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柏樺，安徽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暨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雙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澳門科技大學博士生導師。

來源：《河北學刊》2024年第2024年第4期 第103-112頁。

內容提要：明代“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律分為六個層次，條例最多時曾達15條，還有邊禁、海禁事例，以及則例、榜文等，彼此相得益彰，曾在打擊走私，維護國家政治與軍事安全，保護正常對外貿易等方面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大誥與榜文則屬于非常時期的非常規定，其時效性強，處置嚴厲。大誥行于明初，因為頒行《大明律誥》，至明代中葉尚發揮法律的功效。榜文是朝廷與官府常行之制，涉及范圍極廣。“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事關走私與緝私，律例有明確的治罪標準，大誥與榜文處置，既有律例的規范，也有非常規的處置，從中可以看出朝廷與官府對待走私與緝私的態度，時代特點明顯。

關鍵詞：明代/律例/大誥/榜文/海禁/邊禁/

明洪武十八年至洪武二十年(1385-1387年)間，朱元璋親自修訂的《大誥》有具體案例的共156條。從案件性質及所涉及的罪名來看，既有《大明律》中所涉及的各項罪名，也有所不見的罪名。明代榜文有以皇帝名義或部院衙門頒布的，也有地方奉旨與自行發布的。“從立法的角度來看，經過皇帝批準的榜文，無論是全局，還是局部，都具有通行全國的法律功效，至于中央各部門與地方官府發布的榜文，具有部門法規與地方法規的功效，雖然也有法律的效能，但不能夠視為國家級的法律。”①現存洪武、永樂榜文有69通，而散見者則難以統計。明代皇帝欽準頒行的榜文數以千計，地方官府頒布者更是多不勝數。從榜文所公布的處罰標準、量刑輕重來看，有重于律例者，也有輕于律例者，往往是因時因事因人而異。

一、大誥所定罪名

明代“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律，有私自貨賣違禁物出境與下海，走私數量少者減等，走私貨物及車船處置，獎勵檢舉告發，走漏事情與通敵，官司與守把的責任等六個層次。查閱《大誥》，與此律有關聯者，涉及私出、違禁、通番及官兵疏忽縱容通同等罪，既有按律處置，也有不按律處置者。

《大誥三編·指揮林賢胡黨第九》給胡惟庸加上“通倭”的罪名。史載，胡惟庸意欲謀反，乃“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請兵為外應，事皆未發”②。林賢案乃是胡惟庸被處死六年以后發生的，“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③。其具體經過，“先是，胡惟庸謀逆，欲借日本為助。乃厚結寧波衛指揮林賢，佯奏賢罪，謫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尋奏復賢職，遣使召之，密致書其王，借兵助己。賢還，其王遣僧如瑤率兵卒四百余人，詐稱入貢，且獻巨燭，藏火藥、刀劍其中。既至，而惟庸已敗，計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謀也。越數年，其事始露，乃族賢，而怒日本特甚，決意絕之，專以防海為務”④。這些記載都是來源于《大誥》而略有裁減，其開篇便講：“前明州衛指揮林賢，帥兵守御，以備東海。所任之職，務在精操士卒，仿古名將，務要軍民安妥，使境內外無虞，竭忠事上，顯揚父母，貴其身名，榮及妻子，同諸將名書史冊，垂年不朽，豈不偉哉。”明州即今寧波，洪武十四年(1381年)因避國號諱而將明州府改為寧波府，明州衛也改為寧波衛，這里明確該衛的主要職責在于守御。寧波設有市舶司，“專為日本入貢，帶有貨物，許其交易”⑤。既然負責守御，就要承擔責任，所以“本官出海防倭，接至日本國王使者歸廷用入貢方物”。按照當時的公文運作程序，林賢應該移文五軍都督府，由都督府轉奏。朱元璋得知以后，命令將日本使者歸廷用禮送到京城，賞賜之后，“仍命指揮林賢送出東海”。也就在此時，林賢結交了胡惟庸，罪名乃是“奸黨”。林賢本應該護送日本使者歸廷用歸國，卻得到胡惟庸的指示，“令林指揮將歸廷用進貢船只，假作倭寇船只失錯打了，分用朝廷賞賜，卻乃移文中書申稟”。這里透露一個信息，負責守御而確保“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律實施的官軍人等往往利用權力敲詐勒索，甚至采取極端的手段將正常貿易當作走私貿易予以打擊，不但貪沒貨物，而且能得到朝廷的賞賜。對于林賢這種行為，胡惟庸僅僅以過失上奏，朱元璋則將林賢“就貶日本”。按照明初的規定，犯罪者遷于“化外”是加重處罰，但不是送往他國。所謂的“就貶日本”，當是讓林賢到日本解釋錯打進貢船只之事。林賢在日本居住三年，接到胡惟庸密令，“就借日本國王兵，假作進貢來朝，意在作亂”。這次進貢是洪武十四年(1381年)，“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及馬十匹”⑥。朱元璋沒有接受，命令禮部遺書日本國王及日本征夷將軍，口氣相當強硬，并且處置了如瑤等人。據說“正使如瑤藏主，左副使左門尉，右副使右門尉，率精兵倭人帶甲者四百余名”，朱元璋將“日本精兵就發云南守御”。隨著“胡惟庸奸黨”案追查擴大化，胡惟庸有了“交通外番”的罪名，在法司嚴審的情況下，指揮林賢承認造反，最終被“族誅了當”。按照“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律規定，“走泄事情”也就是斬刑，沒有族誅，顯然對林賢是按照“謀反”定罪。《大明律·刑律·賊盜·謀反大逆》條規定：“凡謀反及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⑦這里不但要實施“五刑”沒有規定的刑罰種類“凌遲”，而且要族誅。對此，朱元璋講明自己處置的理由：于理上講，就是“人臣不忠”，在群雄競爭之時，“有志有德者，全民命，全民居。無志無德者，焚民居而殺民命，所過蕩然一空”。經過十七八年的拼搏，王朝大一統，乃是有志有德者所為，臣子就應該盡忠。于情上講，“諸來從朕者，一夫之后，再無易居。妻室為之己有，男女歲為之生產，祖宗后嗣已立”。給你們創造這樣和平的環境，就應該好好生活，“其指揮林賢年終六旬，又將輔人為亂，致黔黎之不寧，傷生所在，豈不得罪于天人者乎”。于法上講，這種行為就是罪不容誅，“遂于十九年冬十月二十五日，將賢于京師大中橋，及男子出幼者皆誅之，妻妾婢之”。⑧按照《大明律·名例·二罪俱發以重輕》條規定，量刑定罪從重不從輕，林賢“交通走泄事情”罪，輕于“謀反大逆”之罪，“從一科斷”，但也沒有夠忽略其他罪名，故此特別強調林賢“通番”之罪，這么多的罪名，族誅乃是格外開恩了。

“指揮林賢胡黨”所講述的案情，是有許多疑點的。可以想見，這樣“里通外國”的案件，歷史記載不應該予以忽略，而所有史料記載卻均按照《大誥》所云。對于這個“交番”罪名，歷史爭議頗多。吳晗在1932年發表的《胡惟庸黨案考》中認為，“林賢下海招倭事”在邏輯和時間上存在諸多矛盾。因此不足置信。且不管此案有什么疑點，也不管此案是否漏洞百出，將之納入《大誥三編》之中，要求“家傳人誦”，其影響是很大的。從此后頒行的禁令及條例來看，“交番”罪名的處置一直重于律的規定，不但斬首，還要梟示，并且有抄沒家財的處罰。

《大誥武臣·防倭作弊第二十》列舉有防倭之責的漳州衛、福州左衛、福州右衛、興化衛等一干武臣防倭作弊。“有這一伙愚夫，著他在海上守御，他全然不以為事，軍也不操，隊伍也不整點，好軍便賣放了，又私役做買賣。”⑨這里講到具有守把之責的防倭軍官違禁下海貿易，按照“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律規定：“其拘該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夾帶，或知而故縱者，與犯人同罪。”違禁下海貨賣之罪的最重刑罰是杖一百，而按照《大明律·兵律·關津·私役弓兵》條規定，罪止杖八十。朱元璋將這些人都貶官，發邊遠衛所充軍，僅次于死刑，顯然是加重處罰，因為他們都是沒有“志氣”之人。

《大誥武臣·生事害民第二十八》講道：“杭州右衛指揮陳祥，他領軍出海捕倭，與令史魏克銘商量，以批引為名，將捕魚船只阻當，多般刁蹬，取要鈔貫方肯放他來往，共取受鈔一千二十一貫入己。”其罪名是“生事害民”，欽定“貶去金齒充軍”。《大明律·刑律·受贓·有事以財請求》條規定：“凡諸人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計所與財，坐贓論。若有避難就易，所枉重者，從重論。其官吏刁蹬，用強生事，逼抑取受者，出錢人不坐。”⑩按照官吏受財，有祿人只要達到鈔八十貫，就要處絞，這里受鈔一千零二十一貫，只是發邊遠充軍，看似從重，實際從輕，乃是武職非犯十惡不赦之罪，均發煙瘴邊遠。在朱元璋看來，這是“他也不思量保守名分，則一味潑做，直至而今做壞了才罷”(11)。從這里可以看到，沿海沿邊各衛有批引的權力，只要行賄取得批引，就不算是“私出”與“違禁”了，這也是“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律難以貫徹執行的主要原因，因為批引權在各級官府，小民可以行賄，官豪勢要則可以囑托。若是民不堪勒索，豪強難以囑托，只有鋌而走險去“私出”與“違禁”，甚至公然為“盜”，與官府作對，也就無怪乎“盜賊”屢剿不絕。正如明人鄭曉所言，東南海寇出現，“皆緣勢要之家通番獲大利，以貽國家東南之憂”。不是沒有律例，也不是沒有海禁，“今徒禁絕番夷入貢。遂使勢豪得侔其利。禁愈嚴，則勢豪之利愈重，而殘殺之害愈酷矣”。這些海寇“其始欺官府而結海賊，后復欺海賊而并其奇貨”。(12)他們取得官府認可而出境下海貿易，在朝廷限制朝貢貿易的情況下，欺騙外來朝貢者，兩面通吃，最終實力強大而成為更大的海寇，小民依附，也無非是謀生而已。

《大誥續編·追問下蕃第四十四》講前軍斷事官、提控案牘司吏施德莊、楊耀、喬方等，在會審時招出泉州衛指揮張杰等私下蕃事。為了能夠順利下蕃，張杰等人行賄銀四百七十兩，鈔五百三十貫，“施德莊、楊耀各分鈔一百七十貫，喬方一百六十貫；施德莊分銀一百七十兩，楊耀、喬方各分銀一百五十兩”。在刑訊時，“人各刖足鞭背，不知數目。不過半晝，已死數人，活者半存”。在朱元璋看來，“今各官人各死于有罪，是其宜也”(13)。張杰等的罪名是“私下蕃”，乃是文武官吏違禁下海貿易。其實不僅僅是文武官吏，連朱元璋的兒子也參與走私貿易。在《諭祭秦王祝文》中，朱元璋羅列秦王朱樉二十八項罪責，其中就有“聽信偏妃鄧氏，撥置差人于沿海布政司收買珠翠”，“洪武二十七年間來朝，著令三護衛于龍江收買玉器、真珠等物，致令告發”。(14)有明一代實行邊禁、海禁，限制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其成效不大，與官員權貴參與走私有很大的關系。

二、朝廷榜文頒布與罪名

明成化年間，陜西巡撫馬文升在談到嚴禁通番的問題時指出：“乞敕都察院查照洪武、永樂年間福建、廣東下海通番事例，出給榜文，發仰洮、岷、河州、西寧，但系鄰近番人去處，張掛曉諭。但有仍前作過者，依律處治，庶使法度嚴明，人知儆懼，而邊患為少息矣。”(15)在他看來，洪武、永樂時期事例乃是行之有效的，如今只有恢復祖制，才能解決邊患問題。

明洪武、永樂時期頒布的榜文很多，大部分已不復存在。嘉靖年間編纂的《南京刑部志》收錄了一些榜文，其中洪武時期有45榜，永樂時期有23榜，當時懸掛在南京刑部，可見這些榜文依然具有法律效力。與“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律有關的，以兵部、刑部、工部為名的各有一榜，將榜文規定的事宜與刑罰來對比《大明律》的規定，則可見榜文的規定細致而具體，刑罰往往超過律的規定。

第40榜是禮部頒行的，標明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實際上是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稱帝以后，不承認建文帝的合法地位，故沿用洪武年號。榜文云：“為禁約事，奉圣旨：近有軍民人等私自下番販賣番貨，透誘蠻夷為盜，走透事情。恁禮部將洪武年間諸番入貢禁約事理申明，教各處知道。犯了約，照前例罪他。不問官員軍民之家，但系番貨番香等物，不許存留販賣。其有者，限三個月銷盡。三個月外，敢有仍前存留販賣者，處以重罪。”(16)這個榜文實際上是申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禮部的榜文內容，當時禁用番香、番貨，且不允許互市，“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三月銷盡”(17)。早在八年前就申明三個月銷盡，八年以后還申明三個月銷盡，可見榜文的實效性，更可見禁而不止。這里講到透誘蠻夷、走透事情，律文中未提及，故此申明“照前例罪他”，顯然是依例裁斷。“寘之重法”“處以重罪”，都未講明如何處置，乃是依照律例規定刑罰從重論處。這通榜文屬于“榜諭”，“主要在于勸誡，有先禮后兵的意味，如果不聽勸誡，其法律效力也高于一般律例的規定”(18)。給三個月期限，過限仍犯則治罪，具有勸誘性質。

第50榜是工部頒行的，時間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榜文云：“奉圣旨：如今軍衛多有將官用戰船私下賣了，工部出榜去各處張掛。但有賣官船的，凌遲處死，家遷一萬里，私買者同罪。有曾私買官船，即今船有現在某處，同買者出首告，與免本罪，更賞大銀一百兩。若傍知者出首，賞銀一百五十兩。”(19)洪武時期不但有規模宏大的水軍，而且有相當強大的海軍。早在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就“置水軍等二十四衛，每衛船五十艘，軍士三百五十人繕理，遇征調則益兵操之”(20)。額定船只就有1200艘，而在戰爭中繳獲及接受投降的海舟有2000余艘，此后在浙江、福建打造海舟840艘，通算起來有4000余艘，在海疆方面保持進攻態勢。自洪武十八年(1385年)以后，進攻態勢改為防守，沿海地區筑城修寨，衛所軍入駐，并且設立一些巡檢司以“扼要道，察奸偽”(21)。陸地防衛力量的加強，也導致大量的海船閑置，出現買賣官船的現象。榜文針對買賣官船，采取嚴厲措施，凌遲處死，家遷一萬里，都是律內沒有規定的刑罰。鼓勵揭發檢舉，提高獎賞額度，與律內規定沒官貨物車船的1/3給賞有別。

第54榜是刑部頒行的，榜文云：“為禁約私賣軍器事。韓三保故違號令，仍將軍器貨賣出境。似此玩法，原情深重，已將正犯人斬首號令，家財沒官，成丁男子俱發三萬衛充軍。今后敢有仍將軍器出賣外境，及見賣之人，知而不首，關津去處不行盤獲，一體治以重罪。永樂二年八月十九日奉圣旨：是。”(22)在“靖難之役”中，明軍敗于燕軍，也導致大量的軍器流落到民間，故此下詔：“近年漫散軍士亡失軍器藏民間者悉送官。”(23)此榜文應該是針對收繳民間軍器時發現問題而采取的非常措施，按照“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律規定，將軍器出境買賣乃是絞刑，榜文的斬首號令則是“梟首示眾”。律內沒有抄沒財產及牽連家族方面的規定，榜文則財產入官，成丁充軍。將見賣之人、知而不首者，以及關津失察都治以重罪，則體現律內“與犯人同罪”的精神。

除了《洪武永樂榜文》所收錄的有關“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的榜文之外，還有許多榜文散見于各種史料中，但不是全榜收錄，多是節要。如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敕都督府：“兵衛之設，所以御外侮也，故號令約束，常如敵至，猶恐不測之變伏于無事之日。今在外武臣，俸祿非薄，而猶役使所部，出境行賈，視小利而忘大防，茍有乘間竊發者，何以御之?爾其榜示中外衛所，自今有犯者，罪之無赦。”(24)不允許武官縱軍出境鬻販，卻沒有講到如何罪之，想必頒布榜文內有具體處罰標準。按照明代制度，武官犯罪要奏聞請旨，罪之無赦則在于皇帝裁決，而被役使的軍士則無須請旨，即便是聽命而行，也要承擔責任。再如，“禁番使毋得以麻、鐵出境，仍命揭榜海上，使咸知之”(25)。榜文禁止，也沒有講如何處置，只是講榜文大旨，沒有收錄具體內容。另如，朱元璋命右軍都督府榜諭守關者：“今后止禁官印馬匹不許私自販鬻，其西番之人自己馬無印者及牛羊雜畜之類不問多寡，一聽渡河售易，關吏阻者罪之。”(26)只是強調罪之，卻沒有講明如何罪之。擬罪固然有相關律條，但榜文的原則是加重處罰，則可見此榜諭也沒有收錄細則。還有，永樂帝得知河州、洮州、西寧諸處與西番易馬時，“守邊頭目人等，多用惡謬茶欺之，甚者侵損其財物，彼雖淳厚，不肯陳告，然心未必能平”。因此榜諭邊地官民，“今后馬至必與好茶，若復欺之，令巡按監察御史采察以聞”(27)。這里強調發生此類事件，要奏聞請旨，如何處置，須經相關部院核議，題奏皇帝裁決，核心在于“朝廷懷遠”，具體處罰也要由朝廷來定。

明永樂以后，經皇帝批準，以各部院名義頒布榜文，依然是一種慣例，大多數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而發布禁約，規定比較具體。處置有依照律例而從重，也有按照榜文規定的處置。這類榜文很多，除了講節文及宗旨者，收錄全文者也不在少數，這類僅舉一例，來看榜文與律例的關系。

明弘治時《榜諭禁約事宜》八條，乃在會同館發生“夷人”因為飲酒爭坐而手刃對方事件以后，經過法司會議而提出的，要求“通行榜諭禁約，違者，重罪不宥”(28)。

第一條是邊關收繳進貢夷人的兵器，這是此前沒有的，爾后所講，都是事例規定，要求認真執行而已。

第二條是兵部及工部職掌范圍之事，兵部委官點閘夫牌伴送與巡察，工部委官點視器用房屋。

第三條是關于招待夷人的宴會安排，要光祿司堂上官主持，監察御史巡視監督。

第四條是不允許京城軍民圍觀與傷害進貢夷人，違者，枷號示眾。按照《大明律·刑律·斗毆》條規定，這種行為若是不成傷，僅笞三十，若是成青紫等傷，也只是笞四十，這里采取枷號示眾，顯然是從重。按照《大明律·名例·化外人有犯》條規定：“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擬斷。”這與唐律化外人之間犯罪適用化外人法不同.顯然是在宣示主權。在明王朝境內犯罪，必須以明王朝法律來裁斷，但在具體司法及相關政策中還是內外有別的。

第五條是申明禮部提督會同館主事的職掌。禮部主客清吏司“分掌諸蕃朝貢接待給賜之事”(29)，額定有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人，弘治時增加主事一人，專門提督會同館，有接待與監督夷人貿易之責。

第六條是申明《問刑條例》的內容，意在使內外知曉，但凡賣與夷人軍器，就是斬罪，與夷人交通，無論是何種行為，都按照透漏事情減等處置，予以邊衛充軍、軍職調衛、文職除名的處罰。

第七條是有關朝貢者在京貿易的管制。允許交易五日，所交易的鋪行都是官府選定的，不允許到選定以外的鋪行交易，私相交易者要被沒收價值及私貨，還要枷號示眾，也是從重處罰。

第八條是針對引導及引誘夷人收買違禁貨物及宿娼，檢查夷人是否攜帶違禁貨物。按照“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律規定，這種行為應該是杖一百；按照“官員宿娼”條規定，該行為是杖六十，這里則是枷號示眾。禮、兵二部各委官查驗夷人夾帶違禁貨物，若有則不予以放行。

枷號示眾不是律內規定的刑罰，在例內所規定的枷號，有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半年之別，特旨有一年、三年、永遠枷號之別。枷號是司法者可以自主裁定的刑罰，朝廷對此管控并不嚴格，地方官也往往將枷號靈活運用，除了將人犯在城門、鬧市等處枷號之外，有時還押解枷號人犯在所屬鄉鎮游街示眾，其意在以儆效尤。

經皇帝批準，以中央各部院的名義頒發的榜文，是在全國通行的，也就具有法律效力。榜文中有“榜示”與“榜諭”之分，“榜示在宣布治罪方針時，具有雷厲風行的效用，有先兵后禮的寓意，法律的效力比較強。榜諭則主要在于勸誡，有先禮后兵的意味，如果不聽勸誡，其法律效力也高于一般律例的規定”(30)。榜文具有時效性、靈活性、專門性、應變性、雷厲風行等特點，也是明王朝經常采用的方式。其時效性在于榜文難以持久實行。靈活性在于可以應對各種新情況及突發事件。專門性在于針對某事、某地區、某部門提出具體處置方針，以明確工作重點。應變性在于針對具體事宜，既不破壞固有的法律與制度，也能夠順應當時的局勢。雷厲風行是指各級官府必須對榜文頒行予以關注，因為這既是朝廷考察的重點，也是各官員顯示自己能力的機會，只是難以持久。

三、地方官榜文頒行與罪名

明代地方官上任伊始，頒布告示禁約成為慣例。“就其內容與功能而言，大體可分兩類：一是以告諭、教化為宗旨。內容是指陳時弊，申明綱常禮教和治國之道，意在使人知所警覺，趨善避惡。二是重申國家法律各公布地方官府制定的政令、法令，要求臣民一體遵守。”(31)現代則稱之為地方立法，認為“明代地方立法出現了繁榮的局面，法律形式更加多元化，立法數量也遠遠超過前朝。特別是明代中后期，地方立法活動空前活躍。當時，除省、府、州、縣各級長官發布了告示、禁約、條例、則例等形式，頒布地方性法規”(32)。這種統而論之，稱之為“地方性法規”，似有不妥。條例、則例可以算是法規，因為其持久實行；而告示、禁約則只是“一時權宜”，該長官離任便無效了，故應有所區別。

有明一代，督、撫、按、分巡、分守、兵備、知府、知州、知縣等上任伊始頒布告示乃是慣例，除了約束下屬之外，還涉及地方各種事務。有關“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方面的告示，主要是由沿邊及沿海的地方官頒行。官員等級不同，頒布告示的語氣也不同，申明禁約及處置輕重也各自有異。地方官的禁約告示可以說是多不勝數，即便是“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一事，仔細查找也不下100余通，茲列舉幾通以分析之。

明萬歷初年，海防同知方揚頒布《恤海民示》。按照當時的文職管理體制，省級有總督、巡撫、兵備道(海道)、海防同知、州縣官，分層級管理海防事宜，指揮鎮戍各級武官。典制上沒有明確海防同知的職掌，大概有管理錢糧、調度指揮、監督紀功、規劃善后、管轄彈壓、征收洋稅等職權。(33)該告示具有勸諭性質，先歷陳沿海居民之苦，申明有司官員應該知道民之疾苦，不應該以盜賊而視之，但屬民也應該體諒有司官的苦衷，如果“遠出大洋，外引番夷，內通奸宄，是亦爾民之罪也”，其處置則“繩以律例”。聲稱“凡罪自有司者，吾能禁戒之”(34)，也表明海防同知有督責州縣官的權力。對于犯罪屬民，采取先教后罰的辦法，允許悔過自新，但對于怙惡不悛者，則要按照律例予以治罪，并鼓勵屬民首報。從告示內容及處置手段來看，試圖將此類違禁下海的屬民納入自己的權限范圍，不到萬不得已，不按照律例裁斷，即便是按照律例裁斷，也要控制在杖一百以下，納入自理案件范疇。應該說這是人微言輕，因為職權有限，不可能以嚴懲之言要挾之，只得以好言好語勸誡之。這是地方官頒布禁約告示的慣例，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畢竟有多頭領導監督，一旦有越權行為，其官職難保。

萬歷年間貴州巡撫江東之《申嚴禁約文告》，涉及私出外境禁例，在申嚴禁約的同時，“無官給批照”者驅逐，“恃刁強過”者“擒拿解道究遣”，當該官吏及守把人員“軍法從重處決”。(35)《問刑條例》有禁止漢人潛住苗寨治罪之條，但前提是“引惹邊釁”“教誘為亂”，最重處罰是發邊衛永遠充軍。文告申明輕則充軍，重則斬首。在申明禁例之后，就是勸諭，不讓漢人深入苗地。然后列舉一個漢人與苗人因買賣牛只而產生糾紛的案例，以至于苗民闔族索討，險些造成民族沖突。基于此事，申明禁約，乃是律例規定的處罰，而“軍法從重處決”，乃是巡撫的便宜權，因為有朝廷授予的“王命旗牌”，按照授權，凡是五品以下，不是正官，都可以先行正法。值得注意的是，告示中講“官給批照”之事，也就是說出境及下海者有官府的批照就屬于合法的。告示雖然講“朦蔽官府”，畢竟是民商可以向官府申請批照，官貪吏污橫行，有權有勢、財大氣粗的“勢豪”領取批照是很容易的事，也難怪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之事總是被“勢豪”把持。

明崇禎年間，因淫雨連綿，米價昂貴，商船不至，南京戶部主管北新關主事堵胤錫頒行《天開河嚴禁示》，意在招商。因越海走船之商偷稅漏稅，故申明巡司官兵拿獲給賞，縱放者提究參處。告示自稱“本部”，并不是戶部正官。堵胤錫以戶部主事主管北新關，等于是戶部差官，所征之稅也直接交戶部，在地方稱為欽差。該告示率先申明免去“羨銀”百兩，應該是不多的。所謂的“羨銀”是征稅時的附加稅，這里講“一六”，乃是在正稅的基礎上加收1/6，可以用于辦公及官吏分配。北新關是戶部所屬大關，所收羨銀也很多。如嘉靖時南京戶部尚書王承裕題請鈔關商稅羨銀解京，在任兩年，解送“羨銀至萬八千萬余兩”(36)。可見其免去“羨銀百”，只不過是在糧米稅上減免，并沒有涉及其他物品的稅。告示講到“積棍豪戶”越海走船，逃避商稅之事，官府認定的為非作歹之人為“積棍”，在律例內稱之為“棍徒”“光棍”，一旦確定，最輕處罰是近邊充軍。凡是“勢豪”，律例都有加重處置的規定，但要奏聞請旨，也就是說地方官不能夠決定處罰。告示所申明的獎賞與處罰，都是在律例規定的范圍之內，可見即便是擁有部差身份，也只能依照律例行事，且必須“報部”。涉及違法官員將弁，也只能“參處”(37)。

崇禎年間海南巡海道馬逢皋發布《諭瓊州兵民示》，乃是申明律例內容，但自隆慶以后已經開關，出洋販賣，官給文引。抽稅查貨，各有例可循，硝黃、麻鐵有禁，但不是一切貨物，告示講“禁販硝、黃、麻、鐵一切貨物，以資賊用，及收買新來洋貨，交通外國”，可見地方官對“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律例理解的偏執，對下海出洋采取了完全禁止的辦法。告示講“出洋有犯”“必殺無赦”，乃是通報黃姓總鎮處置。總鎮擁有“王命旗牌”，對這類“交通外國”“喪良奸徒”有專殺權力。因為實行嚴禁政策，也會有因嚴禁而從中漁利、陷害他人者。告示講到“地棍構通營兵”之事，也講到民間傳言之事，則可見在下海出洋方面存在諸多弊端。“奸徒”與“營兵”相勾結，“捏情妄報，希圖索詐，深可痛恨”(38)，既可以訛詐良民，也可以違禁下海。之所以“近年冤濫最多，號呼滿地，蓋因漁船被擄打票，父子兄弟誠有赍銀救贖者。歸未半月，為仇告發，武弁貪功，即訪拿根究，以接濟為名，夸張碇老舵之號，株連船主顧主之人。上臺深知此弊，宛轉求生，然往返解詳，庾死已半”(39)。可見“奸徒”與“武弁”詐害，良民深受其害，一旦被捕入獄，漫長的審理，使他們不是死于法，而是死于獄。告示一般要羅列條款，這里的“云云”，則是省略了條款。稱之為“諭”，與朝廷頒布的“榜諭”相同，先勸而后懲也。告示稱“國法無私”，意即出現告示所云各事，還是要按照律例擬罪，走司法程序，若是“通報”總鎮，就可以軍法從事了，由此可見明代后期司法之一斑。

地方文武官員及士紳百姓等所上條陳、事宜等事，經總督、巡撫、巡按核準，可以通行本省，也就成為省例。如致仕官員唐樞《上督府開市事宜》，開具收稅、夷商泊船、赍貨出海、收稅專官、赍貨定限定地、港口房屋招商、修武備而嚴防哨、設戰船出海巡哨、增設緝私客兵、各項開支來源等九項事宜。(40)這些事宜經督府核準施行，便成為例。明代沒有省例的編纂，但地方官在辦理政務時，也不能夠忽略督、撫、按核準的事宜與條規，因為“撫按權太重，舉劾惟賄是視，而人皆貪墨以奉上司”(41)。督、撫、按能夠決定地方官的命運與官運，故對經他們所核準的事宜與條規必須予以關注，特別是現任督、撫、按，更要唯馬首是瞻。

從地方官頒布的告示、禁約、事宜、條規來看，不同的級別具有不同的效力，且有區域限制。作為府州縣官，他們是“親民”之官，告示禁約的對象當然是下屬之民，而對于百姓，必須曉之以情，喻之以理，威之以法，所以寫得聲情并茂，但核心是以法威之，故多有按例加重的原則，但不敢公然違背律例規定，是以誡諭為主，懲處為輔。作為守、巡、兵備、巡邊、巡海等道官，既可以臨民，又可以臨官，有一定的威勢，故其頒布的告示禁約，官民并及，對文職官以舉劾威之，對武職官則以通報督府脅之，對百姓以依律例重懲嚇之，對兵丁則以軍法從事恫之。督、撫、按號稱方面大員，不但手握彈劾大權，有些還握有“王命旗牌”，領有敕書，擁有一定便宜從事的權力，他們所頒布的告示、禁約、事宜、條規等，多用威脅性語言。較大的便宜權可以將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將(從二品)以下先斬后奏，較小的也可以將兵丁、百姓軍法從事，故此他們所使用的威脅性語言并不只是一種恫嚇。而是可以采取非常處置的。“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罪名最高刑罰是斬刑，有敕書授予便宜權的大員，除五品以上及正官之外，他們有權處置。專殺權與專殺罪原本就界限不清，“專殺權向專殺罪轉化，既是君主不得不授權于臣下的表現，也是君主必須防范臣下專權的體現”(42)。在這種情況下，軍法從事往往成為獲罪的緣由，故此告示、禁約、事宜、條規等聲稱的軍法從事，基本上還是威脅性的語言，能夠按告示所言實施者乃是極少數，也具有很大的風險。如浙江巡撫并提督浙閩海防軍務所言：“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寇之盜尤難。”他就是因海禁事而得罪勢豪，在內外逼迫的情況下仰藥自殺，自此以后，“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43)。告示、禁約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很難發揮實際效用，再加上他們都是有任期的，多則三年，少則一年，更難以發揮持久的效用。

四、余論

君主專制政體要求所有的財富與權力只歸屬于君主一人。“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44)因此，“國家被視為帝王的產業，正如土地、牧畜、房屋等作為小農的‘產業’一樣”(45)。君主專制要求乾綱獨斷，權力牢牢控制在君主的手中，太阿之劍不能倒持，權柄之威不能下移。君主專制的“主要威脅不是外力入侵，而是內部瓦解。因此，維持與重建國內秩序，既是國家的主要考慮，又是其行政力量投付最多的方面”(46)。君主控制官僚，使其相互監督、相互糾參、彼此揭發檢舉，從而將權力盡可能地集中于上，防范內部瓦解，卻帶頭破壞法律，自毀法制，往往難以理喻。為政在人，道出了人治狀態下權大于法的無奈現實。君主專制政體的“首腦人物多是不誠實的人，而要求在下的人全都是善人；首腦人物是騙子，而要求在下的人同意只做受騙的呆子；這是極難能的事”(47)。君主任意“權斷”，曲法、廢法，使法律自身沒有獨立性，僅僅作為工具。在朱元璋看來，“朕所設一應事務，未嘗不穩，一一盡皆的當。其不才臣民百般毀壞，不行依正所行，故意亂政壞法，自取滅亡，往往如此，數百數千矣”(48)。他只看到臣民亂政壞法，自己卻不受政法的約束，甚至全然不顧法律，不但使法律遭到嚴重破壞，而且加大了司法的任意性。君主憑著自己的愛憎任意加刑施恩，是賞、是罰、是獎、是懲，本無定則，更不顧及法律的規定，所作所為矛盾重重，更不能期望能有什么穩定的法律。

官僚政治附隨君主專制而產生，君主賦予官僚權力，依靠官僚實現統治，然而官僚也有自己的利益，大多是“以官爵為性命，以鉆刺為風俗，以賄賂為交際，以囑托為當然，以循情為盛德，以請教為謙厚”(49)。大小官吏們以種種手段欺瞞掩飾，規避法律，鉆法律空當。“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罪名設立初衷是安邦衛國，但在君主專制與官僚政治的蹂躪下，已經很難起到規范作用。“由于法律是君主一時的意志，所以那些替他表示意志的人們就必然也是像君主一樣，突然地表示意志。”(50)朝廷與地方官府頒布的榜文、告示、禁約的效果不能夠高估，特別是“新官到任，騁材逞能，先出告示幾張，嗣出詞狀幾紙，矯說仁言，虛立清規”(51)。更有甚者，榜文、告示、禁約是用來禁人而不禁己：“上官蒞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諭，謂之通行。大率胥曹照襲舊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于參謁有禁，饋送有禁，關結有禁，私訐有禁，常例有禁，送迎有禁，華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職，而下焉者何以令庶民也?”(52)非但不能起到實際效用，反而會使人們產生一種逆反心理。其實，榜文、告示、禁約多，并不能顯示做官者的才能，有時還是一種軟弱無能的表現。謝肇淛云：“每見郡縣吏禁約文告之詞布滿郊野，條陳利病之議連篇累牘，似自以為伯夷之清，龔、黃之才，而不知大貪大拙者伏于其中也。友人王百谷有言：庖之拙者則椒料多，匠之拙者則鉔釘多，官之拙者則文告多。有味，其言之矣。”(53)更何況告示往往是套語連連，“諭紳士者少，諭百姓者多。百姓類不省文義，長篇累牘，不終誦而倦矣”(54)。大多數情況是榜文、告示、禁約僅僅在衙門前影壁，或城門口張貼，其影響力原本就不大，遑論實施了。

當政治腐朽、吏治敗壞時，大小官吏安心政務者少，而謀個人私利者多，“然亦有貪黷害政者，有巧飾詐偽以邀名譽者，有懵然不知民情委法令于胥吏者，有暗懦不能制豪猾使良善無所區別者，有嚴峻刑罰視人命如草芥者”(55)。地方官“誠心體國者不乏，茍且塞責者較多”(56)。“今有司以姑息而獵名，監司以寬大為得體，上下廢弛。”(57)官場風氣敗壞，以至于“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敝”(58)。法律成為具文，也導致整個法律體系的崩潰，不但帶來很惡劣的政治影響，而且直接影響到社會治理。

具有很大隨意性和可變性特點的人治政治，導致難以法律進行懲處。就“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罪名而言，其概念含混，具有伸縮性，在人治的條件下，也就成為皇帝與官僚“表示意志”的借口。如明正統年間，鎮守大同太監郭敬，“遞年多造鋼鐵箭頭，用甕盛之，以遺瓦剌使臣，也先每歲用良馬等物賂(王)振及(郭)敬以報之”。這是明顯的資敵與通敵，按照“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律例規定，應該予以重處，但在王振專權之時，群臣無人敢提及，皇帝因為寵信，即便是得知也會置之不理。直到正統帝被瓦剌俘虜，景泰帝即位，群臣才追究此事，要將郭敬凌遲處死，而景泰帝礙于正統帝的面子，只能夠“固禁之”(59)。正統帝復辟以后，郭敬被釋放，依然得到重用。再如，明末廣東香山縣接濟澳夷，乃是各官以此為利，以至于香山縣是接濟的驛遞，駐軍參將是接濟的領袖，市舶司是接濟的窩家。以香山縣而言，“香山之設有抽盤科，每船出入必抽丈盤驗，所以嚴稽核也。今且免盤矣。不肖縣官甚至借此以飽蹊壑，而更撥防守之兵船為之搬運矣”。以駐軍參將而言，“香山之設參府，漢夷雜處，待以彈壓，所以重防守也。各縣船艇出入海上經其地者，俱得過而問焉。而今日亡賴奸徒，參府給一小票，便執為護身符錄，往來無忌矣”。以市舶司而言，“止衡量物價貴賤多少，報稅足餉而已，接濟之事原非其所應問也”。在巡撫看來，“該澳接濟皆起于兩官、參將、舶司之貪昧”；在巡按看來，“市舶為瀕海貪泉，業垢集污，人人言之，而卒未有能救之”(60)。他們所言是實，卻不能夠用心整治，想必也涉及自身的利益，也無怪乎那時在兩廣為官者都能夠暴富，因為那時“無官不賈，且又無賈而不官，民畏官亦復畏賈。畏官者，以其官而賈也。畏賈者，以其賈而官，于是而民之死于官之賈者十之三，死于賈之官者十之七矣”(61)。這就是明末廣東的現實寫照，無官不經商，無商沒有官府為后臺，走私、販私、容私、行私，奸商與官府同流合污，再嚴厲的緝私法律也會成為具文。君主專制政體長期實行的是人治，缺乏健全的法制，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無論是君主還是臣僚，往往凌駕于法律之上，并且成為主導法律的關鍵。建立在以家天下計基礎上的君主專制政體，不能夠改變以私家權益計而入仕的事實，更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官僚政治的弊端。統治者制定的法律，往往出于政治考量、個人好惡、親疏遠近、案情變化而率先破壞法律，使法律喪失其應有的尊嚴。官僚依托政治關系網破壞法制，吏治日漸腐敗、腐朽、敗壞。國內外各種矛盾日益激化，官官相護之積習牢不可破，他們不僅破壞法律，更導致人們再也無法崇尚法律、信服法律、敬畏法律。