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隱”的研究探索

“仕”與“隱”是中國士人一個長久以來面對的課題。作為一種人生抉擇，“隱”往往被放在“仕”的對立面。在古代中國，凡拒絕入仕者，不論其拒仕的理由是什么、拒仕之后處于什么狀態，大多被稱為“隱”，或稱隱士、隱者、逸民、隱逸、處士、高士等其他別名。從早期的文獻史料來看，隱士之身份與形象起源相當早，《論語》中有荷丈人、長沮、桀溺等耦耕的潔身避世之士，至莊子則崇尚“虛而待物”的人生觀，大量真實或虛構的隱士皆現身《莊子》書中。整體來說，隱士除了拒絕出仕之外，大多還擁有志節清高、安于貧賤、避世等特質，形成了中國士人的另一項源遠流長的傳統。

在正式進入本書所要討論的“不仕”問題之前，這里要先簡單梳理一下關于“隱”的問題。隱士的傳統其來有自，而且源遠流長，乃熟悉中國史者皆知的事情，只是如要溯源，最早能推源至何處？“隱”的對立面是否就是“仕”？隱士有許多不同的樣子，那么要具備什么要素，才能被稱為隱士？

近代以“隱”為題的相關研究論著不算少，不過大多為通論中國隱逸文化的，如早期關于隱士的代表著作—蔣星煜的《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等。蔣星煜此書的序作于1943年，受到時代的影響，蔣星煜對于隱士有相當的惡感，可以說其寫作的目的便是反對隱士，認為隱士來自個人主義與失敗主義，因此其書末結論直稱“勇敢地生活，不做隱士”。書中對于隱士有相當大量的負面批評，諸如“隱士這種自私而萎縮的人生是不合理的病態的人生”，“中國社會受了隱士‘孤高自賞’的流毒，所以人各行其是，苦難不能共當，歡樂不能同享，這是值得我們猛醒的”，等等。

蔣星煜此書主要陳述隱士文化的共通性，并以不同時代的個案作為例證，帶有強烈的民國早期的時代主觀意識。由于蔣星煜對古代隱逸文化頗多批判，因此無深入古代社會，依不同時代所面對的課題去探索“隱”的起源的企圖。其多次以“巢父”作為古代隱士的開端，應該是受到了《高士傳》的影響，多少有借此推遠隱士起源的用意。蔣星煜于序中將隱士定義為：“‘隱士’的含義，是清高孤介，潔身自愛，知命達禮，視富貴如浮云。”雖然蔣星煜以品格內涵來定義隱士，但行文中則明顯將“不仕”與隱士做聯結：“他們為什么不愿意做國家的領袖？為什么不愿意做官吏，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哪一點值得我們喝彩和拍掌？卻很少有人去研究。”除此之外，蔣星煜又在《中國隱士的政治生活》一章中，將隱士的政治生活分為“以在野之身應在朝之命”“以在野之名務在朝之實”“以在野之法求在朝之位”三類，并說明：“隱士既一旦從政，即失去隱士身份，故于此不擬贅述。”諸如此類，皆可見蔣星煜實際上是以“仕”“隱”為基礎來開展關于隱士的討論的。

總而言之，《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企圖通貫中國整個歷史去討論“隱”，卻無法深入探討“隱”或“不仕”現象的歷史成因、變遷以及仕途之外士人的不同樣子。

若要在各種通論古代中國隱士的書籍當中，舉出一本較能挖掘隱士在各種情況之下的不同樣子者，則當以胡翼鵬的《中國隱士：身份建構與社會影響》一書為例。胡翼鵬在緒論中便標明了“隱士”此一稱號定義之困難：“藏與不藏、仕與不仕、宗教與世俗，矛盾對立的行動和人生都可以被納入隱士的范疇，因而，‘隱士是什么’似乎不存在一個確切的答案。”簡言之，胡翼鵬發現隱士在不同時代表現出不同的歷史樣子，無論是內涵與形式，或時代對于甄別隱士的標準都相當不同。因此胡翼鵬此書的主要問題在于討論“隱士是什么”，而不以某個確切而簡單的答案來定義“隱士”。

盡管如此，胡翼鵬在德行之外，仍不得不以“不仕”作為隱士的“本質根據”“根本特征”“關鍵立場”，認為社會辨識隱士的焦點，以及史家甄別隱士的特征，皆以“不仕”為首選，仕宦中人則被排除在隱士行列之外。整體來說，胡翼鵬以“不仕”作為隱士的某種基礎，并且承認在此基礎之上，隱士可以有各種變化，乃至某些個案可以跳脫于仕與不仕之間。

本書原則上同意胡翼鵬對于“隱”與“不仕”的關聯性的分析，在后續的章節當中，所論述的“不仕之士”也有大量的隱士位列其中。然而《中國隱士：身份建構與社會影響》一書畢竟企圖在整個古代中國歷史中挖掘“隱士”身份的建構模式，對于中國早期“隱”與“不仕”的起源、關聯性以及更加細致的演變過程，無法有太多的著墨，因而此點則是本書寫作可以發揮之處。

通貫整個中國歷史來討論“隱”，早期隱逸的溯源便難以深入。而以先秦兩漢時期的隱士、隱逸為論題的，這里再舉三本專書為例。其一是文青云的《巖穴之士：中國早期隱逸傳統》一書。此書有不少精彩的見解，對先秦至東漢隱逸傳統的建立有十分詳細的論述，對于政治社會的變化以及特定思想家的影響都有相當的著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文青云仔細地爬梳了《尚書》與《易》中時常被后世引為隱逸起源的部分，認為其中并未發現隱逸思想。此外，借由《詩經》的相關討論，文青云意識到世襲貴族與官職的關系，由于君王未必符合世襲貴族的理想，但他們又需要維護君王統治的權威與合法性，因此世襲貴族若要拒絕履行個人對于統治者的職責，需要有其他理由。通過這樣的推論，文青云認為“中國的隱逸真正始于孔子”，亦即由于孔子賦予了拒絕官職可依循的某種道德原則，使隱逸變成了可能，而隱士也因此出現于古代中國。

除此之外，文青云對于隱逸的定義也相當具有一貫性：他強調隱逸的關鍵要素是“自由選擇”，而非“迫于環境的壓力”。因此在文青云的理解中，拒絕官職是一種隱逸展現自我原則的表現，是重要而未必是絕對的因素。由此可知，文青云對于“隱”的定義全然是思想意義上的，而非生活形態或其他物質層面上的，也因此能將“隱”與“仕”從對立的層面解放出來，在論述上避免了許多顧此失彼的問題出現。

雖然如此，文青云的論述仍不得不面對幾處不足。首先，文青云否定了孔子之前存在著“可以被確切稱為隱逸的事情”，但其論證的方法往往是通過質疑史料的可信度，或是主觀地認為其事跡“離奇”“相當不可能”而加以排除。即便是伯夷、叔齊、介子推等著名的早期人物事跡，乃至《論語》的記載，都被其排除在外。這種疑古過甚的態度，多少也帶給了這本經典著作一些理念先行的陰影。其次，文青云的論述多半通過個案的例證來開展，對于時代的面貌無法有更具說服力的論證，也有待后續的研究予以補充。

其二是王仁祥的《先秦兩漢的隱逸》一書。此書除去頭尾的緒論與結論，正文四章分別探討了隱逸的起源、先秦諸子的隱逸觀、從春秋到新莽的隱逸與政治，以及東漢時期的隱逸風氣。四章又可分為前后兩部分，前兩章主要探討隱逸思想的起源與發展，后兩章則觸及了隱逸風潮與政治社會的關系。王仁祥論述戰國后期至兩漢的篇幅不少，又廣搜史料，將可見的資料并列討論，對隱士的處境與思想都盡力做到同情地理解，堪稱早期隱士相關研究的奠基之作。

王仁祥對隱逸起源的爬梳頗具啟發性。他繼承了文青云對《易》不具有隱逸思想的說法，卻不排除《詩經》中已可見隱逸的存在，并引西周青銅器為例證，認為早在西周時期便有隱士出現。王仁祥還通過《詩經》中詩人所表達的憂愁與勞瘁，為封建貴族社會出現隱逸動機做出了相對應的詮釋。

整體來說，王仁祥對于隱逸思想的出現以及對其社會背景的掌握，比文青云的論述更符合社會思潮漸進發展的面貌。

不過王仁祥在書中仍預設了“隱”與“仕”的對立，因此不得不將“隱”的討論置于政治社會組織的基礎之上。

這將牽涉到一個文青云略有處理而被王仁祥輕輕放過的關乎士人的重大問題，即“仕”在春秋以前的世襲社會當中，是否能作為一種“自由選擇”？如果作為世襲官員的貴族并無是否“仕”的自由選擇，那么“仕”與“隱”仍然是一種對立的概念嗎？

其三是蔣波的《秦漢隱逸問題研究》一書。蔣波以秦漢為斷代來討論隱逸問題，并且對于史料所見的“隱逸”做了相當程度的爬梳與整理，同時繪制了表格。雖然斷代的區段以及選題的目標都與本書有所差異（本書論述“不仕之士”而非“隱逸”，主要討論戰國至兩漢之際而非秦漢），但整體而言《秦漢隱逸問題研究》與本書的討論范圍相當接近。

整體來說，蔣波此書在秦漢隱逸方面可謂后出轉精，對秦漢的隱逸現象有了相當細致且深入的探討，分析了以往研究較少的部分。蔣波不但將“暫時隱逸”的現象納入討論，對于隱士立足于社會的基礎也做了初步的探索，包含第四章所探討的隱士經濟來源，第六章秦漢社會尊隱風尚的影響，等等。除此之外，蔣波費心收集了大量隱士案例，并完成了“西漢后期隱士統計表”“兩漢之際隱士統計表”與“東漢隱士統計簡表”三表，某種程度上為本書解決了部分基礎工作問題。

蔣波此書雖以“秦漢”為斷代，但又花了一些篇幅回顧了先秦的隱逸問題，且對于“隱士”有相當明確的定義：“那些具備一定文化素養、有機會或有條件出仕，卻因為各種原因一生或人生某個階段選擇不仕或暫時不仕，或曾經出仕為官卻因故主動去官不仕的人。”蔣波顯然將“不仕”與“隱”做了明確的聯結，甚至可以說是以“不仕”作為“隱”的定義。如此一來，便與王仁祥《先秦兩漢的隱逸》 一書一樣。這樣的定義是否符合先秦社會的情況是一相當值得繼續討論的議題。

此外，雖然蔣波討論秦漢隱逸現象時，能扣緊政治、社會的演變脈絡，但回顧先秦隱逸現象時，并未追隨文青云與王仁祥對于先秦文獻所做出的還原解釋（如《易》爻辭的解析），也未能針對先秦貴族世襲政治下的隱逸現象做出回應。此書以秦漢為斷代，不能在回顧先秦的部分有過多苛責，因此代表了此論題還有更多討論空間。

近三十年來關于隱逸的研究論文十分豐富，對于秦漢的不仕現象也多少有些論述。然而或由于其論述問題與本書頗有差異，或所論之完整度不如前述專書，故此處不費篇幅進行文獻回顧。

綜論歷來對于“隱”的看法，大多數仍將其與“仕”對立，并以“不仕”作為“隱”的主要定義。然而就字義而言，“隱”為蔽、藏之意，而“不仕”是拒絕官職，二者不可互訓。將其用于“士”，則“隱士”與“不仕之士”也不必然能等同，“隱”有隱于卑職小吏者，亦有隱于朝市者，未必不仕；“不仕”有畏罪自退而未曾藏身者，亦有居家卻時時高論政事者。

本書主要談論“不仕”，但由于其與“隱”之間有太多的牽連與混淆，不論是字義、歷史脈絡或具體的案例，都需要加以厘清區別，且理當從歷史發展的源頭談起。

《仕途之外：先秦至西漢不仕之士研究》重慶出版社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