主體，而他所期望的讀者，就是臺下隱形的“觀眾”，是被宣告的對象。

“我們”的口吻是堅決的，也是不容置疑的。開篇就斬釘截鐵地宣告：“魯迅終竟不是這個時代的表現者……也不足以代表十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而這種宣告，還是建立在“無論一部分讀者對魯迅是怎樣的崇拜”上的。否認既有歷史結論，給出新的答案，是“我們”的目標，而“我們”毫不掩飾這一點，也毫不猶疑“我們”能夠成功。這首先就樹立起了自己的審判者地位，而將魯迅和魯迅的追隨者貶落為被動的被審判者。

大段大段的判斷句，不留任何商討和委婉的空間。“不僅沒有時代思想下所產生的小說，抑且沒有能代表時代的人物！”“站在時代的觀點上，我們是不需要這種東西的。”“他沒有法跟上時代。”大量的判斷與否定句，給人以強烈的語言刺激，在形式上構建出了統一、決斷、強有力的聲音。

隨處可見的慷慨激昂的感嘆句，具有充滿煽動力量的公開講演性質。反復出現的“大多數是沒有現代的意味”，一次次展現對自己判斷的高度自信，革命激情的高度充盈，對自己領導地位的確認。

而“我們”是誰？憑什么“我們”能夠發出這樣的宣言？為什么不是“我”而是“我們”？錢杏邨用“我們”和援引的革命背景來塑造這樣一種形象：集體的而非個人的，實際的而非空想的。“我們”，這樣集體的形象、集體的語言，說服力當然比“我”一家之見更高，而“我們”在數的概念上的不確定性，使得它能容納聲音強度的無數可能性，因而甚至能夠承擔一個時代的最強音。“我們”能夠發出這樣的宣言，是因為“工農階級的力量逐漸的表現出來”，因此“醞釀了很久的第四階級文藝運動的呼喊，又漸漸的高漲起來”。實際上“我們”只是時代聲音的傳聲筒，真正做出這個宣判的是“時代”，因而“我們”的聲音是唯一真理。而“我們”之所以能為其代言，是因為“我們”是符合現代的。

那么“我們”究竟是誰也就很清楚了，是錢杏邨，是創造社、太陽社這一批革命文學家，更是一切的青年，是中國的工農大眾。在這里，錢杏邨特地提出來的青年，既出于自我期許，又是現代線性進步時間觀衍生出的青年崇拜。

而這場審判不是為了“我們”的私欲，而是為了宣告聽眾，是為了被宣告的對象而做的。從“讀者”到“觀眾”的接受對象設置，是五四到革命文學進一步與宣傳大眾結合的具體表現。“我們”話語中的反復和感嘆，口號化的宣言，都是為了激起“觀眾”的情感，讓“觀眾”能夠簡明、清晰地了解“我們”的要旨。這樣的口號是便于“聽”的，是更能導引大眾、簡便交流、容易接受、激起想象的符號性言語。左翼的宣言總是預設了觀眾的在場，是注重文學公開性的。這個被錢杏邨預設在場的對象，一方面是魯迅等被直接批判的五四前輩，和沒有“抓住時代”的民眾這些“敵方”陣營，此宣言對其起警示作用，一方面是支持革命與革命文學的民眾這些己方陣營，此宣言對其起凝聚共識、喚起情感認同的作用。

在這個宣言里，需要完成的重要一點就是對國民性的死亡宣判。不僅是舊時代徹底結束了，舊時間的連續性也徹底結束了。不再有恒定不變的國民性，中國工農的人性已經一轉而為英雄的勇敢的了。國民性之死，實際上是歷史之死，是歷史穩定性與連續性之死，是昨日的全體國民之死。由此，他得出了“阿Q死，而《阿Q正傳》也就完成了他的時代的記載”的最終宣判。當以阿Q為代表的舊人死去，舊的“病態的”國民性就隨之死去，因為革命已經創造出了新的國民，生成了新的國民性。“我們”作為新人，可以正當地宣布新人的誕生。新人誕生，則需要新文學。

這種斷裂實在值得打個問號。阿Q不死，則真革命的農民死；真革命的農民死，那阿Q怎么會被殺死？阿Q怎樣才能死？現在的革命性的農民，是從哪里源源不斷地生成的，又如何生存和發展下去？這種時間的斷裂不像是現實的跨越，而是錢杏邨主觀上的斷定，充滿對革命實際的含糊的描述和浪漫諦克的想象。

站在此短暫的時代的制高點上宣判幾千年以來漫長積累的國民性之死，這種匪夷所思的較量結果顯然生發于革命文學家為“時代”賦予的絕對性力量。這種時代的力量能夠斬斷歷史，創造新人，然而創造這個時代的又是新人，這是錢杏邨理論內部的無解推理。但無論勉強與否，他還是通過這樣一種自信、有力的宣判姿態，完成了革命與文學兩種時間的并軌，將文學史統編入革命史之中。

電影《阿Q正傳》劇照

三、“時間開始了”

“這個狂風暴雨的時代，只有具著狂風暴雨的革命精神的作家才能表現出來，只有忠實誠懇情緒在全身燃燒，對于政治有親切的認識，自己站在革命的前線的作家才能表現出來！”錢杏邨在結尾發出了最為強烈的宣言——新的時代開始了，時間開始了。

在革命時間的語境下，“進步”被放置到了中心地位，時間變成了一種以目的論為導向的物質，由此而來的就是進步焦慮。現代性進程中進步永遠是暫時的，時代永遠有可能拋下任何人。“革命的前線”在一刻不停地被擦去和重新畫下，在這樣的時間中生活，人永遠是被驅趕著往“更進步”的前方走去，必須追趕時代，不能有停歇，不能有猶疑，不能感到疲憊，“進步”不再是過程而是終極的目標，革命的標的被抽去了具體內涵，只是標準紛繁的“進步”，實際上也是一種對人的異化。

超越時間是時代性進步渴望的具體表現，而革命就是新戰勝舊，在物理時間的標尺上就是當下和未來戰勝過去，因此革命自然而然成了超越時間的途徑。“整個現代性的歷史也可以說就是變革、革命的歷史，現代性總是包含和制造歷史的斷裂，這就是現代性歷史的存在方式。”[2]錢杏邨想要借助革命超越時間的能力來完成中國民族解放的任務，否定民族任人魚肉、沉疴難愈的漫長歷史，否定兜兜轉轉、未見成效的各種救國路徑的混雜歷史，否定被壓迫和剝削了數千年的無產階級的苦難歷史，開辟出解放的、繁榮的、自由的新時間。他確信這樣的時間即將到來，他所要做的就是不斷為革命添柴加火，使新時間借由革命搭就的階梯落地。

在新的時間里，沒有過去，沒有傳統，只有未來的標向，錢杏邨構想的新時代，是“一個為未來而生存的時代，一個向未來的‘新’敞開的時代”。[3]

他們在這個新時間中為自己設定的位置是“追隨時代、抓住時代、超越時代”，然而這終究成為了未完成的雄心，這種未完成是他們必然的失敗。他們“缺乏與中國現實真正交鋒的深刻性和堅實性”，不僅對于中國革命的現實只是通過道聽途說來了解，對于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情況也“并沒有較多的知識，或進行過詳盡的分析。至于聯合什么人，更是心中無數的”。[4]他們沒有見過阿Q，也沒有見過“覺醒”了的新的農民。他們的新時間的藍圖充滿“革命的浪漫諦克”色彩，甩脫了實踐，無法契合于革命時間。

過于樂觀和理想的理論一味地昂揚上去，而革命現實遭到重重阻礙，永遠低于理想的圖景。兩種時間的偏差越來越大，以至于革命文學設定的時間必然被甩脫出去。他們的宣言的合法性來自“時代”，最終又因“時代”而喪失——現實革命的低潮使革命時間規定性失效。

然而，他們永遠地是在追求新時間的路上。錢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時代》中的幼稚、執著與赤誠，最終全部銘刻在了新時間真正誕生的漫長的臍帶之上。

注釋

1.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頁92。

2.陳曉明《現代性與中國文學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汪暉《韋伯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 》，收入王曉明主編《批評空間的開創 》，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4.馮乃超《魯迅與創造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