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曾經是一種生活的方式。

哲學，佛像臉上的微笑

文/梁文道

有一天，一定是因為自己正處于極端自悔與自疑的處境，看著滿屋子的書，竟然生起無邊的陌生感。我突然覺得，就算讀了再多的書，畢竟是和自己無關的。

回想二十多年前，之所以開始對哲學感到好奇，無非就是想知道生命的意義、做人的法度。然而，現在的我雖然裝了滿腦子的信息和概念，卻又有哪一天嚴肅認真地做到了“吾日三省吾身”呢？

蘇格拉底有一句所有哲學學生奉為金石的名言：“未經檢討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空有許多關于人世的零碎知識、檢討人生的方法和原則，卻從未切實地檢討過自己的人格、人生，讀書又有何益？越多的知識，有時候只不過是越大的邪惡罷了。

念大學的年代，我很瞧不起一些滿嘴“生命”的學長同學，覺得他們把哲學變成了膚淺的心靈雞湯，懷疑他們一定是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無知之輩，所以還戲稱他們為“生命佬”。

在我們一圈人的心目中，只有鉆研典籍、沉醉理論才叫做真正的念哲學。所以我們都很喜歡上關子尹先生的課，因為他不只淵博廣識，治學講學的風格更是力求清晰嚴謹，很接近我們想象中的學院派形象。

雖然先生那時已經總是在他的課堂和議論中提醒我們，哲學究竟是生命的學問，但我對學問的興趣還是要比生命濃厚。隨他讀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與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直如走進花陰道上，一路美景叫人渾然忘記了自己起步的目的。

關先生后來慘遭喪子之痛，似乎有點消沉，輟筆數年。我們一方面為他憂心，另一方面竟很沒良心地感到可惜，怕華語哲學界自此少了一位令人仰慕的良師。

可見我這時根本還不知道哲學的目的是什么，更不知“慈悲”為何物（關先生曾以英文的compassion表達那種“與病者共話彼此情感的真摯，共同激勵面對厄運的勇氣，共同于苦難中找尋存在的價值”的真正同情。恰巧英語世界常以compassion一詞去翻譯佛教所說的“慈悲”，com加上passion，乃實實在在的同情共感）。

關先生的公子翰貽辭世十年，先生才正式出版一本文集悼念。《教我心醉——教我心碎》，表面上看“流于傷感”，其實不啻為一趟自我的“哲學治療”。

可是，生離死別等種種巨大苦難，真是哲學治療得了嗎？

假如哲學修養精湛如關子尹先生也無法承受至親的逝去，并為此“消沉”達數年之久（所謂“消沉”，指的是不想碰哲學研究），我們還能指望哲學給我們什么指導呢？

正當我被重重問題包圍，陷入自我否定的時候，恰巧又讀到了關子尹先生的新著《語默無常——尋找定向中的哲學反思》。大家不要以為這只是本很專業的哲學書，也不能輕信關先生的自謙之詞，以為這本一下子解讀甲骨金文和《周易》，一下子又突然說起大腦左右功能的文集，真的駁雜到不可經緯以范之的地步。

極簡單地說，這本書其實可以告訴大家哲學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都知道，“哲學”一詞翻譯自“philosophy”，而“philosophy”的字面意思就是“愛智之學”。但中文里的“哲”字又該作何解呢？關先生在全書第一篇論文《從“大克鼎”和“史墻盤”中的“哲”字看哲學》別開生面地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說法。

首先，他發現古人寫“哲”這個字，有好幾種寫法，“質”、“誓”、“悊”都是以同音假借的方式表示“哲”的例子，而折斷的“折”就是這么多種“哲”的共同元素了。

其中玄機在于，“折”這種本來很具體的活動可以引申出“斷疑”、“明辨”等抽象的概念。先生以類似海德格爾的語源學方法，推論出“哲”的原始意義就是判斷和抉擇，就是明智地分辨對錯和選擇是非，好比把一捆茅草折斷一樣。

不僅如此，“哲”還可以當做動詞來用，例如西周青銅器銘文里的“克哲厥德”，意思是“能于種種處境之中借著斷疑和選擇以實踐自己的德行”。《爾雅》訓“哲”曰：“哲，智也”。哲學不單單是研究智能的學問，更是智能地下判斷。

今人多把哲學當成書面上的玄奧課業，是學究才會干的特種行業。實則它該是解決“生命中的惶惑、人類社會上種種不合理的現象、人類存在的種種危機”等疑難問題的功夫。如果我們只是把哲學當成辨析概念的游戲，這就真是智能的淪落了。

我又想起之所以對佛教開始產生真正的興趣和好感，緣于多年前的一趟博物館之旅。當時在微弱的燈光之下發現一尊尊觀賞佛像于四周的黑暗中漸次開展出點點幽明，整個人就仿佛被送進了另一個世界似的。

然后我注意到了他們臉上的微笑，那種笑就像照在他們身上的燈光，介乎有無之間，盡管細微到近乎不存在，但卻又決定性地轉變了一切，難以形容，唯中文里奧妙的“幾”字可以傳其神，“知幾其神乎”。

雖然之前也讀過幾部經論，約略知道點佛學的基礎常識，但我始終迷惑于那種笑。他們到底在笑什么呢？在那一雙雙合上的眼皮后面，他們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哲學曾經是一種生活的方式。所謂蘇格拉底的哲學，不只是他和別人對話的方法與其間隱含的辯證邏輯，也不只是他在對話中提出的種種理論，更是他不立文字，浪跡街頭，四處與人閑聊的生活方式。

哲學從一開始就不是種書面的研究，還是一種過日子的辦法。只不過我們后來都忘了這點，把它變成遠離日常的艱深游戲。

當年在大學上關子尹先生的課時，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訴我們，即便是很多人眼中的蛋頭學者康德，也不忘區分“學院意義的哲學”（philosophia in sensu scholastico）和“入世意義的哲學”（philosophia in sensu cosmico），并且以后者為尊。

既然哲學的目的是對準人生的處境，解開其中疑惑，使我們能夠過上一個經過思慮的明智人生，那么它能幫我們處理人世最大的難題，幫助我們面對死亡嗎？

關子尹先生《語默無常》里最叫人動容的一篇論文是《說悲劇情懷》。親歷過喪子之傷的關先生說：“今且設想一個具有一定的哲學修養的人自己生病，并知自己命不久矣，則其哲學智能自然應該產生某一定的力量。”

蓋古往今來，東西哲人談論死生者不知凡幾，我們總能在其中找到產生力量的資源。可是“今設想患病的不是我自己，而是自己的至親，而罹患的病又已到了藥石難奏的關頭，則情形便如何呢……”

很令人沮喪，關先生居然發現，“如果身罹苦難的并非自我，而是我的親人的話，則就算我一己把問題如何想通，亦無助于親人身心痛苦的解除”。

然后，我們就會發現，哲學原來始終是無力的。一個人若投哲學以巨大信心，以為它可以解開世間種種困厄，偏偏卻在最需要它的時刻才明白它的局限，他的無力和空虛必定難以承受。

不過，正是在哲學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你才能看到它的本質和它的作用。關子尹先生引西班牙哲人烏納穆諾（Unamuno）的說法，把這災難的一刻形容為“理性的懷疑遇上了心靈的絕望”，而“它們的邂逅讓我們找到一個新的（懾人的）基礎，在這基礎上我們或可重新找到安慰”。

簡單地講，就是在去除了對哲學無所不能的幻想，放棄了對理性的過大信心之后，我們才能合宜地為哲學與理性劃出界限。就像明知人有一死，我們反而更珍惜生命一樣，知道了哲學的限制，我們才“更能甘之如飴地欣賞哲學點滴慧解給我們帶來的安慰”。

更巧妙的是，不再執著于對理性那種凡事皆有解答的迷信之后，我們反而可以更超脫地擁抱人生必經的苦難。這時候，微笑就出現了。

關先生很欣賞德國學者佩里斯納（Helmuth Plessner）的《笑與哭》，認為笑與哭這兩種極端的情緒表達形式其實都是人類理性無能的反映。遇上不可解的荒誕，我們哈哈大笑；遇上不能避的痛楚，我們嚎啕大哭。

可是哭笑畢竟不是常態，真正在人我關系中起主導作用的，其實是微笑。如果哭、笑是所謂‘激情’的話，則微笑可說是‘柔情’”，乃人類最蘊藉最富深意的表達方式。

“微笑基本上雖然是一種情感，卻能和赤裸澎湃的激情保持距離”，甚至和“表達”本身保持距離。一個微笑，代表的就是把種種情感安置于——“自制的距離”。

“在生命中許多如窘迫、羞辱、悲傷、苦惱，和絕望等處境里，微笑都透顯出一超脫的可能”。

學習哲學，如果學到了一個了知其局限的境界，知道命運的不可抗拒與理智的無能為力，我們或就能測量其間的鴻溝，越出情理之上。

雖在人世，又與世間一切相隔，從容而有進退余裕，這是不是佛像臉上的微笑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