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之初，番禺已是全國聞名的都會，《史記·貨殖列傳》云：“番禺亦其一都會也。”《漢書·地理志》也有“番禺，其一都會也”的記載。這里說的都會，當指番禺城。西漢初的番禺城是趙佗立國稱王時所筑之城，后世稱趙佗城。《史記》《漢書》對此城市的規(guī)模狀況未作記述。宋《太平寰宇記》“嶺南道一·廣州”有“按其城周十里，初尉佗筑之，后為步騭修之，晚為黃巢所焚”的說法，過于籠統(tǒng)。這里對趙佗城的狀況及建于趙佗城外的朝漢臺作進一步考析。

趙佗城“周十里”的說法，最早出現(xiàn)于黃佐修《廣東通志》上。該志“輿地志三·城池”稱：“廣州城，始筑自越人公師隅，號曰‘南武’。后任囂、趙佗增筑之，在郡東，周十里。”“政事志一·公署上”亦稱：“佗因筑五羊城，周南海郡，凡十里。”“周南海郡”，當為環(huán)繞南海郡署之意。上述數(shù)據(jù)，當來自《太平寰宇記》。《太平寰宇記》是資料匯編性質(zhì)的類書，因此，這一信息或載于宋前文獻。

經(jīng)過幾十年來不斷的考古發(fā)掘，考古人員對南越國都城番禺城范圍逐步明確，能夠相當具體地指出其四周的界限。麥英豪《廣州城始建年代及其它》提出南越國都城番禺城的城址范圍：

南垣大約在上述造船工場遺址（指今中山四路段）之南約300米，即廣州第一工人文化宮大禮堂東側(cè)；西垣大約在上述造船工場遺址的西邊；北垣與宋代子城的北界相近，約當今東風路以南；東垣宋時為鹽倉，約今之舊倉巷處。連接四邊城垣，平面略近方形，周長約5公里。

“周長約5公里”與古籍所說“周十里”正相符。

然而，隨著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此說略有修改。黎顯衡《關(guān)于趙佗城問題之探討》提出：

越佗城的位置在今廣州市中山四路與中山五路之間，東起舊倉巷，西迄吉祥路之東，南臨中山四路、中山五路，北至越華路之南側(cè)。

黎說范圍四至與麥說大同小異，東西面大致相同，南北面有出入，南面出入較大，但整個范圍都是很有限的，基本拘于“周十里”的說法。

關(guān)于趙佗城南垣，黎說認為其南臨中山路，理由是中山路南未發(fā)現(xiàn)有西漢文化遺跡；麥說則認為再往南約300米。2000年在西湖路與惠福東路之間、大佛寺西面南越國水關(guān)的發(fā)現(xiàn)，是南越國都城番禺城南城墻已到了當時珠江邊的實證。水關(guān)位置正在麥說的趙佗城南垣水平線上。據(jù)此可推，南越國趙佗城位置，當是北至越華路，南至惠福路，東至舊倉巷西側(cè)的城隍廟，西至吉祥路東側(cè)，略呈正方形。

趙佗城內(nèi)居住什么人，城內(nèi)建筑有什么功能、是什么樣子？考古發(fā)現(xiàn)已揭開這個歷史之謎。南越王宮署遺址正居于這個方形的中心。遺址北面，直到今廣州大廈之南，還是宮殿區(qū)；西面，今北京路以西一帶還是王宮，新大新百貨商店工地曾發(fā)現(xiàn)南越國時期大型鋪地磚砌的地面；東面，南越國宮苑的水池遺址離舊倉巷只有約100米。由此可以推斷，這個周長十里的“趙佗城”是一座宮城。

過去的專家之所以將南越國都城番禺城范圍認定為“周十里”，除了拘泥于對文獻的理解之外，還在于對番禺城地理形勢及考古狀況的分析。例如，麥英豪、黎金《漢代的番禺——廣州秦漢考古舉要》認為：

廣州市中心地區(qū)的地形，北為越秀山所阻，南有珠江河之隔，成一東西狹長地帶。在這里若以今天北京路以東，倉邊路以西為中心，就目前所知，西漢早期墓的分布在這個中心地區(qū)西邊最近點是解放北路迎賓館，東邊是烈士陵園的紅花崗，東西相距約2公里。這個中心區(qū)應即漢初的番禺城所在，……周回十里，似較可信。

然而，隨著趙佗城范圍的確定，卻產(chǎn)生了令人疑惑不解的問題：

一是趙佗城與《史記》《漢書》所載同時代都會相比，面積懸殊甚大。趙佗城面積不到2平方公里，而《史記·貨殖列傳》中同列為都會的燕下都、齊臨淄、趙邯鄲等戰(zhàn)國故城，考古發(fā)掘遺址面積分別為約40、16、19平方公里。

二是南越國仿長安建宮，仿西漢設官，趙佗城如何容納得下。秦漢都城及宮室形制尚大，南越國當受其影響，已發(fā)掘的南越王國宮苑一處蓄水池面積就有4000多平方米。南越國官制仿西漢，在中央設有丞相、內(nèi)史、御史、中尉、太傅以及其余文武百官。那么，彈丸之地的趙佗城如何安得下（應該有辦公及安置家屬之府邸）。

三是南越王宮苑建筑材料表明南越國具有不低的建設能力，為何都城如此狹小。趙佗城建筑構(gòu)件宏大，制磚技術(shù)已達到相當?shù)乃剑显酵鯇m遺址出土有0.95米見方、厚0.15米的鋪地磚，其巨大堪稱“中國第一大磚”。既然具有如此先進的建筑材料生產(chǎn)水平，持續(xù)近一個世紀的國都建設，城市規(guī)模還會那么狹小嗎？

四是數(shù)目龐大的軍人、民戶，在趙佗城何以安身。作為嶺南首郡南海郡治的番禺城，后來又成為南越國統(tǒng)治中心，原先那么多居民遷到了哪里？駐防首都的軍人又居住于何處？供應宮中、百官和駐軍日常必需，又有多少民工、民戶要住在這里？戰(zhàn)國齊都臨淄，城中7萬戶，總?cè)丝诋斣?0萬以上，同為都城的南越國都番禺城人口當數(shù)以十萬計以上，怎么容身于2平方公里的趙佗城呢？

問題就出在，“周十里”的趙佗城與南越國都城番禺城不是一個概念。考古發(fā)現(xiàn)證明，南越王宮所在的趙佗城實際上被包圍在面積相對大得多的番禺城內(nèi)，也就是說，方圓十里的趙佗城，只是南越國都番禺城的宮城。

作為政治中心的都城，建設有一定規(guī)制。從春秋到明清，各朝都城都有城郭之制。《管子·度地》曰：“內(nèi)為之城，城外為之郭。”《吳越春秋》所謂“筑城以衛(wèi)君，造郭以守民。”宮城筑有城墻、城門，外郭不一定筑有郭墻。直至南朝，六朝古都的建康（今南京）外郭還是竹籬，郭門稱為籬門。秦漢時期處于都城發(fā)展的初級階段，城市總體布局還比較自由，形式多樣。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結(jié)果分析，從先秦到秦漢時期，都城布局其實是因地制宜，尚未形成《考工記》的理想規(guī)制，但也已經(jīng)形成了城市居民布局的一些規(guī)律。《管子·大匡第十八》載：“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特別是漢都長安的布局，對南越國還是有很大影響的，這從南越國遺址出土的陶印文宮號可以得到印證。

都城建設程序一般是先宮城、皇城，然后才是都城和外郭城。南越國都城番禺城的建設，首先是嶺南的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然后才是商業(yè)和手工業(yè)集中的區(qū)域經(jīng)濟中心。考古發(fā)現(xiàn)已能作出大體描述：周長十里的“趙佗城”，實為內(nèi)城，基本上是一座宮城。宮城是現(xiàn)在所認定的“趙佗城”，輪廓基本上是正方形，有宏大的宮苑和宮殿群，其北端有接待貴賓的越華樓。

廣州市政府劃定的南越國宮署遺址核心保護區(qū)的范圍為：東起中山四路忠佑大街、城隍廟和長勝里以西；南至中山四路規(guī)劃路北邊線；西至北京路東邊線；北至梯云里、兒童公園后墻和廣東省財政廳以南，總面積為5.2萬平方米。南越國宮署遺址由已發(fā)現(xiàn)的南越王宮和御苑兩部分組成。據(jù)考古發(fā)掘和鉆探資料推測，整個遺址面積約15萬平方米。目前發(fā)掘出來的只是南越王宮殿中編號為一號的宮殿（面積為1563平方米）以及另一座可能稱為“華音宮”的宮殿，并有一個規(guī)模不小的苑囿的一部分，南越國的宮城建筑應該遠遠大于這個范圍。宮城外還有宮殿，史傳王子趙建德府宅就建在城外西北今光孝寺址。

宮城以外，還有外郭，或稱外城。廣州地區(qū)地形復雜，外郭只能因地制宜，造成城外官民居住狀態(tài)的復雜性。百官衙署當在宮城之外。由于番禺城外廓廣闊，廣州地區(qū)地形復雜，水道交錯，因此，是設藩籬為界，還是只在要害之地設立關(guān)卡，尚未得到考古證據(jù)，未可定論，但對其范圍及分區(qū)情況還是可以初步推論的。宮城以外，城東及城東北為手工藝區(qū)及墓葬區(qū)，城西為王府、貴族居宅及對外交通商旅接待區(qū)，城北為中下層居住區(qū)，城西北為王室墓葬區(qū)、祭祀?yún)^(qū)和游覽區(qū)，有著名的朝漢臺和越王臺。宮城以南至珠江邊是百官府邸，珠江以南仍是居民區(qū)。

總之，南越國都城番禺城遠不止“周十里”。“周十里”應指的是趙佗所建的位于番禺城中心區(qū)的近于正方形的宮城，史稱“趙佗城”。番禺城則是一個有較大面積的城市，具有政治、軍事中心及商業(yè)、手工業(yè)等功能，是一個生機勃勃的都會。

南越國都城建筑，顯示了南越國的政治活動與南越王的政治理念。番禺城西建有“泥城”，是趙佗接待漢廷使者陸賈時所留下的地名。“泥城”一名，傳神地表明了使館以泥土為建筑材料夯建的工藝特征。秦漢延續(xù)“高臺榭”之風，以三國曹操建銅雀臺而聞名遐邇。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大興高臺建筑，筑高臺于其上建宮室，用于登高玩賞，俯覽遠近，監(jiān)督臣民，觀察天象，乃至指揮戰(zhàn)斗，便于瞭望，利于防守。南越國筑臺，不同于楚國的壘土起臺，而是依山筑臺。趙佗在番禺建有朝漢臺、越王臺。越王臺多指在越井岡，即今孫中山紀念碑位置，但朝漢臺臺址歷來有爭議。

仇巨川《羊城古鈔》“朝漢臺”記述：

各《志》所載不同，舊《志》謂在郡北席帽岡。《廣東通志》不以為然，謂在城西硬步，五代南漢郊天于此。《番禺縣志》又謂在粵秀山西，亦曰“朝臺”，圓基千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畝，復道環(huán)回，趙佗歲時登臺望漢而拜。……《廣州府志》及《南海縣志》則又謂在北門外固岡上，漢趙佗建，與越王臺相近。岡形方正峻立，削土所成，其勢孤，旁無堆埠，蓋莖臺也。

這里所說的朝漢臺位置，就有兩個方位：一是“城西硬步”，即今廣州市荔灣區(qū)西場附近；一是越秀山西，與“北門外固岡”實為同一處，即今南越王墓博物館所在的象崗。從書上描述的地形看，只有“北門外固岡”相符。考西場“硬步”之臺，實是南漢筑以郊天者，稱“朝亭”，后人混為一談。今人黃淼章撰文《廣州朝漢臺實為烏有》，依據(jù)南越王墓出土“文帝行璽”金印和“文帝九年”銅鐃推論：“趙佗不愿毀掉自制的武帝璽，其用意不是很明白了嗎？由是觀之，他是不可能在自己的都城建朝漢臺的。”事實上，這一推論只是一家之言，且反映了對趙佗建朝漢臺的用意未有真正了解。

其實，越王臺、朝漢臺兩臺命名殊有用意。

越王臺時稱歌舞岡，梁廷枏《南越五主傳·先主傳》載趙佗“每歲三月三日登高歡宴”，取名越王臺，顯擺其南越稱王之姿態(tài)。朝漢臺則是南越王每月初一、十五登臨之處，向北膜拜，以示歸漢臣服。

此兩臺起名，恰恰與當時趙佗對內(nèi)稱帝對漢稱臣的歷史事實相符。史載趙佗還建有長樂臺和白鹿臺。《南越五主傳·先主傳》載：“又以龍川為興王地，就五華山筑臺，曰長樂。”南越國時五華地屬龍川縣，趙佗始任龍川縣令，即龍興之地。由此，今梅州五華獅雄山漢代建筑遺址被推測為長樂臺。

《南越五主傳·先主傳》又載趙佗建白鹿臺緣起：“晚歲稍荒田獵，于臨允縣（今新興縣）南獲白鹿，即其地筑白鹿臺。時佗已百齡，識者謂鹿生百年而白，今被獲，佗壽亦當止此。”說捕獲白鹿意味著君主壽終，不過是他人的一種事后之語。趙佗之所以獵狩及筑臺，并抓住“捕獲白鹿”之事借題發(fā)揮，應當別有用意。

若是展開一張南越國行政區(qū)劃圖，就可以看到白鹿臺背后的歷史圖景。張榮芳、黃淼章《南越國史》稱南越國建國后，西部甌駱所在地域?qū)嶋H上處于“南越派遣官員和該地越人部落首領聯(lián)合治理”的狀態(tài)，趙佗“變通地‘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實際上仍讓‘雒將主民如故’”。秦時臨允縣位于桂林郡與南海郡交界處，南越國時屬南海郡，漢平南越后屬合浦郡，三國時屬蒼梧郡，可見其處于一個復雜敏感之臨界位置。趙佗在年屆百歲之時仍不顧風塵作田獵之舉，在臨允縣建臺，借題發(fā)揮，即如秦始皇之筑望海臺，用意于象征其威儀不減而能巡行至西部，正說明了南越政權(quán)有效統(tǒng)治的范圍。

盡管朝漢、越王兩臺早已不存在，但若將長樂、越王、朝漢、白鹿四臺建筑背景聯(lián)系起來，就是一部可解南越王趙佗史奧妙之故事，四臺是南越王生平歷史的標志性里程碑。

總之，西漢南越國都城番禺城（又稱趙佗城）“周十里”。經(jīng)過考古發(fā)現(xiàn)，其是一個具有政治中心、軍事中心及商業(yè)、手工業(yè)功能的較大面積的都城，而周長十里的城其實只是南越王宮城。宮城之外，是南越國宮署、民居、作坊、墓葬等功能區(qū)的外城及城郊。趙佗在番禺城所建的朝漢臺、越王臺和在粵東分別建成的長樂臺、白鹿臺，是具有政治符號的建筑物。位于統(tǒng)治中心的朝漢臺、越王臺分別宣示南越國王對漢稱臣，對內(nèi)稱王的身份；位于南越國東部的長樂臺是趙佗龍興之地的標志；位于南海郡、象郡、桂林郡接界之處的白鹿臺，是南越王在南越國西部宣示王威之標志。長樂臺和白鹿臺分別以其所在的南越國東、西方位體現(xiàn)其政治意義。

本文摘自《廣州古史講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